與其堵住企業讓利消費者的口子，不如推動“人價”的合理回升

接著昨天文章的話題往下聊一聊。

今年2月，《求是》雜志刊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積極推動物價合理回升》。

文章開宗明義：目前的低物價已經不利于經濟良性循環，不利于社會穩定，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定調之后，動作密集落地。

年初，低價機票以“反內卷”名義被叫停，多地公交地鐵票價上調，高鐵部分線路公布票價上漲。

3月起，居民用氣價格陸續上調，水價和污水處理費同步調整。

入夏后，部分省份峰谷電價差進一步拉大。

到了6月，電商平臺的百億補貼被逐字審查，外賣平臺被要求不得以長期大額補貼擾亂市場秩序。

從出行到居家，從公用事業到平臺經濟，方向是一致的。

方向明確了，那路徑呢？

文章提出了應對措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赤字、降準降息、穩定房地產、優化供給。

這些措施有一個共同特征：幾乎全部圍繞供給端和宏觀調控層面展開。

不是說這些措施不重要。

但它們和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之間，隔著太長的傳導鏈條。

擴大赤字要經過項目審批、資金撥付、工程開工、招工、發薪，每一環都有損耗。

降準降息要經過銀行信貸審批、企業借款意愿、企業擴張決策——在需求不足的環境下，降息未必能有效刺激借貸。

它們見效太慢。

這些措施的共同邏輯是：從供給端發力，然后等待好處一層層滲透到居民端。

而滲透的過程，就是損耗的過程。

這里有一個核心選擇題：補貼生產端，還是補貼消費端？

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處于供給不足的階段，因此形成了補貼企業、刺激生產的路徑依賴。

即便是“家電下鄉”這類看似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政策，核心操作也仍然是圍繞企業目錄和退稅展開的。

政策善意習慣性地停留在企業這一層，然后期待企業能將這份“雨露”傳遞給員工和消費者。

但現在的問題不是供給不足，是消費不足。

工具還是那套工具，問題已經換了。

最近給電商促銷降溫、給外賣補貼踩剎車，本質上也是在供給端做文章。

初衷是希望價格回升，讓企業有利潤，然后理論上企業可以給員工漲工資，員工漲了工資就有消費能力，循環就此打破。

但這個傳導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時間差。

價格漲了，消費者馬上就能感受到。外賣貴了五塊，今晚就少點一單。

但企業會不會漲工資？會不會先用于還債、先給股東分紅、先留作利潤？從價格回到工資，這個傳導既沒有機制保障，也沒有時間表。

第二個是錯位。

消費者和勞動者是同一批人。當價格漲了但工資還沒漲，這個群體的實際購買力是下降的，不是上升的。

用壓縮消費端來等待供給端的改善，邏輯上跑得通，但順序上會讓處于最緊平衡狀態的人先承受壓力。

5月社零轉負至-0.6%，核心CPI回落到1.1%，消費者已經在用行動說話了。

那么有沒有另一條路？

或許可能大概好像有一個更直接的方式：嚴格執行勞動法，有效降低工作時間，切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核心邏輯是當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減少，他們就有更多閑暇時間——而閑暇時間是消費的前提。

一個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的人，沒有時間花錢，也沒有心情花錢。

他去拼好飯不是因為喜歡，是因為累到不想做飯。

當勞動者有了休息時間，消費場景就會自然增加。

另一方面，當勞動力價格提高——無論是通過最低工資標準上調，還是通過嚴格執法讓加班和拖欠工資的成本上升——企業的用工成本就會上升。

這會從供給端推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但區別在于，勞動者的收入在價格上升之前或者同步上升，他們不是被漲價擠壓，而是用更高的收入去匹配更高的價格。

順序對了，循環的方向才對。

從宏觀上看，工資上升推高成本，成本推高價格，價格上升讓企業有更健康的利潤空間，利潤空間支撐工資繼續上升——這才是正向通脹螺旋，而不是靠堵住降價來被動托價。

當然，這樣做的代價也有。

一部分利潤率極低、長期依賴低人力成本維持的企業會出清。

但這些企業本質上不是在靠經營能力生存，而是在靠勞動力價格洼地生存。

這種模式在今天這個階段，能提供的就業質量和收入增長空間已經很有限了。

與其讓它們繼續壓著工資底線運轉，不如讓勞動力流向更有支付能力的企業和行業。

守住個體的工作邊界——誰不尊重勞動法，那就用法律手段讓其付出代價。

這不是干預市場，是推動人價合理回升。

勞動力的價格應該反映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被系統性地壓低以補貼另一端。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這條路徑沒有被選擇？

因為它需要動的是存量的利益分配格局。

補貼企業，受益方集中，效果可見，執行路徑成熟。

補貼勞動者，不管是提高最低工資，還是直接減稅，還是嚴格執行勞動法——受益方分散，阻力分散，短期效果不如修一條路立竿見影。

在過去供給不足的時代，補貼企業能迅速轉化為產能，產能就是政績。

現在需要補貼消費端的時候，工具箱里缺趁手的東西，

不是因為不知道怎么干，是因為過去的成功養成了慣性，而慣性不太容易改變。

政策工具箱里直接觸達居民的手段并不多。

發錢有爭議，減稅有門檻，提高最低工資要考慮企業承受力。

但“堵住企業讓利消費者的口子”這件事做起來卻異常順手——不需要增加財政支出，不需要觸碰勞動執法難題，只需要一紙文件。

這也是一種路徑依賴：選擇阻力最小的那條路，而阻力最小的路，往往通向最沒有議價權的群體。

推動物價合理回升這個目標本身沒有錯。

但路徑選擇決定了誰先承擔代價，誰先獲得收益。

現在的路徑，是消費者先承擔了價格上升的壓力，然后等企業利潤修復后“期待”工資跟上來。

另一條路徑，是先把勞動者的工資托上來，用收入增長來拉動消費、推高價格、形成良性循環。

兩條路的終點可能一樣，但沿途冷暖完全不同。

最根本的命題還是收入。

反內卷也好，穩價也罷，任何不觸及勞動力價格修復的措施，本質上都只是在調整價格信號的表面，沒有改變分配的結構。

而分配這件事，靠堵住降價是解決不了的。

它需要的是讓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中就拿到更多。

這比約談平臺、審查補貼、叫停低價機票都更難。

但難的事情繞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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