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阿富汗背后的殘酷真相：勃列日涅夫本意反對，卻遭下屬架空

蘇聯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長期以來被視為勃列日涅夫生涯最大的敗筆之一，是他好大喜功的本性與晚年決策水平趨于平庸的表現。然而筆者最近從中G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權威史料中卻讀到了截然相反的觀點。

事實上，出兵阿富汗是某些利益集團繞過最高領導人所做的決定，彼時勃列日涅夫病得厲害，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若非如此，這場戰(zhàn)爭很可能打不起來，歷史也將改寫。

事情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需從多方面入手。

首先，為什么哪怕歷史重演一萬次，蘇聯也一定要打阿富汗？

簡而言之，當時阿富汗爆發(fā)政變，民族主義者阿明取代親蘇政權。該國緊貼蘇聯南部的中亞五國，可謂是蘇聯的“南大門”。一旦阿富汗落入伊斯蘭武裝手中，整個中亞地區(qū)失去掌控，到時極端宗教與反蘇思潮會向蘇聯境內滲透，后者本土安全將受到威脅。

其次，上世紀7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發(fā)展陷入停滯，國內問題開始凸顯，這時候來一場對外戰(zhàn)爭不但可以轉移矛盾，若以酣暢淋漓的勝利收尾，民眾將會重拾國家自豪感和和政府的信心。

另外，相對鮮為人知的是，軍方強硬派的野心可不只是小小的阿富汗。

值得注意的是，彼時蘇聯內部存在一種看法：阿富汗根本不具備進行蘇維埃革命的土壤，強扭的瓜不甜，強行扶持親蘇政權根本就是得不償失。

“我們只能用刺刀來挽救革命，但這對我們而言是完全不允許的。”安德羅波夫一語道破。

然而一些眼光超前的蘇軍戰(zhàn)略家們從這場戰(zhàn)爭背后看到了巨大的隱藏價值，他們將其寫在了初版方案中。

親手擬定整套作戰(zhàn)方案的第一副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大將提出不但要拿下阿富汗，還應主動肅清其周邊的反蘇勢力，確保阿富汗的親蘇政權穩(wěn)固；此外，蘇聯應進一步分裂巴基斯坦，向南擴張，直到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一個親蘇國家，相當于打通了本土到印度洋出海口的通道，如此一來將滿盤皆活。

據總參謀部估計，這套計劃需要一次性投入20萬精銳部隊，后續(xù)投入更是天價，但換來的回報也無可估量。

當總參謀長奧爾加科夫元帥將方案呈給勃列日涅夫時，后者驚訝得長久說不出話來。他本以為一切就如當初攛掇他下令出兵的那些人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場小規(guī)模的“斬首行動”，最多一個月，用個三五萬人便能確保勝利。如果真要掏空家底打這么一場大戰(zhàn)，他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這個問題背后，很大一個原因是勃列日涅夫有關自己“人設”的盤算。

在這兒我們不得不簡單說一下他的外交態(tài)度。

別看勃列日涅夫對自家兄弟下手狠，乃至形成了頗具非議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可在國際社會上，他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早在二戰(zhàn)結束后，斯大林那一代領導人就做過與西方陣營和平發(fā)展的嘗試。赫魯曉夫上臺后更是主動“化冰”，頻繁與美西方接觸，試圖找到解決一切爭端的辦法。

在這個方向上，勃列日涅夫則是更進一步，引用資料中的原話：“他想創(chuàng)造條件，讓美蘇之間的戰(zhàn)爭變得不可思議。”于是在與西方陣營的交鋒中，他總是擺出一副“有事好商量”的姿態(tài)，甚至為達成外交目的，甘愿在一些問題上做出妥協。

不過不要誤會，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什么“和平大使”，他起初只是想為抹平與對手的差距爭取時間。可當西方報刊將他塑造成“和平創(chuàng)造者”，甚至稱之為“一位大政治活動家”時，勃列日涅夫內心極度欣喜，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自詡為“負有保衛(wèi)和平之責的唯一蘇聯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的不希望任何一場戰(zhàn)爭破壞他努力孕育的“心愛的外交產兒”，但這也使他在生涯后期與一部分勢力間的裂隙越來越大，早已貌合神離。

1975年，勃列日涅夫發(fā)生大面積心肌梗死，心肺功能暴跌，半邊身子乏力，口齒不清；次年又出現臨床瀕死狀態(tài)，此后工作時長大幅縮短，安眠藥成癮。蘇聯高層討論出兵阿富汗問題時，他已經病入膏肓，完全沒有掌控局面的能力。

當時國家的軍政大權實際上掌握在三個人手中，他們分別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因為三人常常在克里姆林宮內勃列日涅夫辦公室旁的一間胡桃木房間秘密商討，他們也因此被稱作“胡桃三駕馬車”。

最初三人并不都是鷹派，包括在對待出兵阿富汗的問題上也有分歧。

毫無疑問，作為軍方代表的烏斯季諾夫是力主出兵的；出于國內外局勢考慮，安德羅波夫也贊成動武。葛羅米柯則希望在國際社會上承擔更大的戲份，因此主張以外交武器為主，相對而言屬于“緩和派”。

然而隨著勃列日涅夫的身體狀態(tài)每況日下，隨時都有去世的可能，葛羅米柯深知“一位強硬的領袖”是蘇聯政壇一直以來的訴求，“和平條件下在高層中很難贏得尊重”，因而立馬轉變立場，三人終于在阿富汗問題上達成一致。

根據文獻：“出兵的決定是在一個極為狹小的范圍內通過的。”也就是說，它是一小撮人繞過正規(guī)程序擅自做出的決策。不過在由契爾年科手書的備忘錄中，他們把勃列日涅夫也列為了自己的“同伙”。

“1979年12月26日（在別墅，出席的有勃列日涅夫、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契爾年科等同志）由烏斯季諾夫、葛羅米柯、安德羅波夫等同志報告貫徹執(zhí)行No Ⅱ176/125號決議……勃列日涅夫同志表達一系列愿望，同時同意同志們所制定的近期行動計劃……”

當時有很多人完全蒙在鼓里，戰(zhàn)爭發(fā)生后大感意外，連忙質問自己的領導：為什么要出兵？是想和美國大吵大鬧嗎？

有意思的是，當蘇軍“速戰(zhàn)速決”的目的未能實現，眼瞅著這場行動被拖成持久戰(zhàn)時，美國比蘇聯還要著急——他們害怕蘇聯人打急眼，狗急跳墻將戰(zhàn)爭擴大，引起難以收場的結果。

美國方面曾不止一次嘗試與莫斯科接觸，希望能夠勸對方停止這場戰(zhàn)爭。例如里根總統(tǒng)曾在1981年4月給勃列日涅夫寫了封信，那叫一個情真意切，回顧了他們的初次見面，彼此握著對方的手表達了對和平世界的憧憬。

“難道我們不應當盡力排除妨礙我們兩國人民實現這些簡單目標的種種障礙嗎？”

里根或許會納悶，過去那個好說話的“老好人”哪兒去了？他并不知道，當時勃列日涅夫根本沒有精力過問政事，他已是風燭殘年，白天一大半的時間都陷入昏睡，每天要吃一大堆安眠藥才能在晚上勉強睡個好覺。

同時期發(fā)生的一件事，足以說明當時蘇聯政壇的真正面目。

1981年，蘇聯列裝了PCⅡ-10“先鋒”型車載二級中程彈道導彈，該型武器直接打破了歐洲力量的平衡，引起了西歐國家普遍的憤怒和恐慌。

有人寫道：“這在莫斯科爆發(fā)了一場狂歡——瞧我們多么強大，刺痛了美國和北約！”

美國方面則與蘇聯展開談判。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指示，“部署新導彈之事已經凍結”，西方陣營為此感到歡欣鼓舞。里根則趁機提出了一個“方向性的解決辦法”，那就是蘇聯撤除剛剛部署的“先鋒”導彈，美國則不會再部署更多的“潘興”和“戰(zhàn)斧”導彈。

沒有任何遲疑，蘇軍代表憤怒地拒絕了該提議，此時已經成為總參謀長的阿赫羅梅耶夫給外交官克維欽斯基打了個招呼：不但“先鋒”導彈的數量依舊會增加，我們還打算裝備數百枚射程較近的戰(zhàn)役戰(zhàn)術導彈。

克維欽斯基大吃一驚：最高領導人不是說該問題已經凍結了嗎？

阿赫羅梅耶夫則不屑地說：“今天您可以說是，明天也可以說不……”他拿出一張地圖，上面密密麻麻標注了900多處目標。元帥說，保險起見，我們應當每個目標都用幾枚核彈頭瞄準。

結果，這次談判沒能達成任何結果，美蘇又開始了新一輪戰(zhàn)備競賽。

由此可見，生涯晚期的勃列日涅夫惡病纏身，完全失去了對國家的掌控能力。他本人成了任由實權人物操控的“傀儡”，而這個國家的政治、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實際已完全服務于國防部和軍工聯合體的部門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