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動智庫 | 美空軍“協同作戰飛機”（CCA）增量1進入量產階段的威脅研判及對策思考

美空軍“協同作戰飛機”（CCA）增量1進入量產階段的威脅研判及對策思考

一、事件背景與戰略意圖

2026年6月17日，美國空軍正式授予“協同作戰飛機”（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CCA）項目“增量1”（Increment 1）多項生產與技術開發合同，標志著該項目由原型驗證階段正式轉入批量制造階段。根據合同安排，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General Atomics Aeronautical Systems）生產FQ-42A“暗梅林”（Dark Merlin）無人機，安杜里爾工業公司（Anduril Industries）負責FQ-44A“狂怒”（Fury）無人機的制造。此前，這兩款機型分別以YFQ-42A和YFQ-44A的原型編號進行測試，此次去除“Y”前綴、正式賦予“FQ”作戰戰斗機編號，標志著其從試驗裝備向實戰裝備的身份轉變。這是美國空軍歷史上首批獲得正式作戰戰斗機編號的無人機。

美國空軍在2024年4月首次授予通用原子和安杜里爾生產代表性飛行試驗品合同。此次量產合同的授予比原計劃提前了四個月。合同覆蓋三個生產批次（three lots），但美軍未透露每批次的具體數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合同授予并非簡單延續此前合同，而是對所有五家原始競標企業，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馬丁和諾斯羅普·格魯曼等進行了重新招標（resolicitation）后作出的決定。通用原子和安杜里爾憑借滿足美軍成本與進度要求的能力最終勝出。

與此同時，美國空軍還向安杜里爾、通用原子、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柯林斯宇航（RTX Collins Aerospace）和Shield AI等六家企業授予任務自主軟件合同，建立了為期六年的基準合同池。其中，安杜里爾、柯林斯宇航和Shield AI率先進入兩個六個月的正面競標階段，美空軍計劃在2027年夏季前確定增量1的主要任務自主供應商。安杜里爾是唯一同時獲得飛行平臺和任務自主軟件兩方面合同的企業。

美國空軍首次引入“軟件與平臺分離采購”模式，即所謂“軟件單獨出售”（software sold separately）策略。該模式采用自主性政府參考架構（Autonomy Government Reference Architecture, A-GRA），這是一種模塊化開放系統方法（MOSA），將任務自主軟件與飛機平臺解耦，使空軍無需重新設計機身即可跨多個平臺整合和升級軟件。正如美國空軍部長特洛伊·梅因克所言：“通過從競爭性選擇快速進入全規模制造，我們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能夠部署高度可信且具備實戰能力的半自主系統，以保持對'步伐挑戰'（指中國）的領先”。空軍參謀長肯·威爾斯巴赫上將稱：“協同作戰飛機改變了我們在高度對抗環境中投射力量和生成大規模作戰能力的方式”。

從戰略意圖審視，此次CCA增量1進入量產并非孤立的技術決策，而是美軍應對“大國競爭”背景下空中力量體系轉型的關鍵一環。美國空軍計劃在本十年末前采購超過150架具備實戰能力的CCA，長期目標則約為1000架。美空軍已為2027財年申請近10億美元的采購資金。這一決策背后，是美國空軍面臨近300架戰斗機編制缺口的現實壓力，以及傳統有人機平臺成本持續攀升的困境，CCA單價控制在3000萬美元以內，約為F-35A的三分之一。

二、威脅研判

CCA增量1進入量產階段，是美空軍正在從“有人駕駛戰斗機為核心”的空中力量結構，向“有人-無人混合編隊”的新形態加速轉型，絕非單純的裝備更新，而是美國作戰體系、采辦制度乃至戰略文化等空中力量作戰體系的深層變革。其威脅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一）作戰概念之變：從“有人為主”到“人機協同”。CCA的核心并非無人機本身，而是“有人-無人協同”的全新作戰概念。CCA被設計為半自主無人作戰飛機，與F-35A、F-22A以及第六代F-47等有人戰斗機編隊飛行，延伸傳感器覆蓋范圍、增加武器載彈量，并承擔原本由飛行員承擔的風險。增量1的CCA作戰半徑為700海里（約805英里），武器配備至少兩枚AIM-120超視距空對空導彈。美軍強調，CCA的核心價值在于“在高度對抗環境中生成必要的作戰大規模”。這意味著，未來空戰不再是單架有人戰機的較量，而是一個有人長機指揮多架自主無人僚機的“空中戰斗群”之間的體系對抗。這種“力量倍增器”效應，將顯著改變空戰的兵力生成方式和交戰規則。

（二）技術路徑之變：從“平臺中心”到“任務中心”。“軟件與平臺分離采購”模式的引入，是此次合同授予中最值得警惕的制度創新。傳統的軍工采購以平臺為中心，新型號研發周期長、成本高、升級難。而美軍此次將任務自主軟件作為獨立能力進行采購和迭代，意味著CCA的“大腦”可以與“軀體”分別進化。通過A-GRA架構，軟件可以在不改變硬件的情況下持續升級，同一套自主軟件可以跨平臺部署。美軍計劃在2027年夏季前確定增量1的主要任務自主供應商。這一模式一旦成熟，將極大加速美軍無人作戰能力的迭代周期，使其能夠以“軟件升級”的速度而非“型號換代”的速度保持技術優勢。

（三）部署態勢之變：從本土試驗到前沿存在。CCA的部署絕不僅限于美國本土。安杜里爾公司明確表示，FQ-44“具備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渡航航程，可在短距跑道起降，作戰半徑顯著超過現有有人戰斗機”。分析指出，未來CCA的運作空域將隨著部署至西太平洋“敏捷戰斗運用”分遣基地、日本西南諸島及菲律賓沿線基地，而遍及西太平洋及整個臺海地區。這意味著，在可能的臺海或南海方向沖突中，美軍將能夠以前沿部署的CCA配合F-35等有人戰機，形成分布式、高密度的空中打擊力量，對我防空體系和海空力量構成直接威脅。

（四）采辦模式之變：從“單一來源”到“持續競爭”。美軍在CCA項目中貫徹了“持續競爭”的采辦理念。增量1的飛行平臺合同并非簡單延續，而是重新向所有五家原始競標企業招標。美空軍戰斗機與先進飛機組合采購執行官蒂莫西·赫爾弗里希上校明確表示：“我們始終設想擁有將多達兩種類型的供應商納入生產的靈活性”，“持續競爭驅動最佳結果”。在軟件方面，六家企業進入為期六年的基準合同池，通過階段性競爭逐步篩選。此外，已有超過20家企業參與增量2的競爭。這種“多供應商、持續競爭”的模式，將有效避免單一供應商鎖定，保持技術活力和成本壓力。

（五）規模效應之變：從“精品路線”到“可消耗設計”。傳統美軍戰機走的是“高性能、高成本、低數量”的精品路線。而CCA的設計理念恰恰相反，其單價控制在3000萬美元以內，追求的是“足夠好、足夠多、可消耗”。安杜里爾公司表示其已為量產做好準備，“在過去兩年中，在飛機研發的同時對生產系統進行了一并的精煉、測試和迭代”，“已在原型機上實施了全速率生產流程和工裝”。通用原子公司同樣表示“制造已經全面展開”。這種“以量取勝”的思路，意味著美軍試圖用數量優勢彌補質量差距，用可消耗的無人平臺消耗對手昂貴的防空導彈和有人戰機。這種“消耗戰”邏輯對任何對手的防空體系都將構成嚴峻考驗。

三、對策思考

面對CCA增量1進入量產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保持戰略清醒，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掉以輕心，而應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戰略主動，做好充分應對準備。

（一）加快我軍AI智能無人作戰力量體系建設。CCA的本質是人工智能賦能下的無人作戰體系。當前，人工智能、自主控制、協同組網等技術正處于爆發式增長期，誰能在這些領域搶占先機，誰就能在未來空戰中贏得主動。我軍應加大對智能無人作戰平臺的研發投入，加快有人-無人協同作戰概念的驗證與實戰化運用。據報道，中國已有多型無人作戰飛機處于研發或作戰試驗階段。應以此為基礎，統籌規劃有人-無人協同作戰體系建設，避免零敲碎打、各自為戰。

（二）構建針對無人集群的體系化防御新能力。CCA的大規模運用，對我防空體系提出了新挑戰——不僅要應對少量高價值有人目標，還要應對大量低成本、可消耗的無人目標。這要求我們構建“分層攔截、體系對抗”的防御思路：在感知層，發展針對小型無人機群的低空探測與識別能力；在攔截層，形成從微波武器、激光武器到傳統防空導彈的多層次攔截手段；在指揮層，建設面向無人集群威脅的智能輔助決策系統，提升戰場態勢感知和快速反應能力。

（三）高度重視賽博空間與電磁頻譜領域對抗。CCA的“大腦”是自主軟件，其“神經”是數據鏈與通信網絡。美軍將軟件與平臺分離，雖提升了升級靈活性，卻也放大了賽博攻擊的潛在威脅面。我們應大力發展針對無人系統自主軟件的賽博攻防能力，研究如何通過電磁干擾、數據鏈欺騙、GPS壓制等手段，切斷CCA與有人長機之間的協同鏈路，使其從“智能僚機”退化為“無頭蒼蠅”。同時，應加強電磁頻譜管控和抗干擾通信能力建設，確保我方的有人-無人協同鏈路在復雜電磁環境中保持暢通。

（四）推動我軍空中力量作戰概念的創新發展。CCA帶來的最大挑戰不是某一型裝備，而是一整套新的作戰概念。正如有分析指出，“對CCA項目最大的威脅不是裝備的失敗，而是相關作戰條令的缺失”。我們必須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研究有人-無人協同空戰的新戰術、新條令、新編成。應充分利用演習演訓和模擬仿真手段，探索我軍的“智能僚機”運用模式，形成適應未來戰場需求的空中作戰理論體系。

（本文為開源文獻，由軍融國動智庫研究人員編譯/寫，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