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南京待不下去了。先是跑到無錫,無錫也亂了,又打報告要去大別山后方醫院“養病”。說是養病,其實是躲風頭。那一年年初他就走了,沒等軍委回復就動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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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別山待了大半年。9月下旬,毛主席凌晨一點讓軍委值班室往南京軍區發指示:“請許世友同志來北京,住中南海。”專機接,電報加注“專機接送”。許世友躺在病床上握著電報紙反復看,說了句“還是主席想著我哩”。
飛機降落南苑機場,接機的不光有中辦的人,還有軍隊要員。許世友被安排住進中南海,是陳老總原來辦公的那棟樓。西邊住著周總理,南邊住著毛主席。住進中南海與其說是安置,不如說是保護。四十多天里,能來看他的人,掰著指頭數,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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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周恩來。許世友到北京之前,周恩來就親自打過電話。許世友將信將疑,聽到周恩來聲音才放心動身。
住進中南海后,周恩來親自安排他的飲食起居,囑咐秘書好好照顧。有一天中午周恩來抽空過來,許世友在午休。秘書想叫醒他,周恩來擺擺手說不用了,讓許司令好好休息,下次再來。許世友醒來聽說這事,把秘書訓了一頓,說再碰到這種情況“你們把我抬起來也得見”。
周恩來去看許世友,不只是領導關心下屬。1967年10月許世友從北京回南京,家里被人抄了,一柜子酒一瓶沒剩。許世友氣得直接撥中南海總機找周恩來。周恩來聽完沒生氣,笑著說:“你丟一瓶,我補兩瓶。”那是總理自己的配額。許世友放下電話心里發酸,罵人的勁兒全沒了。
一個日理萬機的總理,跑去別人宿舍門口站一站、不讓叫醒,走的時候還補一句“下次再來”。這不是客套,是知道那人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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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李先念。當時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和許世友是老戰友,都出身紅四方面軍。許世友當過紅四軍軍長,李先念當過紅三十軍政委。
后來兩人路子不同——許世友在地方當大軍區司令員,一當二十多年;李先念在中央當副總理,也一當二十多年。紅四方面軍出來的將領在那年月處境微妙,但李先念還是去了。他去不需要理由——老戰友三個字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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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是王震。王震和許世友都是開國上將,脾氣像——疾惡如仇,剛正不阿。王震認準的事,誰攔也沒用。
那年代去中南海看一個“避風頭”的人,不是沒有風險的。但王震不在乎這個。他去看許世友,就是去看許世友。后來1985年許世友去世,王震親自到遺體旁宣布了鄧小平批示的七個特殊,許世友得以土葬。王震那會兒已經當過副總理、國家副主席,可他站在許世友棺材前面,還是當年那個敢闖中南海的老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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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是余秋里。余秋里是開國中將,紅二方面軍出身。他和許世友交集不多——一個紅二方面軍,一個紅四方面軍。但余秋里當時在國家計委工作,人在北京,就去了。去了就是去了,沒那么多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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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是陳錫聯。這五個人里,陳錫聯和許世友的關系最特殊——陳錫聯是許世友的老部下。許世友當軍長的時候,陳錫聯是他手下的師長。長征路上一次戰斗,陳錫聯為了掩護許世友腹部中彈,傷勢很重。許世友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陳錫聯抬出長征路。先是陳錫聯救了許世友,后是許世友救了陳錫聯——過命的交情。
周恩來打電話叫許世友來北京,許世友猶豫了一下。電話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他當即決定去北京。那個聲音就是陳錫聯的。許世友坐飛機到北京,陳錫聯親自去機場接。
陳錫聯去看許世友,還干了一件事——站在院子里跟許世友介紹“挨斗的經驗”。他說了兩條:第一,不要發火,任憑怎么罵也不發火,一發火就沖動,一沖動就上當;第二,不要以個人身份回答問題,任憑怎么逼,就說“研究研究再做決定”。許世友聽完哈哈大笑。
一個剛挨過斗的人,跑去教另一個可能也要挨斗的人怎么“挨斗”——這畫面放在今天看有點荒誕,但在1967年,這是真話,是真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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