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菠蘿
王姐生活在成都。她2016年確診乳腺癌,2022年復發轉移到了肺和胸骨。今年是她帶瘤生存整整第十年,生活依然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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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是主動來報名分享自己故事的。在報名表上,她寫的一句話讓我立刻產生了興趣:"我想分享怎么做一個好患者。"
診斷一周,邊上班邊看指南
2016年9月,公司年度體檢。做B超的時候,醫生跟她說了一句話:"看著不好,你別等體檢報告了,直接去醫院看。"
她馬上就去了,倒不是因為緊張,而是因為一年前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剛確診乳腺癌,她對流程并不陌生。當天就去醫院掛號,兩天后就做了穿刺。
"那會兒我還正常上班,誰都不知道。我出差之前去穿的刺,穿完直接出差,家都沒回。"
拿到病理結果,情況不好,是浸潤性乳腺癌,2B期,有一個淋巴結轉移,脈管里也發現了癌栓。還好分型不錯,是激素受體陽性Luminal A型,屬于預后較好的類型。
王姐得知診斷后立馬就進入了解決問題的模式。
她不理解為什么這么多人要把精力和時間錯誤地放在情緒上,反復追問:為什么是我?是不是壓力太大?是不是性格太差?還能活多久?……
“時間太寶貴了,我完全沒想這些問題,這些除了消耗精力,幫不了我。”
在剛診斷的第一周,王姐做了一件在旁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把當年最新版的中國乳腺癌診療指南從頭到尾看了幾遍。
她之所以這么干,是因為自己有一個先天的優勢:她一直在跨國藥企工作,從一線代表一路做到高級產品經理。雖然她不是學醫的,也不做抗癌藥,但她非常清楚怎么跟醫生打交道,以及醫生是怎么根據指南來做醫療決策的。
"我和醫生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了,我知道他們的思維方式。我學指南的目的就一個:能聽懂醫生在說什么。因為我不希望在茫然中祈求上天救我,而是能跟醫生一起快速地搞清楚我的病情。"
和學習指南同時展開的,是尋找全國專業的乳腺癌醫生。同事、客戶、客戶的朋友,她把能用的關系網都鋪開了。她挑選了幾家醫院,帶著檢查報告去尋求治療方案。
就這樣,一周內,她一邊繼續上班,一邊學習,一邊收集治療方案。
她搞明白了自己得了什么病,搞明白了治療選擇,也鎖定了幾個潛在治療團隊。
那一個星期里,她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全家去拍了全家福,自己還拍了一組寫真。
"我想跟我的乳房好好的做個告別,感恩上半輩子的陪伴。"
爭取的不是命,是生活質量
治療的第一步是手術,她本來準備在成都做,但做術前談話時,醫生告訴她:腋窩淋巴結要全清。
但她一年前就從同事那里聽過一句話——"千萬盡量要保腋窩"。她也查了一下,腋窩淋巴結清掃一旦做了,這條胳膊終身不能提重物、不能泡溫泉,還有幾乎不可避免的淋巴水腫。這影響的不是幾天幾個月,是往后幾十年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她向醫生提出了一個請求:能不能在術中做前哨淋巴結活檢,根據活檢結果再決定清不清?
"對于腫瘤怎么切、切多少,我一點意見都沒有,我相信醫生。但對生活質量有影響的事,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
但很遺憾,當年成都醫院的術中活檢并不是常規:“我們沒有時間做這個。手術室太緊張了,病人太多了。"
她很理解,但不想因為這個就放棄保腋窩的機會。
于是,她輾轉聯系到了廣州另一家大醫院的專家。電話打過去,對方的回答讓她看到了希望:"我們不是絕對清掃的。"
聽到這句話,她立刻做了大膽的決定——從成都的醫院立刻出院,當天就去了廣州,第二天早上去找醫生加號。
"我先生留在成都幫我辦出院手續。我下午五點鐘已經上了去廣州的飛機。"
最后她在廣州做了手術。但遺憾的是,術中前哨活檢的結果不好,最終醫生還是按照規范清掃了腋窩的淋巴結。
腋窩沒保住,但她一點都不后悔。
"最終我一定是尊重醫生的決定,醫生做了該做的一切,我也爭取過了,也就踏實了。"
說到生活質量,另一個重要話題是保乳和乳房重建。
這點她也感觸很深,當年對于患者隱私保護不好,手術方案溝通是在一個大房間里,五六個患者坐在圓桌前,每個患者的背后還站著她丈夫的。醫生挨個說治療方案,保乳?還是全切?在這種環境下,說話的通常是男人,而絕大多數男人都很干脆地說:切!全切!保命要緊!
“但切掉了,所有的后果是女的在承受。一個人洗澡的時候心里是難過的。跟男的沒關系,跟你有關系。"
"現在醫學條件和觀念完全可以讓你盡可能保住外在的、社會能接受的狀態。但(保乳和乳房重建)這件事兒,只有女的跟女的說,患者跟患者說才最有說服力。"
手術前她跟醫生提了要求:一定要做乳房重建,廣州的醫生答應了。
從體檢B超查出問題,到廣州做完手術,僅僅用了23天。王姐用一個資深項目經理的效率,處理了自己人生中一次大的危機。
要不要化療?三萬塊做個檢測
手術后需要長期藥物治療,所以她回到了成都,找到了當地一位很好的腫瘤內科醫生。
這時又面臨下一個難題:除了內分泌治療,還要不要加上化療?
從生活質量角度,王姐不希望化療,但醫生的意見出現了分歧:外科醫生覺得可以不化療,內科醫生有點猶豫,但傾向于做化療。
她跟內科醫生說:"您看您也猶豫,說明是可左可右。咱們要不就不化療?"
醫生說,那這樣,你去做一個基因檢測,可以預測復發風險。這個檢測當時剛在中國出現,要把樣品寄到德國去做,費用三萬塊,純自費。
價格很貴,但王姐一聽就立馬說要做。"特別符合我的需求,為了不做化療去做的檢測,我很愿意,馬上就做了。"
結果出來復發風險分數中等,還是可做可不做。醫生再次建議加上化療,這次她不再糾結:"我聽醫生您的。"
王姐的決策方式,和前面清掃腋窩淋巴結的情況一模一樣。
"在治療方案上,我完全信任醫生,我要爭取的是生活質量,最后爭取不到或者檢測結果不支持,我都接受。"
她還做了一件事,我覺得非常厲害。
治療過程中,她每天都在做記錄。每一次見醫生,她都把自己所有的治療反應、癥狀、檢驗結果整理得清清楚楚,用匯報病例的方式和格式交給醫生。
"我特別清楚他們有多忙,我希望他們在我身上花的時間是最高效的。當然也有一點私心:我做得好一點,醫生不就會多關注我一點嗎?"
復發后,她自己組織了一場多學科會診
治療進行得挺順利。手術后五年多,她本來以為已經實現了臨床治愈,但復查的影像出現了讓人不安的信號:肺部有二十多個多發小結節,骨頭也有一個可疑的點。
由于無論肺部還是骨頭上的病灶都無法穿刺,無法準確判斷是不是復發,以及是什么分子亞型,所以治療方案遲遲定不下來。
"那段時間真的很煎熬。你明明知道身體里可能有問題,但沒有人告訴你下一步該怎么辦。"
她需要多學科會診(MDT),但醫院并不支持患者自己發起MDT,于是王姐又做了一次主動的選擇:她帶著所有的影像和病理資料,輪流掛號,快速跑遍了呼吸科、骨科、放射科等,匯總了所有人的建議,然后拿給了腫瘤內科的醫生。
最后得出的意見是:穿刺不現實,因為位置不好:肺上的結節太小太散,骨頭上的位置靠近心臟。綜合判斷,最好的辦法是直接按轉移復發進行全身治療。
用什么藥呢?醫生猶豫了。
醫生和王姐都傾向于繼續按照激素受體陽性腫瘤來治,標準方案是內分泌治療+CDK4/6靶向藥,但這里面有一個風險:因為沒做穿刺,如果按原先的分型用藥,萬一復發腫瘤的分型變了,藥就可能白吃。
看到醫生猶豫,王姐幫醫生打消了顧慮:"我跟醫生說,你們大膽用。做決定的是我,最后承擔后果的也是我。"
幸運的是,治療方案很快就看到了效果。三個月后復查,肺部結節停止了增長,后來骨轉移也達到了緩解。
但代價也不小,"CDK4/6抑制劑的所有副反應,我幾乎全部都有。"
長達幾個月的腹瀉,對血液系統的影響,白細胞、紅細胞、血紅蛋白都在往下掉。更棘手的是,用藥幾個月后,她被確診為慢性腎病,也應該和用藥有關。
但她沒有慌,對于那些副作用,她也用解決問題的態度去面對。
"總會遇到各種副作用。不怨天尤人,想辦法解決就行。我跟醫生配合得很好,我告訴他們我的情況,他們給我想辦法。"
她和主管醫生配合,腹瀉就吃止瀉藥,腎損傷就加上保護腎的藥物。更重要的是,她和醫生一起摸索著藥物減量。她們從標準劑量開始,一步一步往下調,最后找到一個既能控制腫瘤、又不至于讓副作用打垮身體的平衡點。這個劑量沒有現成的指南,以前也沒有人這樣用過。
直到現在,她的方案都沒有再變過。肺上的二十多個小結節還在,但不再長大。骨轉移已經完全看不到了。
現在,王姐不再糾結“癌癥治愈”這個詞,她甚至經常不去想自己是癌癥病人。
"每次檢查結果出來,醫生說還可以再觀察,我就太高興了。又有幾個月不用想這個事。"
不要進患者群
我問她有什么對剛診斷患者的建議,王姐說了一條挺"反主流"的:不要著急進太多患者群。
"群里有很多讓人焦慮的信息——這個人復發了、那個人耐藥了。還有各種各樣缺乏科學依據的建議。那些信息對當時的我來說不是幫助,是干擾。你還沒建立自己的判斷力,就已經被別人的恐懼淹沒了。"
她澄清了一下,說不是否定病友互助的價值,而是在信息最混亂、情緒最脆弱的階段,大家首先需要先把自己的優先級建立起來。
"精力有限。要把你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該做什么檢查、該找哪個醫生、該怎么跟醫生溝通。"
她覺得最好的信息渠道還是指南、文獻、權威公眾號和專科醫生。王姐也是那會兒看到了菠蘿因子。
“你這號挺好,一是我看得懂,二是一看就是專業的。”
我問她,你從來不害怕嗎?
她說其實也害怕,尤其是復發后,每次復查前都跟等著過關一樣。但害怕和做決定是兩回事。
"你可以害怕,但不影響你該干嘛干嘛。"
做一個好患者
十年過去了,她現在對"醫患關系"有了自己的理解。她說,好的醫患關系不是患者完全聽醫生的,也不是醫生什么都遷就患者。而是兩個人站在同一側,一起面對疾病。
首先,患者一定要理解醫生也是人。
"醫生是在從事一份工作的人,你不能把他當神。他會有情緒,會有壓力,有時候脾氣不好也可能發在你身上,你只能包容。但你要相信,沒有一個醫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好。"
然后,患者自己要勇于為結果負責。
她說很多醫患關系緊張,其實就是責任錯位了。有的人遇到要做決定的時候就躲,把該自己承擔的事情全都交給醫生,對他的期望太大了,醫生也會被壓垮。
"關于治療方案的選擇,我和醫生也有爭論,但不管什么時候,我都明確告訴醫生,不會讓她替我承擔任何后果,她就不會因為怕擔責任而不敢跟我說真話。"
她說,一個好患者,不是聽話的患者,是負責任的,愿意跟醫生并肩作戰的患者,并且,還要愿意學習。
做自己生活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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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開始的一段時間,王姐在過去幾年,都是一邊治療一邊正常工作。
去年提前結束了她在藥企三十年的職業生涯。她覺得也挺好,一方面出差太多、作息不規律對身體也不好,另一方面她想嘗試以前沒有機會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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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她一個人跑到歐洲小國馬耳他和南意去待了一個月,不是去旅游,而是報了個語言學校,學英文。
“特別有意思,以前公司花錢讓我學英語我學不好,現在自己掏錢去學得滿分。”
她是那個學校里唯一的中國人。同學歲數從16歲到60歲,來自世界各地,她和大家關系都很好,忙得一個星期也說不上一句中文。
"我就是團寵。"她笑著說。
“為什么只去一個月呢?”我好奇地問。
"一個月剛剛好,太短體驗不了當地文化,太長體力又撐不住。
而且,一個月我就得回去拿藥了。"
她不止旅游,在成都的時候每天也忙得不得了。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各種新鮮事上。她種花、種菜、做圖書館公益講座的主持人、做紅十字急救員、最近還打算去學配音。
她說以前工作雖然也認識很多人,但都在一個圈子,其實挺封閉的,現在她想試試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不管是治療還是生活,沒人能代替你。再親密的家人、再好的醫生,都沒法替你過日子。所以你得做自己生活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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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生命的主角,是生活的主角。生命有太多不可控了,但生活完全在你手上。你做決定,你承擔后果,你享受每一天。”
我問她現在有什么目標。她說想去更多地方旅行:非洲還沒去過,南美也還沒去過。南極北極不確定身體行不行,但也可以試試。
她的旅行計劃都是以一個月為單位的,"一個月以后,剛好回來拿藥。"她笑著說。
祝她夢想成真,早日走遍世界的角落。
致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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