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文革期間的檢討書流落民間，填補特殊年代連環畫史盲點

有一段時期，筆者因為關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原版插圖，而結識了上海收藏大家歸琪先生。

歸琪先生也提供了他收藏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原插圖，大都是在網絡上查找不到的內容，在歸琪先生大力襄助下，筆者介紹了約有三四十種俄文版的插圖，使我們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年的出版盛況有了更為翔實的了解。

在這一過程中，歸琪先生也展示了他的“鎮宅之寶”，這就是當年戴敦邦參與創作的連環畫《智取威虎山》團隊留下的厚厚一包檢討書之類的原始文檔。

當時，筆者因為主要精力放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插圖的發掘上，無暇細品、細賞歸先生的“鎮宅之寶”，最近一段時期，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戴敦邦的畫作這個主題上來，便重新檢拾起了歸琪先生展示過的那一堆看起來屬于故紙堆里的舊物、但其中卻蘊含著驚人的文化秘訊的文檔材料。

《智取威虎山》連環畫1970年5月出版，是當時第一本樣板戲連環畫。作者欄署名為：文匯報《智取威虎山》連環畫創作組編繪。

2010年，連環畫出版社重版了這一本連環畫，作者欄沒有變動，仍然是：文匯報《智取威虎山》連環畫創作組編繪。（2001年上海人美的精百系列中收此書時，也保持了原樣的署名方式）。

有意思的是，連環畫出版社好像對《智取威虎山》連環畫情有獨鐘，2012年4月，又重版了遼寧新華書店1971年5月的版本，繪者署名為：溫崇圣、顧蓮塘、馮建辛、王義勝。

乍一看，這一套連環畫與上海版的《智取威虎山》幾乎如出一轍，甚至會誤認為會不會把繪者名署錯了。

但是稍稍對比一下相應的圖幅，還是能夠看出細微的差別（上為遼寧版，下為文匯報版）。

很難說這兩本不同繪者創作的連環畫，哪一本繪功更強一點，只是兩本連環畫，都完美地復刻了京劇版里的人物動作與形象，因為有一個共有的源頭，所以兩版連環畫看起來難分彼此。

從時間線上來說，上海《文匯報》版要早問世整整一年。但遺憾的是，在連環畫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里，沒有注明繪者是誰。

這里要肯定一下“大可堂”的版本。2001年，標明“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策劃、中國致公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戲劇連環畫”，搜全了八部樣板戲連環畫，并成一盒，集束推出。這個版本的好處，就是將八本連環畫的繪者均一一考證落實。

大可堂版《智取威虎山》連環畫作者欄內注明了繪者：戴敦邦、劉旦宅、張楚良。

三名創作者中，戴敦邦、劉旦宅大家比較熟悉，張楚良少有人知。

資料顯示，張楚良 1933年11月26日生，浙江海寧人。主任編輯，攝影美術部主任。1954年畢業于華東藝術專科學校繪畫科。專長速寫、插圖、版畫，后從事美術編輯。他的妻子吳云芳，在《喬老爺上轎》《枯木逢春》等多部影片中演過角色

張楚良作品

參與創作《智取威虎山》連環畫之時，張楚良在《文匯報》工作，可以視著代表報社一方參與創作。

但大可堂重版的文匯報版《智取威虎山》連環畫中，漏掉了一位繪者，這就是鄧泰和。

鄧泰和是代表工人身份的創作者，后來鄧泰和去了美國。

鄧泰和創作的連環畫

我們在文革期間的《朝霞》雜志里，可以看到鄧泰和繪制的眾多插圖，雖然他是工人身份出身，但是畫技還是可圈可點的，可以說與施大畏一樣，都是從生產第一線，憑著真才實學走到美術隊伍中來的。

文匯報《智取威虎山》連環畫的繪者分工，據歸琪先生介紹：

張楚良繪制封面畫，戴敦邦鉛筆稿，劉旦宅毛筆勾線，鄧泰和補景。

戴敦邦作為這一團隊中唯一看過原戲的人，對《智取威虎山》連環畫的創作起到很關鍵的作用。

這里，我們回溯一下戴敦邦在文革中的經歷。

文革開始的時候，戴敦邦在《兒童時代》社擔任美術編輯，1967年，少兒出版社和《兒童時代》社受當時“市革會”的指示，合辦一張《紅小兵報》，這是當時唯一的一張少兒報。《兒童時代》已經停刊，失去基地的戴敦邦便調進了《紅小兵報》，擔任美術編輯。

在報社工作的戴敦邦，根據當時樣板戲炙手可熱的態勢，繪制了一套《智取威虎山》場景圖，一場一幅，共計十一幅，刊登在《紅小兵報》1968年2月12日的第四版上。

之后，他又繪制了同等規格的《海港》和《沙家浜》。

《沙家浜》

不久，戴敦邦將這些配圖增飾畫面，使整個故事線條更絲滑一點，形成了一套較為連貫的套圖，與嗷嗷待哺的上海幻燈片廠一拍即合，這些作品便制成幻燈片，出版發行，有了更大的影響。

影響輻射，引起了《文匯報》的注意，于是就有了戴敦邦加盟到文匯報組織的《智取威虎山》連環畫創作團隊的經歷。

在文匯報提供的一間小屋中，戴敦邦繪制了近兩百幅小草圖，報社又請來了劉旦宅勾線，將草圖放大，繪制成正稿。不久，又增加了鄧泰和，以適應當時“三結合”創作結構的大勢所趨。

而導致日后戴敦邦、劉旦宅寫出檢討書的由頭，我們可以在戴敦邦的回憶文章中看出來龍去脈：

——據此為防止異端思想，《文匯報》社為了加強創作組的政治思想工作，特意調來了上海空四軍的一名美術干部——李偉信。其實，他對連環畫創作一竅不通，而且當年他身負特殊任務，不日便要往返于京滬兩地，故極少參與創作。整個繪制過程中，他僅放大了一張楊子榮半身特寫的草圖。——

李偉信后來的去向，比任何一本連環畫描述的故事都具有戲劇性。

據王新全、徐鵬堂主編《1971年的故事》（ 2005年版）中記載，1971年的時候，李偉信與周宇馳、于新野在事情敗落之后，相約開槍自盡：

——于是三人站起來，面向西方，槍口同時指向自己的太陽穴。周宇馳喊：“一二三。”三支手槍同時扣了扳機，周、于兩人應聲倒地，李偉信卻朝天放了一槍，他看了一眼兩具尸體，收起了槍，用上衣裹好，狼狽地走出玉米地，向民兵投降了。——

在1970年的時候，李偉信加盟進《智取威虎山》創作組，足見這本連環畫受到重視的程度。但是李偉信還有更急的事情去參與，哪里有心事去從事定下心來才能一筆一筆繪成的連環畫創作啊。

不過，從歸琪先生收藏的資料來看，李偉信還是在宏觀上提出了非常詳細的意見，對每一幅圖幅的構圖，都不惜畫出圖樣，標出動態，可以看出，只要得暇，他還是盡了一點心的。

在這個硬湊起來的合作團隊的通力協作下，《智取威虎山》連環畫，一幅幅地生產出來，積少成多，逐漸成形，象模象樣了。因為是《文匯報》組織的作品，近水樓臺先得月，先定稿的一批，便送交《文匯報》刊載。

第一部分《智取威虎山》連環畫發表在1970年2月6日的《文匯報》上，之后畫一批發表一批，一直到4月29日全部刊載完。

連載結束，又合訂出版，很快在5月份，《智取威虎山》（征求意見稿）便以初稿的形式面世，同時，交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組正式出版。

1970年8月5日《人民日報》上，刊載了署名為“上海國棉三十廠工人寫作組洪山石”的文章“奮起彩筆繪英雄——贊《智取威虎山》連環畫”，足見《智取威虎山》連環畫在當時得到了非常之高的評價。

然而，隨著九一三事件的爆發，李偉信參與到《智取威虎山》連環畫創作中來，便帶來了后續的麻煩，這就是我們在歸琪先生收藏藏品的文件袋上潦草地寫著“專案組”的原因。

戴敦邦、劉旦宅等卷入其中的繪者，也在劫難逃，不得不寫下檢討書以度過審查關。

這些記載著特殊年代的連環畫背后的波譎云詭風云的專案組的檔案包括“工作日記”多年來一直秘不示人，深藏在《文匯報》的某一個無人問津的旮旯里，被人們徹底地遺忘。

1997年《文匯報社》搬家，這一堆著旮旯里的廢紙堆，被當成垃圾按斤處理，流散到民間。

歸琪先生當時在文廟發現了這一批資料后，以3仟元購得，這個價格在當時來說，可以說是沉甸甸的，據歸先生介紹，當時他月工資也就350元左右，現在看來，這一本本檔案已經超越了用金錢來掂量它的價值的地步，因為在每一個紙片上，都深藏著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歷史風云斷片。

事過境遷，當年的參與者也能以平和的態度，來回看那一段濤走云飛的時段，對那段歲月里如坐針氈、飽受煎熬的“冰泉冷澀弦凝絕”的感受，也能以回眸一笑的寬大為懷泰然面對了。

日后，當歸琪先生遇到《智取威虎山》連環畫的四位創作者讓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爽快地在這當年的包括檢討書在內的歷史檔案的冊頁上簽上了他們的姓名，并且留下了他們的感嘆之語。

其中鄧泰和的留言寫道：“重睹舊物，驚喜交集。”

張楚良寫的是：“往事如夢。”

對文革中畫家們的個人遭際，現在的回憶文章中多是語焉不詳，遮遮掩掩，反而不如畫家本人寫的回憶文章更為大膽地直面現實的人生。

比如，《文匯報》 2016年4月8 日登載的沈嘉祿的文章《戴敦邦：畫并快樂著》，就對戴老在文革期間的遭遇說一半留一半：

——最使戴老命運跌宕起伏的是參與創作《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畫成后，直送中南海而得到偉大領袖的肯定。這下張春橋等人認為有資本可撈，著令有關方面清除創作隊伍中的異己分子，確保重大任務完成。戴老（那時還是小戴）難逃一劫，被批判為“沒有改造好的一小撮知識分子”，在參與《沙家浜》連環畫的創作后也被繳了畫筆，下放到兒童劇場掃地、撕門票，被剝奪了畫畫的權利，幸虧得到一位戲劇界朋友的寬慰，才鼓足勇氣堅持到云開日出。——

根據這一段描述，好像是戴老在文革后期沒有創作的權利了，實際上，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朝霞》雜志1975年到1976年停刊的最后一期，幾乎每一期都有戴老的插圖作品。

而在《紅小兵》雜志1974年第14期上，還刊登了戴敦邦化名“奔侃”的樣板戲套圖。

作為一個畫家，戴敦邦不愿意放下畫筆，而去迎合那個時代的要求，創作了疊印著主體流訊的形象化作品，本無可厚非，這也是他人生創作履歷中的不能被切割的基因鏈，如果缺失一塊，那也就不能構成作為藝術家的他們的完整創作圖譜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歸琪先生收藏的戴老在文革期間的檢討書等歷史文檔，可以說是彌縫上了文化發展鏈條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盲點，可以讓我們看清今天風輕云淡文化現象與符碼背后的狂風驟雨般的印痕與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