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景谷縣人民法院一民事判決遭質疑，被指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近日，云南省普洱市景谷三佳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三佳公司”）的實際投資人葉華明、曹廷貴通過網絡媒體反映景谷縣人民法院在該公司與景谷縣人民政府、國資委、工信局和森達公司四部門的“締約過失責任糾紛”案件中涉嫌“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問題。葉華明、曹廷貴兩位實際投資人希望通過媒體的報道，能夠引起普洱市監察委、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主要領導的重視，對景谷縣人民法院一審法官涉嫌“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問題進行立案調查，督促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主審法官公平公正地審理此案。他們二人愿意對舉報內容的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屬實愿意負法律責任，與他人無關。事件回顧：

葉華明、曹廷貴基于政府明確承諾的巨額投資，卻換來一紙“限期搬離”。三佳公司自2003年起租賃原景谷鳳崗鹽礦土地生產經營甲醛，累計投資逾千萬元。2018年11月原租賃合同到期后，恰逢國家啟動“危險化學品安全工程三年行動計劃”，三佳公司被列入就地改造企業名單。

2019年，該公司在引入江蘇投資方時，投資方葉華明、曹廷貴專門拜訪景谷縣政府主要領導詢問土地續租問題。 談話錄音顯示：在2019年12月20日，投資人曹廷貴在景谷縣常務副縣長的辦公室里，時任常務副縣長姚富誠明確表示：“我政府同意租給你”、“沒問題”、“手續辦全了，你來跟我們森達公司（景谷縣國資委持股100%）簽這個就行了”。

在這次談話之前，景谷縣國資委曾于2019年11月29日發文（景國資發 [2019] 52號)明確同意續租；并于2020年4月21日、6月20日兩次出具《情況說明》，明確“所使用土地將通過租賃的方式提供給公司管理使用，現因土地租賃的前期工作尚未完結，還不具備簽訂租賃合同的條件。待完成前期相關準備工作后，再完善土地租賃手續?！?/p>

基于景谷縣國資委白紙黑字的承諾和縣政府常務副縣長當面的保證，江蘇投資人葉華明、曹廷貴向三佳公司投入數百萬元完成就地升級改造，三佳公司于2020年8月續辦《排污許可證》，2021年4月通過省應急部門驗收并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在2021年9月9日，景谷縣國資委突然發出《限期搬遷通知》，要求三佳公司限期搬離。投資方葉華明、曹廷貴看到數百萬投資就此付諸東流，遂到普洱市紀委等有關部門反映。

2022年11月3日，景谷縣政府由常務副縣長紀曉龍、副縣長劉榮華召集國資委、工信局等多部門召開“景谷縣三佳化工問題處置工作協調會”。根據投資人葉華明、曹廷貴提供的當時會場錄音資料顯示：時任景谷縣常務副縣長紀曉龍在會上明確表示由森達公司對未能續租給三佳公司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

于是在2022年12月4日，森達公司與三佳公司共同委托云南國泰房地產土地資產評估有限公司進行評估。2023年1月12日，評估機構出具《預估函》，確認三佳公司直接損失6618289元。

在評估做完后，森達公司不僅不賠償，反而于2023年8月2日向景谷縣法院起訴要求三佳公司搬離國有土地、排除妨礙、恢復原狀。無奈之下，三佳公司也只好于2025年1月21日向景谷縣法院提起締約過失責任糾紛訴訟，要求：1、判令四被告（景谷縣人民政府、景谷縣工信局、景谷縣國資委、森達公司）共同賠償原告損失6618289.00元；2、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以6618289.00元為基數自2021年9月9日起至款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上浮50%計算的資金占用費，暫計算至2025年1月20日為1304809.46 元；3、判令四被告共同承擔原告因本案訴訟支出的其他損失140000元；以上合計8063098.46元。4、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景谷縣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8日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本案后，綜合訴辯雙方主張，歸納爭議焦點為：原告主張的締約過失責任是否成立?本院認為，締約過失責任是指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違背其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和法律規定應承擔的義務致另一方的信賴利益遭受損失時，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締約過失責任構成要件為：行為發生于締約過程中；存在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的行為；包括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的行為；或其他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與對方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本案中，在原告與鳳崗鹽礦、鴻濟隆公司的租賃合同期限內，因鳳崗鹽礦改制，其資產先后經歷由景谷縣工信局監管、國資委監管，再到劃撥至森達公司的過程，被告景谷工信局在鳳崗鹽礦改制后監管其資產，并收取三佳公司繳納的租金，其履行的是工信局主管工業的行政職能。被告景谷縣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三佳公司提出書面續租電請后，向各職能部門征詢意見時，景谷縣工信局、景谷縣急管理局、景谷具國資委均提出了能否續租的意見建議，但內容僅針對其職能范圍內是否符合續租條件作了客觀說明，該說明僅作為是否續簽租賃合同簽訂的參考意見，并非締約或磋商行為。鳳崗鹽礦的資產交由景谷縣國資委監管期間，已經明確“不具備簽訂租賃合同的條件”，景谷縣國資委表態不具備簽訂租賃合同的條件是基于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管而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權。被告森達公司在取得案涉地塊的產權后，已及時向原告發出搬離通知，未作出與原告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惡意磋商、故意隱瞞、虛假陳述等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雖然森達公司、三佳公司曾共同委托云南國泰房地產土地資產評估有限公司開展評估工作，并做出預估，原告與被告森達公司對評估的目的各執一詞，但根據查明的事實，并不是森達公司欲與原告締約的意思表示?，F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方進行過續租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要求四被告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主張不成立。本院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綜上所述，景谷縣人民法院依法駁回了三佳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對于景谷縣人民法院的如此判決，投資人葉華明、曹廷貴認為這是典型的“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理由如下：

第一、一審判決稱“現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方進行過續租的意思表示”。這一認定與客觀事實嚴重不符：1、書面文件明確承諾。景谷縣國資委2019年11月29日景國資發[2019] 52號文件明確同意續租，2020年4月21日、6月20日兩次出具《情況說明》，明確“土地將通過租賃的方式提供給公司管理使用”；2、政府領導當面承諾。2019年12月20日談話錄音中，時任常務副縣長姚富誠明確說“我政府同意租給你”“沒問題”——這不是“意思表示”是什么?3、2022年協調會確認賠償。2022年12月3日協調會上，時任常務副縣長紀曉龍明確說“森達公司來倡牽這個頭”“到時候你找人有找處，哪怕我們走到司法程序去了，你告也有告處了”。并且雙方還共同委托評估，如果政府從未承諾續租，為何要啟動賠償評估?

第二、混淆法律關系——將民事締約行為錯定為“行政管理職責”。首先，一審判決認為政府的續租承諾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這一法律定性存在根本錯誤，土地租賃是典型的民事法律關系。原租賃合同是鳳崗鹽礦與三佳公司平等主體之間簽訂的民事合同，續租協商同樣是民事締約行為。景谷縣工信局在鳳崗鹽礦改制后實際收取了三佳公司繳納的租金——收取租金是行使民事權利，不是行政行為。若續租達成，政府可獲得租金收益，三佳公司可繼續生產經營——這是典型的等價有償的民事行為。一審判決一方面認可政府收取租金的民事行為，另一方面又將其續租承諾定性為“行使行政管理權”——邏輯上自相矛盾。根據《民法典》第五百條，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或“有其他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造成對方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以當事人的信賴利益為限，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本案完全符合這一規定。

其次，共同委托評估的行為無法自圓其說。如果政府從未承諾續租、不存在締約過失，為何要啟動賠償評估程序?2022年11月24日會議紀要、2022年12月4日《資產評估委托合同》、2023年1月12日《預估函》——這一系列行為，從邏輯上只能解釋為：政府承認了締約過失，承諾了賠償，并啟動了評估程序。一審判決認為“并不是森達公司欲與原告締約的意思表示”——那請問，既然不打算締約，為何要評估損失?評估完了又反悔——這不是“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又是什么?

第三、一審判決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均存在重大問題。事實層面：無視政府書面文件、領導口頭承諾、共同委托評估等關鍵證據，得出“不能證實續租意思表示”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法律層面：將政府在締約階段的民事行為定性為“行政管理職責”，機械適用法律，與《民法典》第500條、《行政許可法》第8條、《民營經濟促進法》第70條的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例不符。

《民營經濟促進法》第七十條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履行依法向民營經濟組織作出的政策承諾和與民營經濟組織訂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區劃調整、政府換屆、機構或者職能調整以及相關人員更替等為由違約、毀約。因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改變政策承諾、合同約定的，應當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進行，并對民營經濟組織因此受到的損失予以補償。

本案中、景國資發[2019] 52號文件是景谷縣國資委在職權范圍內出具的公文書證。這份文件是證明政府曾作出續租意思表示的核心證據。根據證據規則，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14條，國家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制作的文書所記載的事項推定為真實，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管理者，對名下土地是否續租發表意見，完全在其職權范圍內 。景國資發[2019]52號是景谷縣國資委在其職權范圍內制作的公文書證。法院若欲否定其證明力，依法應當：適用推定規則，推定文件內容真實；由主張不真實的一方（被告）承擔推翻推定的舉證責任。但一審判決既未適用推定規則，也未要求被告提供相反證據，而是徑行將其解釋為“僅作參考意見”——這直接違背了《民訴法解釋》第114條。并且該文件正面同意續租：文件明確“景谷三佳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續租該地塊”，是國資委作為土地管理者作出的正式表態，并非“僅供參考”。該文件還設定續租條件：提出的安全環保、價格評估、期限不超過五年等要求，均以續租為前提。這恰好證明雙方已進入租賃合同的實質性締約階段。

該文件與領導口頭承諾、后續《情況說明》及共同委托評估等行為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這是景谷縣人民政府向三佳公司作出的“政策承諾”，符合《民營經濟促進法》第七十條規定的情形。

兩份《情況說明》(2020年4月21日、6月20日)：明確“所使用土地將通過租賃的方式提供給公司管理使用”。2022年12月3日協調會錄音：時任常務副縣長明確指示“森達公司來倡牽這個頭”，隨后雙方共同委托評估。

政府的書面文件、領導口頭承諾、后續評估行為，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一審判決對這些證據要么不予采信，要么作有利于政府的解釋，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存在嚴重上存在問題：

1.未正確適用推定規則：未適用《民訴法解釋》第114條推定文件內容為真實。

2.證明力評價不當：未遵循公文書證證明力優先于其他書證的規則。

3.舉證責任分配錯誤：被告未提供相反證據推翻文件內容，法院不應輕易否定其證明力。

4.邏輯不自洽：文件明確“續租該地塊”，卻認定“不能證實續租意思表示”，自相矛盾。

該文件作為公文書證，依法具有證據資格、證明力優先和內容推定為真實三重效力。一審判決對其證明力的否定，與《民訴法解釋》第114條及公文書證證明力規則不符，構成法律適用錯誤。

第四、《行政許可法》第8條確立了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生效的許可，確需撤回的應依法補償。其核心內涵是，行政機關作出生效許可后，即與相對人形成了穩定的信賴關系，非因法定事由并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改變，以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性和公眾對政府的信賴。本案中，景谷縣政府先以續租承諾引導企業投入數百萬完成升級改造，待改造完成、各項驗收通過后突然要求搬遷——這正屬于“事實上撤回先前的審批行為”，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償責任。

第五、背離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例

案例1.“時間集團公司訴玉環縣國土局案”。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中明確：行政機關在締約階段的行為造成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本案中，景谷縣政府出具續租文件的行為與該案中出讓公告的性質類似，均構成締約階段的信賴基礎。

案例2.“崔龍書訴豐縣人民政府案”。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行政機關作出允諾后，不得對關鍵內容作出無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的隨意解釋。一審判決將“同意續租”解釋為“僅作參考”，正是對應被禁止的“隨意解釋”。

3.貫徹《民營經濟促進法》典型案例。國家發改委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的典型案例確立了“部分條款無效不等于全盤否定合理預期”的裁判理念。政府不得僅以土地性質變更等為由，無視企業的合理信賴與實際投入。

綜上所述，景谷縣法院未采納該文件，在證據法上違背了《民訴法解釋》第114條，在實體法上背離了《民法典》第500條、《行政許可法》第8條、《民營經濟促進法》第70條的精神，也與最高人民法院在“時間集團公司案”“崔龍書案”及相關典型案例中確立的裁判規則不符，涉嫌“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因此，葉華明、曹廷貴兩位實際投資人希望通過媒體的報道，能夠引起普洱市監察委、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主要領導的重視，對景谷縣人民法院一審法官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問題進行立案調查，督促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官依法依規公正地審理此案，他們二人愿意對舉報內容的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屬實愿意負法律責任，與他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