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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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真正的權力觀。

如今，在許多人眼中，世界似乎已成一座叢林，只受一條法則支配。自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僅把美國力量變成一場炫目的強權表演，襲擊加勒比地區所謂毒品走私者，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轟炸伊朗，甚至威脅盟國主權，而且還把這種做法奉為一項原則。特朗普把馬杜羅被抓稱作對“始終決定全球權力格局的鐵律”的證明。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也在1月作出類似表述，聲稱世界“由武力支配”，“由權力支配”，并說“這些就是自時間開端以來支配世界的鐵律”。觀察人士從這些直白而粗糲的表述中聽出了修昔底德的回聲。這位古代雅典貴族常被視為冷峻乃至冷血的現實主義學說的第一位倡導者。他的宏偉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了公元前5世紀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那場持續數十年、終以雅典敗亡告終的戰爭，其中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話：“強者可以做他們能夠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

這句名言出自書中一個重要篇章，即“米洛斯對話”。在這段文字中，雅典代表對米洛斯島的使節步步緊逼，迫使他們屈服。雅典人未能說服米洛斯人接受無條件投降后，便殺死島上所有成年男子，并把婦女和兒童賣為奴隸。長期以來，修昔底德關于米洛斯的這段敘述一直被引用，用來證明世界幾乎不受任何東西支配，真正支配一切的幾乎只有實力本身，以及實力被如何動用；它也被用來證明，這位杰出的雅典將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本人正是這樣理解世界。幾代學習國際關系的學生，都被指定閱讀這部巨著中這些脫離語境的片段，并被告知這正是修昔底德留給后人的教訓。今天，一批評論者開始贊頌或哀嘆美國外交政策中所謂“修昔底德式轉向”。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1月發表的文章《特朗普如何贏得達沃斯》中明確援引“米洛斯對話”，借此宣揚特朗普作為修昔底德式現實主義者的勝利，并斷言在米洛斯，“現實主義者取得了一場壓倒性勝利”。

但這種對“米洛斯對話”及其作者的理解，從根本上顛倒了修昔底德的意思。修昔底德反復提到強者擁有為所欲為的自由這一觀念，但他從未認可這種觀念。恰恰相反，仔細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會看到一種相當不同的看法。修昔底德留給我們的主要教訓之一，是強者的野心可能導致自身毀滅。修昔底德剛剛記錄下雅典使節那些致命話語以及隨后對米洛斯的毀滅，緊接著便用很長篇幅描述雅典在西西里發動的災難性遠征，而這場遠征最終導致雅典戰敗、斯巴達取勝。從這個角度看，“米洛斯對話”并不是國際關系中力量具有偉大德性的證明，而是覆亡前驕矜的一個例證。

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提出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說，用來概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呈現的那種大國邏輯：一個崛起中的強國與一個既有強國之間的緊張關系，終將不可避免地釀成沖突。然而，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在這里。這部書的關鍵教訓，并不是說明雅典和斯巴達如何夢游般走入一場雙方都不想要、也未能理解的戰爭。正如修昔底德反復說明的那樣，雙方都是清醒地走向沖突的。而且，在他看來，這場戰爭的爆發也談不上是什么陷阱。修昔底德支持敵對行動的開啟，也支持雅典領袖伯里克利那套審慎的戰略。正是伯里克利動員公眾，支持他對斯巴達開戰的主張。真正的災難，也就是真正的陷阱，發生在許多年以后。那時，雅典拋棄了伯里克利的審慎，轉向魯莽的野心，而最陰暗的表現，正是那場錯誤的西西里征服之役。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核心悲劇，是雅典傲慢與僭妄不斷膨脹，并最終帶來致命后果的故事。今天那些鼓吹力量德性的現代雅典人，如果不想招致自己的災難，就應當認真聽取修昔底德的警告。

敘事中的真義

“米洛斯對話”確實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教訓，但前提是必須把它放回《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寫作時的整體語境中理解。這要求讀者熟悉的不是幾句被挑出來的話，而是整部作品的內容，也包括修昔底德那種卓越、精確而貫穿全書的方法。在修昔底德看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長達27年的沖突，即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戰爭，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最初十年的直接沖突，隨后七年不穩定的間歇期，其間不斷有小規模沖突和爭奪位置的行動，然后又是十年戰爭，直到雅典無條件投降。修昔底德活到足以看到戰爭結束，但似乎未能完成他的敘事。全書在公元前411年處戛然而止。

修昔底德很早便意識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將具有深遠影響。公元前424年，他因所轄戰區的一次軍事失利被解除指揮權并遭流放，此后有了充裕時間，開始詳細記錄這場戰爭，希望這部作品成為“留給后世的永久財富”。為了盡可能做到準確和客觀，他付出了近乎英雄般的努力，盡管準確性和客觀性終究只能不斷逼近，永遠不可能被完全實現。有些事件并非他親眼所見，他便必須在不同說法之間作出取舍。至于書中大量演說，他也解釋說：“有些是我親耳聽到的，有些是我從各方打聽來的；但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要逐字逐句記住原話都很困難。因此，我通常是讓發言者說出我認為他們在當時情境下應當說的話，同時當然盡可能貼近他們實際講話的大意。”

可以穩妥地說，客觀性是修昔底德真誠追求的目標。但他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視角，也有希望傳達的教訓。他闡明這些要點，并不是通過加工事實，而是通過選擇以特定方式講述故事。正如他的第一位偉大英譯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盡管修昔底德從不停下來“就自己的文本發表一場道德或政治講座”，但是，“敘事本身會暗中教導讀者”。現代修昔底德研究者也持這種看法。法國古典學家雅克琳·德·羅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解釋說，修昔底德“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努力追求完美的學術客觀性”，但他“不斷作出選擇”，而他的“介入最為深刻”。

修昔底德還會通過簡單地隱去信息來暗中加重敘事砝碼。讀者必須注意他選擇擴展或收縮敘事的地方。有時，整整一年的戰事被壓縮成寥寥數段；而有些事件，即便對戰爭進程并無直接戰略后果，卻被相當細致地展開。修昔底德運用一種被學者稱為“極端敘事減速”的策略，給某些事件注入更深意義，并由此細致地塑造他希望傳遞的教訓。

米洛斯之謎

“米洛斯對話”是修昔底德極端敘事減速的一個戲劇性例子。盡管它被反復引用，但它最獨特，也最少被承認的特征在于，作者如此停留于這一事件，絕對沒有顯而易見的理由。在戰爭第16年，也就是雅典與斯巴達在技術上處于和平狀態的不穩定間歇期，雅典人重新來到愛琴海上這個并不顯眼的小島，要求它投降，否則便被消滅。米洛斯在技術上是斯巴達盟友，但并未深度卷入戰事。它希望置身事外，其代表懇求雅典人允許它安靜地保持中立。

隨后，修昔底德讓敘事停了下來，轉而追蹤少數雅典人與米洛斯人之間的磋商。那場辯論采取對話形式，雙方輪流提出或反駁論點。這是整部作品中唯一一段這樣的對話，并且持續了數頁。其間，米洛斯人警告說，雅典人有朝一日可能會為毀滅他們而后悔；雅典人則堅持要求他們完全屈服。雅典人盛氣凌人、傲慢張揚，幾乎不擔心自己實施的任何野蠻行為將來可能反噬自身。他們敦促島上居民投降，以求免于毀滅，作為附庸存活下去；米洛斯人，至少是那些參加閉門談判的人，則選擇抵抗。過了一段時間后，米洛斯被證明并不像雅典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征服，雅典人最終攻占了該島。“米洛斯人無條件向雅典人投降；雅典人處死了他們抓獲的所有成年男子，把婦女和兒童賣為奴隸，隨后派出五百名殖民者，占據此地并自行定居。”

這一事件的結局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且具有修昔底德典型鮮明性的寓言。但同樣完全不明顯的是，修昔底德為什么給予米洛斯如此多的篇幅。米洛斯戰役對戰爭進程和結果沒有任何影響。

米洛斯也不是“強者可以做他們能夠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這一邏輯的獨特例證。許多古典學者已經指出，這一觀念在作品中頻繁出現。早在16年前，雅典人在斯巴達人面前發表演說時，就曾援引這種觀念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弱者臣服于強者，向來就是法則。”

在修昔底德的巨著中，“米洛斯對話”只是眾多例子之一，用來展示世界如何處于無政府狀態，如何根本沒有任何保證能使他人的行為受到約束，以及包括族群毀滅在內的恐怖行為如何始終可能發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這類恐怖無處不在，修昔底德也常常停下來加以描寫。戰爭第五年，普拉提亞向斯巴達投降后，雙方展開討論，普拉提亞人為請求寬恕提出了有力理由。可斯巴達人仍然屠殺了男子，奴役了婦女，夷平了城市，并讓他人遷入這片土地。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斯巴達對普拉提亞懷有某種特別仇恨，而是為了“取悅底比斯人，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在戰爭中有用”。第二年，修昔底德描述了另一場大屠殺，并報告說他對損失感到“震驚”，被殺者的數量“相對于這座城市的規模而言似乎極不相稱，以至令人難以置信”。類似例子在全書中比比皆是。

還有兩點觀察，使修昔底德報道“米洛斯對話”的動機更加成謎。首先，“報道”并不是一個完全準確的詞。修昔底德解釋說，他經常按照自己認為事情可能發生的方式來想象一些會面，而這幾乎肯定就是其中一例。通常情況下，他會提供發表重要演說者的身份，但參加對話的雅典人沒有姓名，而參加對話的米洛斯人大概也沒有活下來講述這個故事。修昔底德后來可能從二手渠道得知部分事件，但這段對話既反映了作者忠實記錄的能力，也同樣反映了他進行創造的能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雅典人在米洛斯所做的事，此前也曾做過一次，但那一次，修昔底德幾乎只用一句話便一筆帶過。早在毀滅米洛斯五年前，雅典人就曾殘酷鎮壓斯基奧涅。斯基奧涅是一座反抗雅典統治的城邦。修昔底德寫道：“雅典人攻下斯基奧涅后，處死成年男子，把婦女和兒童變為奴隸，并將這片土地交給普拉提亞人居住。”然而，在這起更早的事件中，修昔底德沒有安排任何辯論。由此可見，“米洛斯對話”在修昔底德筆下顯然有特殊分量；只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普通讀者未必立刻看得出，為什么它如此重要。

雅典的腐化

首先，米洛斯事件揭示了修昔底德反復流露出的一種深層憂慮：文明極其脆弱，長期戰爭會不斷侵蝕一個社會的尊嚴與完整。正因如此，他常常在某些事件前放慢敘事：公元前427年，如今的科孚島爆發內戰，社會一步步滑向野蠻；雅典瘟疫期間，人們陷入“無法無天的放縱”；色雷斯人則在米卡勒索斯一次原本無足輕重、卻近乎瘋狂的劫掠中犯下暴行。他寫道，色雷斯人“洗劫民宅和神廟，屠殺居民，不分老幼，凡是遇見的人便一個接一個殺死，包括兒童和婦女，甚至連馱畜以及他們看見的一切活物也不放過”。“四處一片混亂，各種形式的死亡無處不在；尤其駭人的是，他們襲擊了一所男童學校，那是當地最大的一所學校，孩子們剛剛進去，他們便將其全部屠殺。”

如果把米洛斯事件與十多年前的米蒂利尼事件（Mytilene affair）相比，就會發現戰爭如何扭曲了雅典社會。在那一次，米蒂利尼作為雅典一個享有特權且十分重要的盟友，試圖實施嚴重背叛，與斯巴達接觸，希望在戰爭中轉換陣營。雅典鎮壓這一陰謀后，舉行了一場關于如何懲罰叛亂者的辯論。在“一時盛怒”之下，民眾被煽動家克里昂說服，決定不僅處死那些對起義負責的人，還要“處死米蒂利尼全部成年男性人口，并把婦女和兒童變為奴隸”。

再一次，修昔底德沒有以自己的聲音對此決定發表意見。盡管如此，《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清楚表明，他對不加區分且無端施加的暴力有一種本能的厭惡，盡管他是一名將軍，曾率領士兵參加許多血腥戰役，而且所有證據都表明，他并不反對為了推進國家利益而使用武力。他通過描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透露了自己的立場。第二天早晨，雅典人反思了這一“駭人殘酷的法令”，意識到它“把整座城市判給只有罪人才應承受的命運”。于是舉行了第二次辯論。這一次，多數人站在克里昂的對手一邊，并派出另一艘船去追趕第一艘船，撤回全面屠殺的命令。修昔底德以電影般的高超技藝描述第二艘船船員的緊迫感：他們一邊劃船一邊進食，只能輪班睡覺。

在這一語境下，米洛斯遭洗劫一事表明，又經歷十二年戰爭之后，雅典社會已經變得何等粗暴冷酷。米洛斯并沒有做出什么足以招致雅典毀滅性怒火的事情。米洛斯人所求的，不過是在默默無聞中保持中立、置身戰事之外，卻因此遭到殘酷而無情的懲罰。這樣的懲罰，曾被認為過于嚴厲，甚至不適合施加給米蒂利尼，而米蒂利尼當年試圖實施的背叛要嚴重得多。雅典與米洛斯之間或許確實存在某些有限的戰時爭端，但修昔底德再次動用了他敘事技藝中那只隱秘的手，謹慎地省略了這些細節，使雅典的行為看起來幾乎無法用別的理由解釋。多年戰爭終于把這座曾經光耀奪目的山巔之城，變成了一臺冷酷的殺戮機器。

這段對話與其說是關于米洛斯的命運，不如說是關于雅典的狀態，而這幅圖景并不美好。米洛斯島的毀滅如何鋪墊緊接著發生的事件，即雅典命運不濟的西西里遠征，更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修昔底德剛剛描述完米洛斯的毀滅，便接著寫道：“同年冬天，雅典人決定再次航向西西里，若可能，便征服該島。”在米洛斯行動的那個雅典，與發動那場荒誕且致命誤判的征服西西里遠征的雅典，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個雅典。那座巨大而遙遠的島嶼，最終成為導致雅典最終毀滅的主要原因之一。修昔底德認為西西里遠征是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事件，并用接近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對其作出詳細描寫。米洛斯的毀滅，與斯基奧涅極其相似的事件相比，更適合成為極端敘事減速的地方，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它使修昔底德能夠直接而明確地把米洛斯表現出的雅典傲慢與僭妄，同西西里表現出的雅典傲慢與僭妄聯系起來。而在西西里，賬單終于到期：“他們在每一點上都被徹底擊敗；他們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巨大的；他們被毀滅了，正如俗話所說，是一場徹底的毀滅，他們的艦隊、他們的軍隊，一切都被毀滅了，從眾多出征者中返回家園的寥寥無幾。這就是西西里發生的事。”

可以合理地說，米洛斯人本該選擇投降，以求保全性命。但在那場辯論中，他們提出的論點更有分量，也更具預見性。米洛斯人指出，如果雅典人屠殺那些已經任由自己處置的人，便可能開創一個危險先例：“你們同任何人一樣，都與此利害攸關；因為一旦你們垮臺，你們將遭到最沉重的報復，也將成為全世界引以為戒的例子。”在這一點上，正如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米洛斯人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很可能也說出了修昔底德真正希望傳達的意思，而這層意思，修昔底德最初的讀者會立刻看懂。古典學家亨特·羅林斯（Hunter Rawlings）提出過一個難免帶有推測色彩、卻頗具說服力的看法：修昔底德之所以設計“米洛斯對話”，是為了讓它預先映照全書本應在結尾處出現的一場“雅典對話”。到那時，雅典人將站到命運不濟的米洛斯人曾經站過的位置上。

與修昔底德同時代、并從其敘事中斷處繼續寫下去的色諾芬（Xenophon）指出，戰爭結束時，斯巴達確實曾與盟友商議如何處置雅典；在那場討論中，許多盟友強烈主張徹底毀滅雅典。至于雅典人，色諾芬寫道，他們“害怕再沒有什么能夠使他們免于遭受同樣的暴行，而這些暴行，正是他們自己曾施加給較小城邦公民的”。他們當初這樣做，“并不是為了報復不義，而只是為了炫示自己的傲慢”。因此，“米洛斯對話”留下的一個教訓是：強者在揮動那種幾乎不可抗拒的權力時，必須謹慎思量自己將如何使用它。

相比之下，在這場對話中，雅典人顯得麻木而愚蠢。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尤其令人震驚的是他們對神明的輕慢。米洛斯人暗示，諸神或許不會縱容這種赤裸裸的野蠻行徑；雅典人卻譏笑那些“求助于不可見之物、預言、神諭，以及其他借希望誘人自欺的虛妄之說”的人。然而，不久之后，在西西里戰場上，雅典人便換了一副腔調，哀求道：“如果諸神中有哪一位因我們的遠征而被冒犯，我們已經受到了足夠的懲罰。”局勢顯然已經徹底反轉。

泥足巨人

毫無疑問，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展現了強者常常盡其所能、弱者常常受其所必受。但這位雅典將軍并不認為，一個強國在世界政治中推進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就是以不受約束的暴力和無情行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松開”本國“戰士”的雙手，不理會規范、法律或“愚蠢的”交戰規則。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曾經鼓吹的，正是這種做法。

在那段著名對話中，修昔底德借米洛斯人之口發出警告：這種不受約束的殘酷終將反噬雅典。即便雅典能夠取得有限而短暫的軍事收益，也必將為此付出沉重的長期政治代價。米洛斯人質問道：“你們怎樣才能避免把所有現存的中立者都變成敵人？他們會看見我們的遭遇，并由此斷定，你們遲早也會攻擊他們。這樣一來，結果會是什么？難道不是讓你們已經擁有的敵人變得更多，并迫使那些原本從未想過與你們為敵的人，也不得不成為你們的敵人嗎？”通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整體結構，修昔底德表明，米洛斯人也許在戰場上被征服了，但在這場辯論中，他們徹底擊敗了雅典人，并留下了一條持久的教訓：赤裸裸的暴力強制所能達成的，終究有其限度。

不受約束的暴力實際上會適得其反，這是全書反復出現的主題。回顧戰爭爆發前幾十年的歷史時，修昔底德解釋說，斯巴達將軍保薩尼亞斯（Pausanias）的血腥暴行，是雅典同盟壯大的原因之一，因為“他激起的仇恨促使盟友們拋棄他，并站到雅典人一邊”。幾十年后，形勢倒轉。雅典曾是一個同盟的領袖，后來卻變成一個帝國的統治者。修昔底德寫道，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人們的感情更傾向于斯巴達人”，原因是普遍存在“對雅典的憤慨”。修昔底德一次又一次強調這一點。比如，他寫到斯巴達曾派使者到前線約束一名海軍指揮官，因為此人以屠殺俘虜和發動大屠殺著稱。使者警告說，這種行為“會使更多朋友變成敵人，而不是使敵人變成朋友”。

今天，人們應當極其謹慎地閱讀并反復重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而不應只是引用那段關于雅典力量崛起的脫離語境文字。這部作品寫得狡黠而有力，至今仍富含大量洞見，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當代國際關系。在它諸多教導之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大國真正的危險，在于那種終將反噬自身的傲慢與僭妄。

回顧自己第二任期第一年的表現時，特朗普說：“我認為，上帝會為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漫長而冷峻的敘事中，修昔底德并不著力書寫對神明的敬畏。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面對這種近乎無邊的自我崇拜，以及與之相伴的魯莽政策，他絕不會予以認可。他會看見其中的傲慢，也會看見它通向何處，隨后搖頭。

喬納森·柯什納（Jonathan Kirshner）是美國國際關系與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現任波士頓學院Vincent Q. and Mary Ann Giffuni 講席教授，并在政治科學與國際研究方向任教。波士頓學院官方教員頁面列出他的學歷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碩士與博士，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政治與電影。

他的學術身份有兩個關鍵坐標。第一，他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者，長期研究貨幣、金融、宏觀經濟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第二，他是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當代闡釋者，強調歷史、偶然性、不確定性和政治判斷，而不是把國際政治簡化為機械的結構模型。波士頓學院2025年的任命公告稱，他的研究和教學綜合了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貨幣與金融政治、政治與電影；該校院長評價他的經濟學訓練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礎，并特別提到他在國際貨幣關系、宏觀經濟政治、經濟與國家安全方面的跨學科專長。

他在《外交事務》、《波士頓評論》等平臺發表文章，常把國際關系理論、美國外交政策、金融政治和歷史文本結合起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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