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這位縣令亦精文學與醫術，女兒書法詩詞同樣出眾

道光年間的北方縣城，知縣衙門外常常是另一幅景象：一邊是拖兒帶女前來伸冤的百姓，一邊是抱著藥罐子排隊問診的病人。對許多小地方來說，一個知縣，既是官，又是先生，還是大夫，日常的柴米油鹽、訴訟爭端、瘟疫災荒，都壓在這個人身上。

很多人聽到這里，會下意識問一句：一個七品小官，能翻出多大浪花？張琦這一生，倒是給出了一份不那么尋常的答卷。

一、從常州書房，到北方縣衙

嘉慶十八年，1813年，他在順天鄉試中拔得頭籌之一，成為順天舉人。照清代制度，這一步極為關鍵。舉人不只是“讀書人”的象征，更是進入國家官僚系統的門票。從順天考中舉人，等于在京師的科場上被“點了名”，為后面補缺外放打下基礎。

不過，舉人到實缺知縣，中間并不簡單。許多同科舉人終身徘徊在州縣幕府，以為師爺、佐雜度日。張琦卻走上了另一條路，道光三年，1823年，他被派往山東鄒平縣代理知縣，很快又歷任章丘、館陶等地，一個縣一個縣地歷練。

從江南水鄉到華北平原，看上去只是地理位置的變換，背后卻是治理難度的巨大差別。常州地力肥沃，河網密布；而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則多鹽堿地，旱澇頻仍，農業風險大得多。也正是在這種反差之中，張琦的另一面漸漸顯露：他不是只會按照成例辦案的“章程知縣”，而是會動腦筋、敢動手的實干官。

有人說，他在山東任上時，便顯示出對農政、地理特別敏感，留心水利溝渠、田地高下。到了河北館陶，這些準備，就成了應對大災的底氣。

二、一場旱災，把縣令推到風口浪尖

道光五年，1825年前后，張琦調任河北館陶知縣。館陶地處冀魯交界，黃河古道附近，地勢平坦卻多鹽堿，向來是種地不易的地方。剛到任不久，天災就毫不客氣地砸了下來。

那一年，連月不雨。麥苗先是發黃，隨后大片枯死。再往后，偏又起了大風，風沙卷地，許多地方的苗子像被刀割一般趴倒。對于靠一季收成都要算計全家口糧的農戶來說，這種打擊太致命。莊稼沒了，家中無糧，要么典當家什，要么挖草根樹皮，忍到實在熬不過去，就難免走向極端。

館陶縣境內，很快出現了搶掠。最先動手的，往往也是災民，只不過有人以此為機，聚眾結伙，順勢襲倉奪糧。縣城里人心惶惶，鄉村更是風聲鶴唳。

衙門里，師爺低聲提醒：“大人，若不嚴辦，恐難以服眾。”張琦卻問了一句：“搶的是誰的糧？”答曰：“多是屯糧大戶之家。”他沉吟片刻，說了一句：“餓極之人，不足多責，借機肆虐者，才是真禍。”

他采取的路線，是一手安撫，一手肅清。對首要為盜、趁亂殺人者，依法嚴懲，迅速處置；對跟風搶掠、未傷人者，則多以責打、訓示、登記造冊等方式，從輕從寬。更關鍵的是，他派人暗訪，查清縣內囤積糧食的富戶，對惡意抬價、拒不出糧者施以壓力，有的罰銀，有的強令以牌示眾，要求“依價出糶”，不得趁火打劫。

不管祈雨是否真起了作用，災情確實到了必須大規模賑濟的地步。張琦上報災情，申請賑糧，他在奏報中，沒有弱化傷害，而是詳細寫明田畝受災比例、人口缺糧情況，甚至估算每戶可維持日數，數據偏“重”，但與實情相符。

糧食批下來了。他采取的辦法，卻在之后惹來了麻煩。

三、賑糧多發一點，竟成“罪狀”

在清代的賑災制度中，地方官能批到多少糧，如何發放，有一整套格式和定額。但到了實操層面，尺度的掌握全在主政者一念之間。有的官員為了保住烏紗，不敢多報災情，不敢多發糧，寧肯看著百姓外流；也有人把賑糧當成功勞，寧愿囤著，等朝廷追問再慢慢撥付。

張琦的選擇，有些“冒險”。他按照自己的統計和判斷，將館陶兩個月的賑糧發放量拉得很高，基本把災重地區該給的都給足了。一些建檔的貧民，能連續領到數十日口糧。縣衙門口，領糧的隊伍排了好幾里路，吵吵嚷嚷，卻沒有再爆發嚴重的哄搶。

問題是，館陶的這份數字，和周邊縣一比，實在太顯眼。鄰縣有官員私下抱怨：“同樣的天，同樣的地，怎么他那邊災就那么重？怎么就輪到他多要糧、多發糧？”有人按捺不住，向上呈報，說館陶虛報災情，夸大發糧，以求邀功。

朝廷接到這種交叉舉報，不得不查。道光帝命相關衙門派員核實，查的重點很直接：一看災田，二看人口，三看有無空名冒領。對館陶這樣的邊縣小地方來說，這種“天眼”式的追查，壓力極大。

調查人員抵達時，張琦并沒有躲避。他讓縣內里正、鄉紳、老人一并到場，開口第一句很平靜：“館陶災重與否，不在臣言，在田中麥穗，在人家鍋灶。”隨后陪同查驗田畝，又讓調查者獨自走訪鄉村，不預先吹風。

后來呈報上去的結果，卻把提出投訴的鄰縣官員“反將一軍”。核實下來，館陶確實受災甚重，張琦所報數字略偏高，但在合理范圍之內；而某些鄰縣，災情不比館陶輕，報上來的數字卻明顯偏低，有壓災情之嫌。道光帝在案卷上批示，褒獎張琦“恤民不避嫌”，對惡意投訴者則予以彈劾。

這場風波背后，其實能看出張琦的一個特點：他并不是不懂官場規則，相反，非常清楚什么叫“穩妥”，但他寧肯承擔風險，也不愿在災荒中把日子算得太緊。對他來說，百姓眼前能不能吃飽，比同僚是否會不滿更要緊。

四、斷兩千案，不靠“翻舊賬”

賑災之外，張琦在館陶還有一件事，讓后人記得尤其清楚——整頓司法。

館陶原本案牘繁多，鄉里糾紛層出不窮。有的老百姓幾十里路趕到縣城，只為爭一塊地角、一堵墻根。舊案久拖不決，新案堆積如山。胥吏在中間“轉一圈”，錢財便不知要添多少。這樣的縣，從上到下看都很頭疼。

張琦到任后，對訴訟情況做了細致盤點。他發現，一部分案件確實復雜，需要耐心；但也有不少，是因舊案拖欠而引發新的爭端，越積越多。要想徹底緩解，只能“下狠手”清積案。

道光五年至道光十二年前后，他在任上審理、結案兩千余件。數字聽上去很大，但更關鍵的一句是：這些案件后來沒有出現被翻案的記錄。也就是說，上級復核、重審時，沒有發現明顯錯判，案件基本站得住腳。

想象一下當時的庭審情形。有人回憶，他斷案時，常讓雙方分別敘述，不許多言旁及，然后按重點提問，不給詭辯的余地。對明顯靠勢財壓人的一方，他會當庭喝斥：“有銀則理明，無銀則理曲，這等道理，如何立得？”被喝斥者不敢作聲，堂下百姓心里卻暗暗叫好。

有人曾在縣城茶館里打趣：“如今去告狀，若沒真理，還是別去見張青天。”另一個接話：“他又不姓包。”前者笑道：“姓張的青天，也管用。”這種半玩笑半贊嘆的話，本身就說明了一點——民間對他的裁斷，基本認可。

在清代，地方官的司法權雖然受制于層層上級，但在日常民事糾紛、輕刑案件上，知縣的態度，直接關系到一個縣的風氣。有的縣因官員軟弱、偏聽偏信，訟風愈演愈烈；館陶在張琦任內，訴訟明顯減輕，這一點，《清史稿》在“循吏”列傳中也有肯定。

五、懂地理的縣令，未竟的鹽堿地改造

館陶之所以災荒頻仍，根源還在于當地土壤和水利條件。在河北南部，不少地區地表鹽分較高，一場大雨后，太陽一曬，地面便泛起一層白花花的鹽霜，莊稼根系受損，減產甚至絕收并不稀奇。

張琦并不是只把這看成“天意”。他早年研讀地理、地理沿革，曾著《戰國策·釋地》，從古籍中推考地名、河道變化。這種興趣，在別人眼里只是“考據癖”，到館陶卻成了實用之學。

他注意到，館陶與周邊一些村莊的地力差異，與溝渠分布、地勢高下有明顯關系。高地水易流走，鹽分難上浮，低洼處則易積水，水退后鹽分集中。為此，他提出了一套“溝防及區田”的設想：通過開挖、疏浚溝渠，防止洪水侵田，又可在適當時機引水洗鹽；對田地則根據地勢劃區，因地制宜種植耐鹽作物與一般作物，逐步改善土壤。

這類設想，并非憑空而來。在明清農政著作中，類似“洗鹽”“開溝”的方法已有記載，只是推行難度大，需要相當的財力、人力和長遠規劃。張琦嘗試與地方紳士商量，組織民工修治部分溝渠，試行區田之法。有村落據傳在他指導下改種適應性較強的作物，取得了一定成效。

遺憾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3月2日，他在館陶任上病逝。這一年，他的土地改良設想尚未全面展開。后來的縣志偶有提及“某年某月修溝”之事，卻很少再提最初規劃者的名字。對張琦而言，這算是留下一段未竟之功。

六、縣衙里的“醫館”，大疫中的一張藥方

在許多地方志記載里，關于張琦還有一個細節，常被人提起：他會行醫。

在館陶任上，有一次大疫流行。史料雖未詳細說明是什么疾病，但從描述的“發熱、咳嗽、胸悶、多人染病”看，多半是呼吸道一類急性傳染病。在那樣醫療條件極為有限的年代，一場疫病足以令一個縣人口銳減。

張琦沒有把防病只當成巡撫、布政使的事。他在縣城設局，騰出屋舍做臨時“醫館”，請本地郎中共同坐診，自己也參與其中。縣役在外張貼告示，注明“貧民就診不取診金”。有人提出疑慮：“大人，官身坐診，恐失體統。”他回答得很直：“民病不救，何體統可言？”

醫者必有不治之癥，但在那次大疫中，通過隔離重癥、分診、施藥，以及對于飲食起居的基本指導，死亡人數據說較周邊縣明顯減少。百姓對這位會把脈的知縣，自然另眼相看。有老者回憶說：“張公之手，既執筆，又診脈，世所罕見。”

從政績角度看，這些“看病”的工作，在檔案上并不會給他加多少分。但從實際影響看，卻直接關系到民心向背。對于親眼看見縣令站在藥案后問詢病情的窮苦人來說，“為官”與“救人”這兩件事，在張琦身上是混在一起的。

七、書齋里的父親，詩案前的女兒

如果說張琦在館陶的這些表現，展現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知縣，那么他在家中的另一面，則是一位頗為傳統又不完全傳統的父親。

張琦的第三女張綸英，生于嘉慶三年，1789年，比父親的仕途起步還早許多年就來到世上。她成年時，張琦正處于科場奮斗與地方任職的交替時期，家中書香濃厚，對子女的教育，自然以詩書為主。不同的是，在一般人家“男教出門，女教內務”的習慣之外，張琦顯然對這個女兒另眼相看。

久而久之，張綸英的詩歌、書法，漸有自家面目。她所作詩，多感物抒懷，格律謹嚴，又不失靈動。《綠槐書屋詩稿》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題名“綠槐”，既有家中庭院的影子，又暗含“女居閨中，心懷天下”的微妙意味。

八、多重身份背后的價值與局限

把這些線索匯在一起，會發現張琦身上有一種典型的“清代中期儒官”特征：一人分飾多角，在官場制度的框架內，又竭力把自己的知識背景用在實際治理中。

換句話說，這些看似“雜學”的積累，到了基層治理現場，突然都變成了趁手的工具。縣城里的大事小情，他手頭總能拿出一套理由、一套辦法。今年旱災，要寫折子向上求糧；明年訟案多，要面對面說服鄉紳；后年大疫起，要開方抓藥平撫人心。一個人的學問，分散來看似乎不成體系，但放在具體歷史場景中，卻構成了復雜問題的多方面應對。

當然，這種多重身份，并不意味著他可以突破時代的邊界。無論是土地改良方案，還是司法整頓，都受制于經費、人力、上級政策的諸多限制。鹽堿地治理剛剛起步，他便病逝；館陶之治雖有名，卻也隨著人去而散。地方官的能動性，再強也很難改變宏觀結構。

不過，從清史編撰者的選擇中，能看出當時官方對這類人物的評價。《清史稿·列傳·循吏三》中，將張琦收入“循吏”一類。“循吏”二字，與那些以戰功、政績顯赫著稱的大員不同，它強調的是在本職范圍內，能守法度、愛民生、勤懇務實的官員。沒有驚天動地的事功，卻在細水長流中留下了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