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鋼貿商的綠色逆襲

【編者按】錢，正在變綠。這不是一個比喻。當一家中國民企在哈薩克斯坦的戈壁灘上架起風機，當一張債券同時連接三大洲的資本，當一輛事故車意外觸發金融生態的蝴蝶效應——綠色金融早已悄然重塑了我們的日常世界。

只是大多數人還不知道。

本系列深入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綠色租賃五大前沿領域，以真實案例解剖中國綠色金融的底層邏輯——那些“首單”“首筆”“首批”背后，藏著怎樣的探索與突破？那些看似枯燥的金融結構，如何真實改變一片流域、一個行業、一家瀕死的企業？

這些故事單獨看，是金融創新的個案；放在一起看，是一套新的資本邏輯正在成型的信號。

“這是我們從國有大行貸到的第一筆錢。”在上海從事鋼鐵貿易生意十幾年的李國東難掩興奮。

“上海”“鋼貿”，當這兩個詞同時出現，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十幾年前影響深遠的上海鋼貿危機。

2012年前后，部分鋼貿企業與倉儲商聯合起來，通過開虛假倉單、重復質押等方式，騙取銀行貸款。鋼貿商套取銀行資金后，沒有幾個埋頭只做鋼材，大多撒向股票期貨、房產和民間借貸。

鋼貿行業的金融雪球越滾越大，在后續經濟下行、鋼材價格下跌的導火索下，鋼貿信貸危機最終全面爆發。

這一信貸危機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銀行對鋼貿商產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鋼貿商很難再從風控嚴格的金融機構拿到貸款。

在鋼貿危機發生十幾年后，李國東第一次吃到了國有大行端上來的“螃蟹”。

2025年3月20日，中國建設銀行（下稱“建行”）上海市分行向李國東的上海北銘高強度鋼材有限公司（下稱“北銘”）發放了1000萬元的貸款授信額度，更令李國東興奮的是，建行的這筆貸款利息，比他平時用的貸款利息便宜60個基點，這對于一年銷售額三四億元的北銘而言，成本驟降。

上海鋼貿商如何從銀行的“黑名單”逆襲成為座上賓？建行發放的這筆貸款是不是“鋌而走險”？

信任危機

信任感崩塌源自當年部分鋼貿商的瘋狂之舉。

鋼貿屬于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鋼貿商向上游鋼廠買貨，需要一次性支付貨款，當它分銷時，下游的小工廠則是一點一點拿貨，甚至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賒銷，除此之外，還有倉庫里的成品占用資金、相應的倉儲費用等，這樣的業務模式就注定鋼貿商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進行周轉，單靠自身的利潤和自有資金幾乎無法支撐整個市場的運作，因此銀行融資成為鋼貿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

貨物質押，是大宗商品貿易中常見的資金流轉手段。

正常情況下，以1000萬元的鋼材為例，如果銀行質押率為60%，那么，鋼貿商可以從銀行貸到600萬元。

而在當年的瘋狂模式下，鋼貿商將鋼材放在一個倉庫里，開具倉儲證明，向一家銀行貸款，然后再將這批鋼材運送到另一個倉庫，再次開具倉儲證明，就又可以向另外一家銀行貸款。

這樣一來，以價值1000萬元的貨物，在一家銀行可以貸到600萬元來計算，輾轉3家倉庫，就可以從銀行貸到1800萬元。

另外一些鋼貿商，干脆聯合存儲倉庫開具假證明，從銀行貸款。

一組數據足以說明當年鋼貿行業“一貨多押”的亂象：以當時上海整個鋼貿體量計算，正常貸款額度只有1300億元至1400億元，但實際發放的鋼貿貸款卻達到了2400億元，足足多了千億元。

2011年，鋼材價格持續走低，至2011年四季度陷入低谷，鋼貿危機開始真正浮出水面。

當抵質押的鋼材價格跌到合同明確約定的平倉線時，銀行要求鋼貿企業進行平倉。

但是，從銀行貸出來的資金未停留在鋼貿行業本身，更多流向了當時瘋漲的樓市甚至股市。

鋼貿商拿不出現金平倉，銀行就需要處置質押物。

這時，銀行發現，數家銀行信貸資金對應的是同一宗質押貨品，甚至，有些信貸資金最終根本找不到可對應的質押貨品。

至此，上海鋼貿危機全面爆發。

2011年11月，原上海銀監局兩度發文，警示鋼貿企業的貸款風險。長三角地區大部分銀行對于鋼貿企業貸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

即便時隔多年，這一事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仍未真正消散，銀行系統對鋼貿企業的信任仍未修復。

把貨看住

十幾年前的“鋼貿信貸危機”，最大的癥結在于“貨權”，就是銀行能不能把貨看住。

此外，雖然銀行強調貿易的真實性，但是其在物流和實物控制環節能力仍較薄弱，不能站在供應鏈的角度采集和校驗信息，貿易的真實性無法得到根本性的保障。

鋼貿危機事件之后，金融機構陸續停止存貨、倉單等動產融資業務，行業信用整體收縮。

但是，銀行業不能自此“因噎廢食”，鋼貿企業也不能被“一竿子打死”。

隨著物聯網等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以及國家政策文件的指引，銀行業在供應鏈金融中發展動產融資業務迎來新轉機。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84號文《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發布，這是國務院首次就供應鏈創新發展出臺指導性文件。84號文明確了六大重點任務，其中之一就是積極穩妥發展供應鏈金融。

84號文中具體提到三點，幾乎完全敲打了此前鋼貿信貸危機的“禍源”：加強供應鏈大數據分析和應用，確保借貸資金基于真實交易；提高金融機構事中事后風險管理水平，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健全供應鏈金融擔保、抵押、質押機制，防止重復質押和空單質押。

2020年，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八部委發布《關于規范發展供應鏈金融支持供應鏈產業鏈穩定循環和優化升級的意見》（下稱《意見》），為供應鏈金融的規范化發展打開了新的空間。

《意見》首次明確了供應鏈金融的官方定義：供應鏈金融是指從供應鏈產業鏈整體出發，運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信息，在真實交易背景下，構建供應鏈中占主導地位的核心企業與上下游企業一體化的金融供給體系和風險評估體系，提供系統性的金融解決方案，以快速響應產業鏈上企業的結算、融資、財務管理等綜合需求，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產業鏈各方價值。

《意見》首次提出供應鏈金融的信用體系和層次，包括三種類型，也是三個層次：核心企業“主體信用”、交易標的“物的信用”、交易信息產生的“數據信用”。

此時的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不僅要“看得住貨”、確保貿易的真實性，更重要的是將核心企業的信用視作整條供應鏈的基石——一旦供應鏈上的上下游企業出現違約，核心企業要進行兜底。

這給核心企業帶來了較大的信用保證壓力。一旦核心企業不愿意提供付款承諾或信用背書，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還是難以獲得融資。

對于鋼貿商而言，這一融資模式更是難以推行下去。鋼鐵行業的核心企業是鋼廠，大型的鋼廠都是央國企。2022年，國務院國資委印發《關于加強中央企業融資擔保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嚴禁對集團外無股權關系企業擔保。

至此，鋼貿商此前稍見曙光的融資之路，又黯淡了下去。

信用“脫核”

必須擺脫對核心企業主體信用的依賴，供應鏈金融才能更順暢地推行下去。

2023年11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八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強化金融支持舉措助力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通知》特別提出，要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探索供應鏈“脫核”模式，支持供應鏈上民營中小微企業開展訂單貸款、倉單質押貸款等業務，為核心企業“解綁”。

這是監管規范性文件層面，首次提出供應鏈“脫核”模式的概念。

也就是說，此前提出的供應鏈金融信用體系三個層次，“主體信用”“物的信用”“數據信用”，過渡為只需要后兩者。

這一轉變在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一份通知中得到進一步驗證。

2025年2月，《關于規范供應鏈金融業務引導供應鏈信息服務機構更好服務中小企業融資有關事宜的通知》（下稱《通知》）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通知》指出，鼓勵商業銀行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更多采取直接服務方式觸達供應鏈企業，提升應收賬款融資服務質效，積極探索供應鏈脫核模式，利用供應鏈“數據信用”和“物的信用”，支持供應鏈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開展信用貸款及基于訂單、存貨、倉單等動產和權利的質押融資業務。

一個月后，建行上海市分行推出上海市首個鋼鐵供應鏈場景下的綠色脫核下游供應鏈金融產品——“脫核鏈貸”e銷通，首筆貸款正是發放給了李國東的北銘。

“脫核鏈貸”供應鏈金融模式，是建行在業內的首創——不占用核心企業授信，核心企業不提供承諾性的付款責任，有效解決了供應鏈業務中核心企業兜底意愿這一制約因素。

問題是，建行為什么敢這么做？對于當年的鋼貿信貸之殤，建行是否好了傷疤忘了疼？

為何敢貸

提到上海，提到鋼鐵，必然能想到這個供應鏈上最大的“鏈主”——全球最大的鋼鐵企業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寶武”）。

2015年2月，中國寶武整合原有大宗商品電子商務優質資源，成立了鋼鐵生態服務平臺——歐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歐冶云商”），北銘正是長期在此平臺上拿貨的鋼鐵批發企業之一。

經過十年的發展，歐冶云商已經成為國內領先的大宗商品數智供應鏈集成服務平臺。

建行對鋼貿商“敢貸”，并且還敢“脫核”放貸，正是基于與歐冶云商的合作。

以北銘為例，假如它要從歐冶云商采購1000萬元的鋼材，簽訂交易合同后，由歐冶云商聯系建行進行放款，錢直接支付給歐冶云商指定的鋼廠，鋼材放入歐冶云商自己管控的倉庫。當北銘需要向下游的工廠銷售100萬元的鋼材時，可以拿出100萬元“還”給建行，建行收到錢后，通知歐冶云商的倉庫進行放貨。

“我們有一句話叫‘脫核不脫鏈’，”建行道出“敢貸”背后的邏輯，“雖然我們的產品不占用核心企業的授信額度，不用核心企業進行兜底，但是，其一，歐冶云商需要幫我們確認交易的合同是真實的，保證這筆錢一定是用在購買鋼材上的；其二，歐冶云商需要承擔貨物監管的相應職責。在‘真實貿易’和‘看得住貨’的前提下，我們對貿易商的放款就是比較安全的。”

如何保證“看得住貨”？在歐冶云商合作的倉庫中有三道“鎖”：如果客戶要進行提貨，那么客戶需要將提貨代碼告訴倉庫。如果倉庫看到代碼已經處于抵押狀態，則不會放貨，這是第一道鎖；第二道鎖是在吊機吊取鋼材時，也需要輸入代碼；第三道鎖是在出倉庫門時，需要掃描鋼材上的號碼。

“最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就在倉庫。”歐冶云商方面表示，“我們優先選擇的倉庫是寶武自有倉庫和歐冶云商自有倉庫，還有一些國有鋼廠倉庫，部署了歐冶云商的云倉系統，這些也相對安全。”

如果說“守住倉庫”解決的是“看得住貨”的問題，那么，還有一個完全相反的極端情景：貨砸在銀行手里——當市場上鋼材價格下跌，鋼貿商不再贖回倉庫里的高價貨怎么辦？

建行的“脫核鏈貸”產品還設計了貨物盯市機制——當貨物貶值到一定程度時，會要求貸款方補充保證金，如果不補充，在貨物貶值到銀行信貸紅線之前，銀行會將其出售。

為何愿貸

與歐冶云商的合作，解決了“控住貨”以及“確保貿易真實性”的問題，也就是有了“物的信用”和“數據信用”，解決了建行為什么敢貸的問題。

但是，為鋼貿商“脫核”放貸，建行為什么要做業內第一個吃螃蟹的大行？為什么愿意做這樣一個信貸產品？

時間回到建行給北銘放出第一筆貸款的前一年，目光轉向上海北部的長江入海口——寶武上海基地所處的寶山區。

“十四五”期間，上海提出“南北轉型”的戰略要求，“北”指的就是寶山區，轉型方向之一就是“建設綠色低碳轉型樣板區”。

在這一轉型方向指引下，一系列化學反應開始發生。

2024年3月，上海發布《上海市加快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的行動方案》；2024年4月，上海首個綠色低碳供應鏈公共服務平臺（下稱“綠鏈平臺”）正式揭牌，平臺交由歐冶云商建設和運營；同一時刻，上海市推進發起成立“CN100綠色低碳供應鏈鏈主聯盟”，寶武集團正是聯盟的倡議和發起單位之一；2024年8月，寶山區被納入上海自貿試驗區首批聯動創新區，綠色低碳供應鏈正是其被賦予試點創新任務的領域之一。

一系列行動都包含一個共同的關鍵詞——“綠色低碳供應鏈”；一系列行動發生化學反應的邏輯是：通過建設綠鏈平臺，服務CN100鏈主聯盟產業鏈和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培育一批碳核算、碳認證、碳金融專業服務機構，構建符合中國國情、銜接國際規則的綠色低碳供應鏈管理體系，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碳減排綜合解決方案，從而推動國內重點領域綠色低碳轉型。

正是通過綠鏈平臺出具的碳足跡報告，作為鋼貿企業的北銘才能“破天荒”地從建行拿到“脫核”供應鏈貸款。

“企業本身可能沒有去開具碳足跡報告的動力，因為開具碳足跡報告也是要花錢的。因此，我們其實是通過利率的優惠來覆蓋企業額外要去認證碳足跡的成本，從而鼓勵核心企業上下游的企業去主動披露自身的碳排放情況。”建行上海市分行科技產業金融部副總經理沈魏魏表示。

有了碳足跡報告，企業能清晰地了解到自身的碳排放集中在哪些部分。同時，在設計這個信貸產品之初，建行就提出了“增綠即增貸，降碳即降息”的概念，由此，企業減排有了動力，也有了方向。

至此，再來回看建行對這個信貸產品的定語：綠色脫核供應鏈金融產品——有了與歐冶云商的合作，“脫核”才能放心大膽地落地；有了寶山區的轉型戰略、歐冶云商承建運營綠鏈平臺，“脫核鏈貸”才能被賦予更深遠的綠色之意。

綠色家底

在歐冶云商看來，建行的這一信貸產品創新帶來的影響遠超出金融領域。

迫在眉睫的就是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2025年是其最后一年過渡期，2026年就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將對出口到歐洲的部分工業產品按照碳差價征收關稅。

CBAM是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TS）的配套立法，其最終要實現的目標是：確保不管是在歐盟內部還是外部的工廠，為生產時產生的每1噸二氧化碳所要付的錢都是一樣的。

根據歐盟的計算方法，碳關稅價格=（出口產品碳排放量-歐盟同類產品獲得的免費碳排放額度）×（歐盟碳價-出口國碳價）。

以中國鋼鐵企業出口1噸鋼材至歐盟為例，中國每噸鋼的碳排放量約1.8噸，歐盟2026年的免費配額線是1噸鋼可以產生1.3噸的碳排放，中國碳價為70元/噸（約合8.5歐元/噸），歐盟碳價為80歐元/噸，那么，中國鋼鐵企業就要為每噸鋼材支付（1.8-1.3）×（80-8.5）=35.75歐元的“碳稅”。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應對歐盟“碳稅”的兩個關鍵點：其一，盡量縮小與歐盟免費配額線的差距；其二，產品碳排放要算得準確，且歐盟要認可這個核算方法。

而這兩點，正是建行通過讓渡利息，激勵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主動披露碳足跡報告能產生積極影響的領域。

1噸鋼材的碳排放核算，包括鐵礦石開采、冶煉、鍛造等涵蓋全生命周期的各個環節。建行通過“增綠即增貸，降碳即降息”推動整個產業鏈上下游一起減排，也就盡可能多地降低了生產1噸鋼所產生的碳排放。

除此之外，純鋼鐵出口到歐洲僅占中國總貿易額的5%，受歐盟“碳稅”實施影響更嚴重的是鋼鐵制造的終端企業，比如出口歐盟的中國車企，因為要追溯原材料碳排放，這些企業面臨更為困難的產品碳排放計算。

現在，在建行信貸產品的推動下，當整個鏈條上每個環節的企業都有了披露碳排放數據的積極性，終端制造商的碳排放也將更易得。

碳足跡既要算得準，又要實現與歐盟的互認，是歐冶云商綠碳事業部總經理徐少兵帶領團隊正在解決的課題。

“我們最近在磨合歐盟的計算方法規則，就是在遵循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情況下，研究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計算方法。這還有一個過程，需要爭取獲得國際組織的認可。如果我們不爭取，把我們的產品完全用他們的規則去算，有可能碳的排放要高出很多。”

為什么會出現排放數據被算高的現象？

除了核算方法的差異，還有數據庫的問題。徐少兵解釋道，在計算碳排放的過程中，不是所有的數據都能現場取到，因為沒有哪家企業能全部安裝完全自動化的儀表。

有些數據拿不到怎么辦？

這時就需要從國際上認可度比較高的數據庫中選取相應的因子來替代。但有時國外的數據庫里是二三十年前的舊數據，我們工藝上的進步被低估，這樣算出來的碳排放就會明顯高于實際數據。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相關規則已明確，在國際通則下，各國可以采用自己的數據和核算方法計算產品的碳足跡。

遺憾的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國際上公認的有影響力的碳排放因子數據庫。

2024年6月，生態環境部會同多部門印發《關于建立碳足跡管理體系的實施方案》，明確要推動產品碳足跡規則國際對接，加快發布更新本地化產品碳足跡因子并推動國際認可，促進與主要貿易伙伴就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評價和認證標準、機構和人員資質評定逐步實現互通互認。

國外數據庫里中國數據老舊且不全，國內目前的數據庫多為文獻數據，缺乏企業實際生產數據。徐少兵和他帶領的歐冶云商綠碳事業部的目標之一就是打造一個國際認可度高的、基于真實生產數據的碳排放因子數據庫。

“國內鋼鐵行業的碳數據披露已經走在很多行業之前了，但是我們統計的比較重要的五百多家國內鋼廠中，我們做過報告覆蓋的鋼廠也就六七十家，這個比例并不是很高。”歐冶云商綠碳事業部綠鏈業務發展部副總經理王健表示，“按照這樣的比例，我們如果想形成一個比較公允的碳足跡數據來評價這個行業，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在這樣的現狀下，再來看建行綠色脫核供應鏈信貸產品的創新，就有了更為開闊的視角——它不僅提供了信貸資金，還用“真金白銀”激勵供應鏈上的借款企業積極披露碳足跡數據，從而推動供應鏈整體綠色轉型升級；更為重要的是，碳足跡數據將幫助摸清行業綠色家底，為構建完善的鋼鐵行業碳評價體系提供堅實的數據支撐。

有了碳排放信息，對綠色金融而言無疑也是個好消息——金融機構可以設計更精準的產品，形成一系列的綠色金融產品定價機制。

建行上海市分行、歐冶云商與北銘的共同探索，相當于構建了一個鋼鐵供應鏈上的碳中和加速器：歐冶云商依托綠鏈平臺，為產業鏈輸出碳足跡報告；建行以碳數據為風控標尺，首創“碳表現—融資成本”彈性定價模型；北銘等中小企業則通過披露碳排放數據獲取信貸紅利，形成“降碳即降息”的價值閉環。

這場由國有大行、產業互聯網巨頭與中小微企業共同譜寫的三重奏，不僅破解了困擾行業多年的“核心企業依賴癥”，更以“碳足跡”為密鑰，打開了綠色金融賦能實體經濟的創新范式——當碳數據化身信用資產，一條“無核”卻有力的綠色供應鏈正在重塑中國制造的低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