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對華逆差破1121億，求售仿制藥放寬投資限制

一邊高喊“自力更生”“印度制造”，一邊對華貿易逆差干到1121.6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然后派大使跑到北京，說想多賣點仿制藥給中國，還順帶宣布“放寬對華投資限制”，歡迎中企去投資。

嘴上說要減少依賴，數據卻說明對中國越離越不開，政策上還得主動示好。

最新一季的官方數據披露，2025至2026財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達到了1511億美元。

很多人這幾年只記得印度搞各種“去中國化”的動作，卻忽略了結果是：中國不但沒有被擋在門外，反而重新回到印度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而且還超越了美國。

在這1511億美元里，最扎眼的是逆差。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在這一財年達到了1121.6億美元，這是公開數據里的新紀錄。

同一時期，印度對中國的出口雖然增幅看起來很漂亮，增長了36.66%，但總量只有194.7億美元。

統計一算就很直接：從中國進口的貨物金額高達1316.3億美元，也就是說，印度對華貿易上每掙到1美元，就要付出去接近7美元，這種結構對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壓力都很明顯。

這些數字和過去幾年印度在公眾場合的表態放在一起看，對比就出來了。一邊是不斷強調要發展本土制造，減少對外部尤其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邊是中國產品和設備持續深度參與印度的制造業升級。

智能手機、電子產品、光伏等行業，只要打開印度本土的產業鏈結構，你會發現大量上游零部件、中間品和原材料都來自中國。

簡單說，整個鏈條如果把中國這一塊突然抽走，很難保證還能正常運轉。

印度之前試圖通過提高準入門檻、設置各種審批程序、用非關稅手段抬高中國產品和資本的門檻，來推動所謂“進口替代”。

但最終呈現出來的場景是：整機進口少了，零部件進口反而更多；本來直接買中國整機，現在改成大量買中國零件、模塊和設備，再在本土找工人組裝。

這種操作在統計數據上看，似乎在“本地制造”，實際上對中國上游依賴不但沒減輕，反而在擴大。

當智能手機、電子制造、光伏組件一條條產線在印度鋪開，對外依賴也在同步加深。組裝廠面積越大、項目越多，對中國設備、技術人員、配套零部件的需求就越高。

對華逆差從幾百億美元，拉到今天的1121.6億美元，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這也是為什么，當財報數字攤開之后，新德里不得不重新考慮之前那些“脫鉤”的姿態，因為如果繼續一味做減法，最先扛不住的，很可能是本土工廠和財政賬本，而不是對岸的供應鏈。

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印貿易本身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中國企業賣出去的多是印度正在大力發展的行業里少不了的產品，中國并沒有強行要求印度只買中國貨。

現實是，在不少關鍵環節上，印度短期內找不到更有性價比的替代來源，貿易數字才會堆到現在這個規模。

上旬北京清華大學世界和平論壇上的一幕，就變得非常有意思。論壇剛結束不久，印度駐華大使魏嘉盟在會上和會后的一些公開表態，很集中地釋放了一個新方向。

魏嘉盟在發言中強調，如果中國能夠進一步向印度商品開放市場，同時加強對印投資，將極大推動兩國關系的整體發展。

他講話的語氣相當溫和，用詞里多次提到“合作”“機會”“共同利益”這些關鍵詞。

論壇結束后，他又主動對媒體透露，過去幾個月，新德里已經放寬了對華投資的大量限制，印度駐華使館愿意積極協助中國企業在印投資，也愿意認真聽取并解決中國企業的具體訴求。

把時間線往前拉幾年，可以看到鮮明的對比。印度曾出臺規定，所有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家的投資，都必須經過印度內政部的安全審查。

這條規則直接把大量中資項目擋在審批流程里，現實效果就是一拖再拖，很多方案被無限期擱置。

同時，印度在簽證上突然加碼，對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簽證變得極為苛刻。

結果就是，部分在印度的電子工廠因為缺少懂設備、懂工藝的技術團隊，產線調試受阻，出現大面積停工或效率大降的情況。

不僅如此，印度對外資的“合規操作”也屢屢登上新聞，典型案例之一就是中國幾家頭部智能手機廠商遭遇的那一輪整肅。

稅務部門突擊檢查、指控偷逃稅款，凍結當地銀行賬戶，動輒沒收大額資產，有的企業甚至出現高管被拘押的情況。

報表剛剛變好、份額剛剛做上去，就被各種合規理由壓上一塊巨石，當地的大財團和政府部門最后拿走的是股權和控制權，而外來企業只能被動應對。

這些經驗疊加在一起，國際觀察界才會用“合規恐怖主義”這樣的詞來形容印度的營商環境。

很多跨國企業發現，合同談得再漂亮，真正關鍵的時刻，決定權不在合同條款，而在監管機關心情。對于想穩定做生意的長期資本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是繞不過去的顧慮。

除了放寬投資限制這張牌，魏嘉盟在這次北京之行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推仿制藥。他在與中方商務部門溝通時，明確提到希望中國方面協助，讓印度“高品質仿制藥”更多進入中國市場。

這一訴求背后，是印度對自己醫藥產業的定位：長期以來，印度在國際上被稱作“世界藥房”，大量廉價仿制藥出口到全球不同市場，對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來說，印度藥的確是不可忽視的供應來源。

從公開信息看，印度確實在成品仿制藥的規模和價格上有優勢，生產體系和外貿網絡也相對成熟。不過，只看這一面會忽略掉一個關鍵環節。

南亞問題相關研究者多次提到，印度仿制藥之所以能做到低成本，很大程度上依賴上游原料藥，也就是活性成分的價格。而這部分原料里，大約有70%長期由中國工廠供應。

這意味著，印度醫藥產業鏈的上游，在相當多品種上是同樣綁定中國的。

把這條供應關系和前面提到的貿易數字放在一塊看，就能明白印度現在為什么急著在醫藥出口上尋找突破口。

從中國進口原料藥，在印度加工成仿制成品，再想辦法賣回中國，以部分盈余去對沖在電子、設備、零部件等領域的高額進口。

原料藥供應依然高度依賴中國，上游成本話語權不在印度手里；中國本土的仿制藥和創新藥企業這幾年發展也非常快，質量和監管標準持續提升，中國市場對進口藥的要求已經不再停留在“便宜”這一條上，高質量、穩定供應、符合監管標準才是硬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