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之后，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1937年7月7日，

盧溝橋的槍聲響起。

此后，戰爭從華北蔓延到整個中國，

也迅速改變了中國大學的命運。

日軍飛機轟炸天津、南京時，

居然選擇南開大學、中央大學等非軍事目標。

起初，新聞界還在抗議，

后來才明白，

這不是誤炸，而是有意為之：

借轟炸學校打擊士氣，制造恐慌。

但是中國大學沒被炸垮，

而且還弦歌不輟。

在《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陳平原教授傾情講述和還原了這段歷史。

1937 年，被日軍炸毀的南開大學秀山堂

他提醒我們，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

古代中國沒有，

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

美國遠在天邊，不太受戰火影響；

英國雖被轟炸，國土未被入侵；

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無處可遷；

唯有蘇聯，

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

中山大學被日機轟炸（《抗日畫報》1937年第9號）

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不僅蘊含著某種讓后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

而且也讓今天的我們警醒：

大學的存在，不僅關乎

就業、知識、科研等，

更應該包括堅守某種信念，

以及塑造民族靈魂。

一、炸不垮的中國大學

1937年夏天，

戰爭全面爆發。

國民政府在全力抵抗的同時，

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

即所謂“苦撐待變”。

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

炮火連天中，

中國大學依舊弦歌不輟，

這本身就意味著力量與勇氣，

說明這個國家沒有屈服，

還在頑強戰斗，且對未來充滿信心。

1937年8月，上海大街上的日本軍車

當時有人主張，

戰時教育應完全改造，

一切課程與訓練都以軍事需要為前提。

不過這一主張，

被“戰時要當平時看，平時要當戰時看”，

“教育不應分戰時與平時”的理論否決了；

于是高等教育在戰時非但維持著，

而且更大大的擴張著。

左：《教育雜志》抗戰四周年紀念號

右：《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書影

到抗戰后期，

中國專科以上學校的數量不減反增。

戰前專科以上學校108所，

到1944年增加為145所。

當然，這個數字背后，

是一段極其艱難的歷史：

戰前108校中，

因戰事遷移后方者52校，

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續辦者25校，

停辦者17校。

即便到了后方，也時時遭遇轟炸。

當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中，

真正“照常開設未受戰事影響”的，

只有新疆文理學院一校而已。

二、“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

繞不開西南聯大。

1937年9月，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11月1日，臨時大學在岳麓山下正式上課。

隨著日軍沿長江一線步步緊逼，

師生們又于1938年2月搬遷入滇，

4月改名西南聯合大學。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

《西南聯合大學校歌》唱出了

這一代人的共同心聲：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這是大學的南遷，

也是知識分子的南遷；

這是逃難，

也是保全國家元氣的行動。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1938年2月20日，

長沙臨時大學約三百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

從長沙出發，

經過3500里長途跋涉，

于4月28日抵達昆明。

這次“小長征”后來被反復講述，

幾乎成了中國高等教育

在戰火中持續不輟的象征。

湘黔滇旅行團路經盤江，鐵索橋斷裂，只能用小船來回擺渡。

生物系助教吳征鎰

在《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中記錄：

全行程號稱三千五百華里，

除去乘船乘車外，

實際步行約二六〇〇華里；

從2月20日晨到4月28日下午，

共行六十八天，

其中實走四十天，

每天平均約六十五里。

兵荒馬亂中，還有如此精確的計算！

此等文字，比任何形容詞都有力量。

1938年2月，“聯大長征”隊伍抵達常德縣

當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曾說：

“武力占據一個國家的領土是可能的，

武力征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我認清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質，

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志！

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結果，

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

三、轟炸次日，聯大上課了

1939年10月13日，

日機轟炸西南聯大，

投下百余枚輕重炸彈，

“意欲根本毀滅了這個學校”。

詩人穆旦，也就是查良錚，

當時剛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并留校任教。

他在《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中記錄了轟炸后的場景：

師范學院全部炸毀，

同學財物損失一空；

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聯大師生住宅區，

也全炸毀了。

日人在物質方面已經盡可能地給予打擊。

然而，就在轟炸次日，聯大上課了。

教授們有的露宿一夜后仍舊講書，

同學們下課后才去找回壓在頹垣下的什物，

聯大各部職員就在露天積土的房子里辦公，

未曾因轟炸而停止過一日。

西南聯大新校舍遭日軍飛機轟炸

浙江大學的故事同樣驚心。

浙大由杭州而建德，

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義，數次播遷。

1939年2月5日，

日機18架侵入廣西宜山，

專炸浙江大學，共投彈118枚。

浙大東宿舍全毀，

大禮堂、訓育部、導師室、體育課、園藝系工作室及新教室均有損毀，

學生二人微傷，其余安然無恙。

學校經此猛烈轟炸后，停課幾日？

三日。2月9日，照常上課。

浙大即便在遷徙過程中，

每學期實際上課周數平均仍在十八周左右，

若加上注冊選課等時日，則近二十周。

1939年2月5日浙江大學遭日軍轟炸落彈分布圖

再看同濟大學。

抗戰八年，

同濟一遷上海市區，

二遷浙江金華，

三遷江西贛州，

四遷廣西八步，

五遷云南昆明，

六遷四川李莊。

這樣的路線，本身就是一部“同濟長征”。

大學在地圖上不斷移動，

卻仍然保留著自己的師生、課程、學科和精神。

“八一三”事變中，同濟校園被炸后燃起熊熊大火

1938年10月因受戰爭影響，

中山大學遷至云南澄江，

同學們最初很不喜歡澄江，

因“蒼蠅多，屎糞多，沙塵多，

澄江人日欺負外省人……”

可歷經艱苦生活的磨煉，

立場發生了變化：

廣東的青年開始認識了中國的全貌，

省籍的隔閡慢慢消除，

那種過分夸大的廣東精神，也受矯正。

“非常的時代，需要非常的教育。”——中山大學戰地工作隊在東江上課（《東方畫刊》第2卷第7期，1939年）

四、大山深處的讀書聲

如果說“弦歌不輟”聽起來還有些抽象，

那么河南大學在豫西嵩縣潭頭鎮的生活，

就把這四個字詮釋得很具體了。

即使在最平常的日子，

圖書館中也是坐滿了人。

實驗室中的活動沒有停止過。

夜里過了十二點，

宿舍里還常常透出燈光；

早晨天一黎明，

各山坡上、河灘里，

都有讀書的同學。

1943年夏河大文史系十六屆畢業同學合影

與河南大學的讀書聲相映成趣的，

是中央大學學生的“百衲衣”。

過去那種“西裝革履頭發雪亮”的大學生，

如今已成“鳳毛麟角”。

大部分同學經常穿的，

只是學校代做的兩套黃色制服；

因為布料不好，又穿得太久，

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制服不是破舊不堪。

最容易擦破的是褲子的膝蓋和屁股，

有的人補不勝補，

索性把膝蓋以下剪去，裁成短褲。

重慶松林坡中央大學校園

五、雞犬圖書共一船

這段歷史令人難忘的，

還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下的“長征”故事。

中央大學1937年10月開始西遷重慶沙坪壩。

這次搬家，

是“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

搬走的東西，有極笨重的，有很精微的，

還有拆卸的飛機三架，

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

甚至還有牧場牲畜。

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校園

牧場中有許多國內外良種牲畜應當保留。

學校最初與民生公司商量，

改造輪船一層，

將好的品種每樣選一對，

隨其他東西西上。

羅家倫說，

這真是實現了唐人“雞犬圖書共一船”的詩句。

南京還余下一批牲畜。

羅家倫臨走時對留下管理牧場的同人說，

萬一敵人迫近，

這些余下牲畜，可遷則遷，

不可遷則放棄，學校也不能怪你。

可是那位同人決不放棄。

敵人11月13日攻陷南京，

他于9日見軍事形勢不佳，

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

由浦口、浦鎮，過安徽，

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

到宜昌再用水運。

重慶時期中央大學校舍

這一段“游牧生活”經過約一年。

那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羊、英國豬，

以及用籠子騎在它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

也踏上了幾千里長征的路線。

每天只能走十幾里，

走一兩天還要歇三五天，

居然在第二年十一月到了重慶。

羅家倫在路上遇見它們抵達，

仿佛“亂后骨肉重逢”，

悲喜交集。

六、筆落如何“驚風雨”

“七七事變”后，

北京城里人心惶惶。

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

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記里寫下極沉痛的一段：

“今后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

無論若何種結果，

終留無窮之悔恨。……

故當今國家大變，

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

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

且亦無力為吳梅村。

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

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

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

思及此，但有自殺。別無他途…… ”

1937年，吳宓于清華園

接下來的幾天，

吳宓一直關心戰局，

也一直閱讀《顧亭林詩集》，

不斷以顧亭林詩文及氣節激勵自己，

卻又在現實困境面前猶豫不決。

經過將近四個月徘徊，

他最終下定決心，

南下長沙，共赴國難。

聞一多的書信則讓我們看到

他如何在艱難困苦中保持樂觀昂揚。

1938年4月30日在昆明寫信給妻子，

講述從長沙到昆明的六十八天行程，

頗有自豪之意。

更早的3月12日，

他寫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至投宿經驗，尤為別致，

六日來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館可住，

前五日皆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

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

聞一多治印

如果不了解背景，單看這句話，

幾乎會誤以為這是太平年月里的遠足趣聞。

可它背后，

是戰爭中的遷徙，

是三百多名師生翻山越嶺，

是在生死未卜中的堅定抉擇。

“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經過貴州鎮遠鵝翅膀橋

還有葉圣陶。

1939年8月19日，日機36架轟炸樂山。

葉圣陶當時正在成都講課，

第二天傍晚才趕回家。

他在《樂山被炸日記》中，

寫下樂山被炸后的慘狀：

下彈時間不過一分鐘，

熱鬧市區全毀；

死傷者在千數以外；

“四個焦枯之尸體相抱于路中”；

“路遇三官（葉圣陶小兒同學），

言父母兄弟俱燒死矣”

1940年遭受日軍轟炸后的重慶街道

更讓人動容的是，

葉圣陶寫到武大同學與藝專同學立即出動，

拆房子，抬傷人，奮不顧身。

他聽聞這些，不禁泣下，

覺得“青年有此行動實前途之福”。

樂山時期武漢大學文學院（崇文閣）

七、應叫青史有專篇

抗戰勝利后，

西南聯大在昆明立紀念碑。

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

時人譽為“三絕”。

碑文回望八年抗戰和三校合作，

其中最精彩的一段，

把這次南遷放入中國歷史的“南渡”傳統中比較：

晉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

未有能北返者；

而“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

乃能于不十年間，

收恢復之全功”。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在陳平原教授看來，

戰時中國大學內遷的特點，至少有五點：

第一，不是個人逃難，而是集體行動，

且一路上弦歌不輟；

第二，教學上不是應急，

而是長遠打算，所謂“戰時如平時”；

第三，學術上不是倉促行文，

而是沉潛把玩，

出有思想的學問、有情懷的大學者；

第四，大學西遷使師生見識中國的遼闊與貧困，

于流徙中讀書，

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

第五，大學內遷為西南西北播下學術種子，

對中國教育平衡發展意義重大。

西南聯大部分教授

1944 年，

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考察戰時中國大學，

曾稱浙江大學為“東方的劍橋”。

多年后，

蘇步青先生以九十高齡回浙江大學演講，

重述李約瑟的話，然后慷慨陳辭：

終有一天，

能不能也有一位浙江大學教授去劍橋參觀訪問，

稱贊劍橋為“西方的浙大”？

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生在考察中

這樣的自信，

并非空洞豪言，

它來自一段真實的歷史。

你知道你的母校在抗戰時期

“弦歌不輟”的這段歷史嗎？

在最艱難的年代，

他們如何上課、讀書、寫作？

如何展現了一代學人的風骨？

歡迎在留言區展開說說，

小北將從中抽選一位留言讀者，

送出這本再版歸來的好書。

抗戰烽火中，弦歌不輟。

還原中國高校西遷的壯闊歷程，

通過日記、書信等細節，

重現“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風骨

-End-

觀點資料來源：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增訂版）

轉載及合作請發郵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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