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儲蓄-消費形成機制改革，盡快扭轉供強需弱的不平衡狀態

文/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供強需弱的背后是國民收入使用結構中的高儲蓄、低消費。調整供強需弱不平衡狀態，突破口在于改革儲蓄-消費的形成機制，將過度儲蓄轉化為有效消費。

供強需弱是現階段我國穩增長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突出癥結。供強需弱源于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因素支撐的傾斜式增長方式。盡管扭轉這一不平衡狀態，要把注意力和突破口放到深化儲蓄—消費機制改革，實質性降低儲蓄率，相應擴大終端需求。

供強需弱的表現與形成的深層原因

所謂供強需弱，是人們在現實中經常會觀察的一些頗為矛盾，經常被描述為K型發展的現象，比如創新活力涌動，人工智能、機器人、綠色技術等領域取得重要進展，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持續承壓，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出口超常規增長，去年貨物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近1.2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內需不足仍在加劇，投資去年全年負增長，今年前5個月累計同比-4.1%，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0.6%；制造業和產業鏈具有全球競爭優勢，但較多產業過剩嚴重，部分群體需求得不到滿足。

供強需弱并非短期波動，而是源于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包括GDP導向的地方競爭機制；基礎領域和戰略性產業中國有企業為主，較高比重的國有資本；以抓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重點的穩增長宏觀政策導向；制造業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等，進而形成了一種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重生產、輕消費的傾斜式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是短缺經濟，在過去相當長的供給不足時期，這一增長方式是適應的，而且是有優勢的。即使中國經濟由高速轉到中速，由供給約束轉到需求約束，只要還有投資的空間，這種增長方式仍可運行，而且表現出很強的慣性與韌性。然而，這種增長方式的有效運行仍是有邊界的，這就是投資投不動了，出現負增長。目前已經出現這種狀態。

終端需求不足是一個時期以來價格低迷、增速減緩的直接原因

供強需弱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用一個經濟增長的高度和寬度框架加以分析。高度是指生產率提高所支撐的增長可能性空間的擴展，由技術創新、加強管理、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推動。寬度是指全部社會成員中不同部分，如分成十個組別，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對已有生產能力的有效需求。高度決定了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寬度則決定了實際能夠達到的增長速度。

供強提升了增長的高度，需弱則意味著增長寬度沒有得到相應擴展。高度提升并不能代替增長寬度的擴展，還可能引起寬度上的問題，如人工智能減少現有工作崗位，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等。由此可以解釋一種困惑：為什么創新驅動和新產業看起來發展不錯，但增長速度依然承受的壓力很大。

這里要引入終端需求概念。所謂終端需求，是指GDP中不再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的部分，包括全部消費加上非生產性投資，或消費性投資，主要是與民生相關的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服務業投資。終端需求是從全部經濟活動自然流程角度看的真正意義上的最終產品，是GDP中用于直接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的目的性部分。GDP減去終端需求就是生產性投資和凈出口，這兩項都是工具性的，是服務于終端需求增長的。

我國長時期內消費占GSP比重較國際平均水平大約低20個百分點，存在著一種結構性偏差。但由于相當長時間內房地產和基建高速增長，實際上掩蓋了這一偏差。2022年以后，房地產大幅下滑，基建也在減速，原來被掩蓋的消費結構性偏差“水落石出”，成為終端需求中一個“卡脖子”的短板。

近幾年終端需求增長明顯放緩，出現相對收縮，拉低GDP平減指數，使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加上投資特別是生產性投資過多，導致產能利用率下降。產能利用率過低，相應地投資回報過低，投資者不愿增加投資。這是當前投資滑坡的主要原因。

工業增加值增速尚不算低，主要是出口帶動，近期也有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的帶動。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凈出口屬于儲蓄，相應減少國內消費。“出口強”是國內“消費弱”的原因之一，這種關聯性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把注意力和突破口放到儲蓄-消費形成機制

供強需弱的背后是國民收入使用結構中的高儲蓄、低消費。在全球范圍內，中國的儲蓄率是明顯偏高的。過去十幾年，中國儲蓄率最高曾超過50%,近年來略有回落，但都在42%以上。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全球各國儲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約在25%左右。從中國的儲蓄構成看，主要來源于企業儲蓄和住戶部門儲蓄，政府儲蓄逐步減少，近年已成負增長。

以2022年為例，中國國家資金流量表數據顯示，當年我國GDP總量約為120萬億，總儲蓄55萬億，儲蓄率46%，相對應的消費率約為54%。其中企業部門儲蓄27萬億，居民部門儲蓄27.6萬億，大體上各占一半。

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達到22.5%，從國際比較看明顯偏高。企業儲蓄率高與企業資本收益中分紅少直接相關。2022年我國居民財產收入中只有10.2%來自于企業分紅，低于全球55.7%的平均水平。歷史地看，高增長時期投資資金需求量大，外部融資難且貴，企業傾向于自我融資，增加收益留存。更重要的是，國有資本占全社會企業資本較大比重，而國有企業長期不分紅或少分紅。2007年起推行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使這種狀況有所改變。隨著國企改革深化和國有資本治理體系改進，上市公司中國有資本分紅增加，但仍有大量非上市的國有企業分紅較少。企業收入占全社會可支配收收入比重偏高，并轉為企業儲蓄，這樣就出現了全社會企業儲蓄率高的情況。而企業儲蓄只有一個用途，就是投資。

居民儲蓄率也處在較高水平，但進入居民部門內部觀察，把居民收入由高到低分組排序，就會發現主要是高收入群體的大量儲蓄抬高了居民整體儲蓄率。招商銀行2024年年報顯示，其金葵花客戶（日均總資產在50萬元及以上的客戶）占其零售客戶的2.49%，但卻貢獻了81.90%的資產；相比2023年，金葵花客戶新增資產占全部新增資產的87.48%。這表明少數高凈值客戶擁有銀行絕大部分的儲蓄資產，而且呈現出集中度進一步提升的態勢。其他銀行的數據也顯示了相似特征。有人認為，近些年我國每年新增十幾萬億儲蓄，引導居民把這些儲蓄轉為消費就可以了。這種只看總量不看結構，不了解、不關注高儲蓄、低消費與居民內部收入差距過大直接相關的觀點，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有很大的誤導性。

如何推進儲蓄-消費形成機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投資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的時間，5月份又疊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負增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未曾有過的，應當引起高度重視。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再一次處在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務之急是恢復投資活力，實現投資的正增長。辦法是實質性地降低儲蓄率，相應增加終端需求。這與一些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也是理解現階段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關鍵所在。

國民收入分為儲蓄和消費。高儲蓄下不來，低消費就上不去，這是一個簡單的硬約束。降低儲蓄率，增加終端需求，才能提高產能利用率，產能利用率達到較高水平時，就會產生對投資的實際需求，這正是中央一再強調的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資。如果不降低儲蓄率，不增加或實際上減少終端需求，用老辦法強行增加投資，將會加劇供強需弱矛盾，把中國經濟引向另外一個方向。

調整供強需弱不平衡狀態，突破口在于改革儲蓄-消費的形成機制，將過度儲蓄轉化為有效消費，這方面可提出若干改革重點領域和相應的量化政策目標。

第一，在不長時間，如三年時間內，把全社會儲蓄率降到40%以下，企業儲蓄率降低20%以下，將部分企業儲蓄轉化為消費，全社會消費率相應提升到60%以上。這也是具體落實十五五規劃關于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具體舉措。直接途徑是提高企業分紅率，較大比例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實際上是國有資本分紅的一種具體方式。

有人對國有資本如何劃撥有諸多疑慮，比如國有資本真正盈利并能分紅的并不多；一些領域的國有資本債務負擔重，能有多少凈資產說不清楚；國有資本分屬不同部門和機構管理，劃撥社保基金會有阻力等。

這些問題其實并不難解決，簡單地說，就是從已經上市的國有資本中劃撥。目前A股市值約120萬億元，初步估算國有資本市值在40%左右，可從中劃撥一定數量如20萬億元進入社保基金。被劃撥的國有資本不改變部門或機構隸屬關系，只是在已有部門和機構下新設養老基金，管理劃撥后的國有資本，形成新的運營職能和目標。從資本市場看，只是一部分國有資本轉為養老金資產，增加了更多的長期耐心資本。

還應推動民營企業提高分紅水平。通過完善公司治理、加強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引導長期價值投資理念等措施，鼓勵企業將更多利潤以分紅形式回報股東，再由股東轉化為消費支出。

第二，穩步推進稅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數上升，逐步使基尼系數降低至0.4或以下水平，相應提高社會平均消費傾向，降低住戶儲蓄率。

從國際經驗看，由中等收入階段成功轉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基尼系數大都在0.3-0.4之間，有的要更低一些。較為平衡的收入差距，可以把更多的國民收入轉化為終端需求支出，緩解高增長時期形成的大量產能釋放的壓力。

當前我國稅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比重偏低。從改革儲蓄-消費形成機制的角度著眼，應推動增加對高收入階層合理征稅，重點是個稅和財產稅，相應增加政府部門收入。有人擔心增加高收入階層合理征稅會影響其信心和預期，實際上這方面的負面影響不大，反而有助于增強政府保護產權的動力。有一種說法，“征稅的能力邊界”決定了“產權的保護邊界”，因為保護產權就是保護稅源。

第三，宏觀調控和各級政府職能的重心要由供給側轉到消費側，應將宏觀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用于解決供強需弱問題，重點放在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對消費如何驅動經濟增長，社會上有一些困惑。推動儲蓄-消費形成機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戶消費，首先是創造新的消費市場空間，使過剩產能成為不過剩，還可能出現產能不足，帶動新的有效投資。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擴大消費能使更多人群，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分享改革開放發展成果，增加他們的美好生活需求得以滿足的獲得感。同樣重要的是，這部分群體的消費擴大，重點是發展型消費的擴大，實際是人力資本投資，是“投資于人”的具體體現，為創新驅動提供最為重要的人力資本支撐。

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消費，商品消費補貼作用有限，重點要放到住房和社保兩個明顯短板上。

一個農民工在農村可能有200平米的二層小樓，但一年回去不了幾天，其他時間擠在城市10平米的的地下室。按統計數據，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積達到210平米，但實際住房狀態相當困難。進城農民工等群體在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住房結構性錯配。要通過住房保障政策和城鄉資源重組配置，加快解決農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困難，同時也為房地產企穩并恢復正常增長提供真實需求。

通過國資劃撥社保、財政補貼、短期刺激資金支持和完善社保繳費等途徑，力爭十五五時期，覆蓋中低收入人群最多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均養老金收入有一個明顯提升，與當前增加終端需求、穩定宏觀經濟增長的要求相匹配。在目前諸多消費刺激政策措施中，這項改革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是居前的，對穩增長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有觀點認為提高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金收入，對擴大消費作用不大。此乃似是而非之談。事實上，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人口養老金收入水平過低，在多個方面不利于釋放全社會消費潛能。一是直接制約1.7億養老金領取者的消費能力；二是農村父母養老金不足，需要其子女提供更多的“代際轉移”，進而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三是弱化3.7億正在繳費群體的未來預期，促使其被動增加預防性儲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5.5億人，其中95%是農村居民，占到全國參保人數的一半左右，是現階段全國養老保障體系中收入較低、規模最大，同時也是消費傾向最高的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人口養老金不足的缺口，制約著中國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容忽視的全局性影響。

盡快扭轉供強需弱需要澄清的一些認識問題

有觀點認為，重生產、輕消費的增長方式長期存在，過去我們也經常講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但這么多年都過來了，以后也未必延續不下去。以往我們長時期處在短缺經濟狀態，進入需求約束階段后，還有一定的投資空間，但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復存在。投資負增長已出現較長時間，表明這個增長方式要延續下去的難度越來越加大了。

也有觀點認為，擴大消費、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是一個民生問題，應該量力而行，不能操之過急。這種看法在過去很長時間是有一定道理的。當下面臨的局面是，不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不增大終端需求，產能利用率無法提高，投資就難以恢復增長，實際增長速度將會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既是民生問題，更是一個宏觀穩增長問題。以往我們遇到增長乏力要抓投資，現階段則要抓消費，道理實際上一樣的，只是時過境遷，有增長潛能的領域不同了。

還有觀點認為，結構性機制性改革雖然重要，但遠水難解近渴，短期內還要依賴宏觀刺激政策。結構性改革與宏觀政策各有功效，并非只能二者擇一，結合使用往往會有更好效果。事實上，有些結構性改革，如上述國資轉社保，短期內就可以見到成效。有些改革，如降低基尼系數，政策目標確定后有所作為，短期看可能是慢，長期看實際上是快。以短期刺激政策替代或回避實際上可以推進的結構性改革，將會使問題拖得時間更長，付出的代價更高。日本是最先提出并實施量化寬松、零利率負利率的國家，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并未呈現實質性擺脫通縮、恢復增長活力的經驗。近年研究日本經驗者甚多，中國應從中汲取教訓，而非重蹈覆轍。

扭轉供強需弱的不平衡狀態，中央的判斷是明確的，解決問題的路徑也是清晰的。從國際經驗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大都創新乏力、產業競爭力不足，而中國目前的短板是“供強需弱”。從邏輯上說，解決需求側問題較解決供給側問題相對容易，但并非沒有難度。供強需弱與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因素深層綁定，從原有的增長框架中走出來，由投資和出口為主驅動轉為創新和消費為主驅動，加快確立新增長框架，需要新一輪思想解放，形成新的社會共識，擺脫“路徑依賴”，面對并解決從理念認識、利益關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轉變問題，推動供強帶動需強，形成供需動態互促的新循環，穩住宏觀經濟大局，同時為長期穩定增長提供持續的增長動能。

來源 |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

編輯 | 孫爽

審核丨秦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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