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防御方式”？文字游戲難掩日本強軍擴武野心

7月7日 接受香港中通社專訪

香港新聞網7月7日電（記者 王豐鈴）“七七事變”爆發89周年的今天，日本在“新軍國主義”歪路上愈走愈遠。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正就安保三文件提出“新型防御方式”概念，并在北約峰會鼓吹與北約“安全不可分割”。受訪學者指出，日方玩文字游戲，為其強軍擴武尋找遮掩，妄圖削弱日本國內外的警惕與批評。

另據日本共同社7月6日報道，日本政府就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相關文件問題提出“新型防御方式”的概念。此舉或旨在獲得日本民眾理解，有理由增稅以提升防衛費。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曾在6月的國會答辯中提及該概念，稱“構建能夠應對新型作戰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是首要課題。”

日本政府擬7月制定經濟財政運營的“骨太方針”，目前未知會寫入“實現新型防御方式”還是“適應新型作戰方式”。有自民黨議員批評此舉為“表面功夫”。

日本政府積極尋求外援和突破“專守防衛”藉口。小泉進次郎在出席北約峰會前夕，與北約“一唱一和”藉中國導彈試射炒作，并鼓吹所謂“歐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不可分割”。日本駐北約政府代表處2025年1月已正式成立，該機構專任大使伊澤修稱，日歐防衛合作進展很大，日本正通過參加北約活動獲得技術和經驗。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政府在事件爆發89年后的今天，未發出道歉或承認侵略歷史等表態的官方聲明。日本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刻意淡化、否定侵略歷史，日本防衛省更發布兒童版《防衛白皮書》送進校園，反復炒作所謂“周邊軍事威脅”，包裝其擴軍路線。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海頤智庫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陳洋7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如何解讀“新型防御方式”？用“防御”能否自圓其說，能否獲取日本民眾的“理解”？

陳洋：按照日本媒體7月5日的報道，日本政府就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出“新型防御方式”的概念。日本政府內部此前擁有“新型作戰方式”的表述，但因為覺得這一表述容易引起誤解，才決定更名為“新型防御方式”。目前來說，日本政府正在推進“安保三文件”的修訂，具體要等到年底才能推出最終正式版的“安保三文件”，所以“新型作戰方式”會否完全更名為“新型防御方式”，以及這一表述會否寫入“安保三文件”中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但不論如何都需要指出的是，將“新型作戰方式”更名為“新型防御方式”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字游戲和概念包裝，因為其內核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日本仍舊會持續推動“新型軍國主義”、仍舊會不斷掏空“專守防衛”原則、仍舊會大肆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形勢。因此，改名本身不過是為自身強軍擴武尋找遮掩，妄圖削弱日本國內外的警惕與批評，但本質無異于掩耳盜鈴、自欺欺人。這種文字游戲，在短期內或許能迷惑日本民眾，降低日本政府推動“再軍事化”的國內阻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日本大力發展軍備所帶來的現實民生壓力，勢必會讓越來越多日本民眾起身反對、抵制日本政府的強軍擴武錯誤做法。

事實上，日本此前曾多次通過玩文字游戲來謀求遮掩自身的戰略野心。比如，2016年8月，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后來由于擔心“戰略”這一詞太具對抗色彩、難以吸引其他地區國家的加入，于是更名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從“戰略”調整為“構想”，并沒有改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意在對抗遏制中國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鼓噪地區陣營對抗的本質。

2、日本近年來如何通過一次次“概念漂移”，在法理上逐步架空和平憲法第九條？

陳洋：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核心是放棄戰爭、禁止保有作戰力量、否定國家交戰權。由于修憲門檻極高，日本政府長期采用概念漂移策略，不修改憲法條文，僅通過重塑法律概念、更迭內閣解釋、配套立法固化，逐步從法理上空洞化第九條約束。

戰后數十年，日本堅守“專守防衛”“僅限個體自衛”“禁止集體自衛權”的剛性解釋。2014年安倍內閣開啟首次核心漂移，創設“國家存亡危機事態”新概念，推出“武力行使三原則”，推翻歷屆違憲定論，將集體自衛權合法化。只要日本認定盟友遇襲危及自身存續，即可海外出兵支援，徹底突破本土被動防御底線。2015年新安保法制落地，將該解釋固化為成文法，實現自衛隊海外聯合作戰合法化。

2022年底岸田文雄內閣修訂的“安保三文件”完成關鍵性質變漂移，用“對敵基地反擊能力”替換傳統“專守防衛”原則。日本重新定義自衛范疇，將預判威脅、主動打擊敵方本土軍事設施包裝為合法自衛，打破攻防邊界，實質獲得先發制人的進攻性武力權限，徹底突破“最小限度戰力”約束。

同時，日本配套完成多項概念松綁：廢止舊武器出口三原則，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無限擴張“周邊事態”范圍至全球；模糊自衛隊與正規軍隊的界限，深度嵌入美軍全球作戰體系。這種切香腸式的概念篡改，以“自衛、防衛”為話術偽裝，逐步消解憲法第九條的核心約束力，使其條文名存實亡。

3、日本與北約“一唱一和”藉中國導彈試射炒作，說明什么？北約及其成員國對日本擴軍態度是什么，會否配合日本？

陳洋：日本與北約藉中國導彈試射“一唱一和”，反映出雙方戰略協調不斷加強，也說明北約正嘗試將安全關注延伸至印太，日本則藉此拓展自身戰略空間。

近年來，日本不斷將中國軍事活動描述為“地區安全挑戰”，北約則在戰略文件中日益關注所謂“中國挑戰”。雙方圍繞中國導彈試射、安全保障、東海、臺海等議題保持輿論和外交層面的協調，其目的之一就是強化“印太安全與歐洲安全不可分割”的敘事邏輯。一方面，日本藉助北約這一跨大西洋安全機制，為自身安全政策尋找更多國際支持。另一方面，北約則藉助日本這一亞太盟友，拓展自身在印太地區的政治存在和影響力。雙方在議題設置上的相互配合，反映出跨區域安全合作不斷深化。

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與北約關系的深化，并不意味著北約所有成員國都希望看到日本無限擴軍。歐洲國家內部始終存在不同聲音。一些國家更關注俄烏沖突和歐洲安全，對印太投入能力有限；部分國家也擔憂日本如果軍事擴張過快、地區對抗持續升級，可能進一步加劇東北亞安全困境，甚至增加歐洲被卷入亞太風險的可能。因此，對不少歐洲國家而言，更希望日本承擔更多安全責任，而不是成為地區局勢升級的新變量。

4、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為何缺席北約峰會？

陳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缺席北約峰會的主要理由是“國會日程安排”。當然，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在于作為北約“亞太伙伴國”（AP4）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的領導人今年也將不出席北約峰會，于是作為AP4之一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就“隨大流”不出席了。

5、日本防衛大臣聲稱“歐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不可分割”，日本究竟是什么策略？

陳洋：具體來看，日本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考慮：

第一，將雙邊同盟拓展為多邊安全網絡，降低對單一機制的依賴。長期以來，日美同盟始終是日本安全戰略的基石。但日本認為，僅依靠美日同盟已不足以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安全環境，因此積極推動安全合作由雙邊向多邊延伸。通過深化與北約合作，日本能夠把歐洲主要國家納入自身安全合作網絡，形成覆蓋歐美和印太的戰略聯系，提高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回旋空間。

第二，推動北約更多介入亞太事務。日本近年來一直強調所謂“歐洲安全與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積極邀請北約參與亞太安全事務，并推動雙方開展網絡安全、海上安全、新興技術、聯合演訓等合作。其目的在于推動北約持續關注亞太局勢，使歐洲國家在涉華、涉東海、涉臺等問題上給予日本更多政治支持，擴大自身國際戰略資源。

第三，藉助北約推動日本防務產業和軍事合作國際化。隨著日本解除防衛裝備出口限制，日本希望與北約成員國加強裝備研發、軍工合作、技術標準對接和產業鏈協作，提升日本防務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通過向北約成員國出口武器，以此來刺激本國軍國產業發展，進而帶動日本經濟的整體發展。

6、在7月7日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日本一方面回避侵略歷史，另一方面加速軍事擴張，這對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陳洋：日本方面在7月7日這一特殊歷史節點的表現，確實容易引發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歷史問題始終是日本同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基礎。如果在重大歷史紀念日，對侵略歷史反思不足，甚至出現淡化、回避相關歷史事實的現象，而與此同時又持續提升軍事實力、擴大軍事活動范圍，難免會使周邊國家產生警惕，擔心日本是否真正汲取了歷史教訓。

當前，亞太安全形勢已經面臨諸多挑戰，地區國家普遍希望通過對話合作維護和平穩定。如果歷史問題處理不當，同時軍事動作不斷增加，容易削弱政治互信，增加誤判風險，也會影響地區合作氛圍。從這一意義上講，歷史問題不僅關乎過去，也直接影響今天的地區安全環境。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方面所呈現出的反差，顯然不利于地區戰略互信的建立。

當然，結合日本方面7日的表現來看，從一個側面也再次說明堅持以史為鑒、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余年來，國際社會形成了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尊重歷史事實、堅持和平發展、反對軍國主義復活，是維護這一秩序的重要內容。對于日本而言，只有持續以實際行動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不斷增進與周邊國家的互信，才能進一步增強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對其戰略意圖的信任。

7、亞洲各國對日本這一輪軍事擴張持何種態度？日本的強軍擴武路線，是否正令亞洲國家對歷史問題的集體記憶被喚醒？

陳洋：除中國、俄羅斯外，亞洲其他國家對日本這一輪軍事擴張總體持復雜而審慎的態度，呈現出“安全合作與歷史警惕并存”的特點。近年來，日本加強與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在海上安全、海警能力建設、防務裝備等領域合作，一些國家歡迎日本提供安全合作支持（如菲律賓）。但與此同時，東盟國家普遍堅持戰略自主，不愿看到陣營對抗加劇，也不希望北約式軍事集團向亞洲延伸。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多次強調，應堅持開放包容的地區合作理念，而非將歐洲安全模式簡單復制到印太地區。

日本的“北約化”路線，確實容易喚起亞洲國家的歷史記憶。所謂“北約化”，主要體現在加強與北約機制對接、推動印太與歐洲安全聯動、擴大聯合演訓和軍事合作等方面。從日本自身看，這是拓展國際安全合作、提升戰略影響力的重要舉措，但從亞洲國家特別是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來看，日本特殊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其任何涉及軍事能力擴張和安全角色變化的舉動，都難以脫離歷史因素進行解讀。

正因如此，日本推進安保防務戰略調整，既受到現實安全環境變化影響，也必須面對歷史因素帶來的信任挑戰。只有真正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以更加透明、克制、負責任的方式推進安全政策，才能贏得周邊國家信任，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完）

7月7日 接受香港中通社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