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們站錯隊：試圖扭轉(zhuǎn)廬山會議走向

文章來源：曉麗有話說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外，還有各省市區(qū)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部委負責人。

會議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糾“左”。許多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強調(diào)“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還很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另外，也有不少與會者不愿意多講缺點，認為糾“左”已經(jīng)過頭，使干部、群眾泄氣，出現(xiàn)了右的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會議分成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是“神仙會”，氣氛比較寬松；后期“反右傾”，變成一邊倒。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當時一般指參與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大都表現(xiàn)出對前段“大躍進”的否定和對繼續(xù)深入糾“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們大都與某個積極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發(fā)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辦副主任等職。他與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官司”在廬山打到了毛澤東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四川進行蹲點調(diào)查。在新繁縣大豐公社近四個月的調(diào)查中，田家英掌握了這個所謂“高產(chǎn)豐產(chǎn)”公社虛報產(chǎn)量的問題。

不久，毛澤東寫給六級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黨內(nèi)通知）下達，信中特別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講真話兩條。這兩條所涉及的問題當時在四川普遍存在且爭論激烈。但毛澤東的指示信被封鎖，四川省沒有在縣級以下傳達。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鎖，在蹲點公社廣播了指示信。

這樣，大豐公社在密植問題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傳開。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因為田家英反對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發(fā)生了爭論。最后省委決定，全省繼續(xù)實行高度密植，只是讓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點。

上廬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虛報產(chǎn)量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并把調(diào)查組反映勞動模范羅世發(fā)對浮夸和過度密植等問題不滿的材料送給毛澤東。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與田家英發(fā)生了爭吵。

在開小組會時，田家英談到下面受壓而虛報產(chǎn)量等問題時，組長李井泉批評了他，以致講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也沒有明確判定誰是誰非。

李銳和柯慶施

李銳自1958年初擔任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廬山會議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在廬山，李銳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矛盾尖銳。

據(jù)李銳回憶，矛盾在1958年春就開始顯露。3月的成都會議期間，柯慶施找到李銳，要李替他寫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躍進”、大革命。李銳勉強寫了一兩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慶施曾對人說：李銳的文章沒有寫好。

5月，在上海召開了華東地區(qū)計劃會議，工交部門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聚集上海，幫助華東地區(qū)制訂1959年的“躍進”計劃，李銳代表水利電力部參加。會上，華東地區(qū)鋼的指標漲到600萬噸，而李銳卻潑了冷水，認為電力無法保證?？聭c施很不滿，多方做工作，李銳仍然堅持己見。

之后，李銳還給毛澤東寫了信，說明按華東地區(qū)的計劃，全國缺電要在100億度以上，認為計劃沒有留有余地。此信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在此次的廬山會議上，李銳于7月20日的小組發(fā)言中特別提到：華東地區(qū)600萬噸帶頭，就想得過高了，遠遠超過客觀可能。這些話應該說是針對華東地區(qū)的負責人柯慶施的。

23日，毛澤東講話后的兩三天里，會議形勢急轉(zhuǎn)直下。這期間，柯慶施曾在吃午飯時過來和李銳干杯。李銳大聲說：柯老，你是見過列寧的人，何必跟我們后生小子過不去，并轉(zhuǎn)回餐桌不予理會。

陳伯達和葉飛

陳伯達自1939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他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矛盾所見敘述不多，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據(jù)陳丕顯之子陳小津著的《我的“文革”歲月》中敘述：“‘大躍進’時期，陳伯達到福建蹲點，以‘欽差大臣’自居，對福建省委指手畫腳，亂提意見。葉飛看不慣他的某些做法，頂撞了他，兩人發(fā)生爭執(zhí)。葉飛直率地說他是‘書生之見’。陳伯達回北京后，向毛澤東告了葉飛一狀，但毛澤東沒有表態(tài)。”

對此事的另一種記載是：1959年一二月間，陳伯達回到家鄉(xiāng)福建晉江地區(qū)，在南安南廳鄉(xiāng)滿山紅大隊居住20多天，參加工作組進行蹲點調(diào)查。2月26日，他寫信并通過福建省委報告中央和毛澤東。

信中反映了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閩南土地千差萬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不能一刀切；制訂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具體計劃應該同群眾共同商量決定；晉江地區(qū)為提高窮村和山區(qū)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去填補，有平均主義；在解決社員報酬問題上，應使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jié)合等。

陳伯達的報告中不乏一些正確意見，實際上是晉江地區(qū)干部、群眾的呼聲。這對于毛澤東繼續(xù)糾“左”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此信發(fā)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開了解放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六級干部會議，1.4萬名干部出席。會上，葉飛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評，著重檢討公社體制問題。前后對比來看，陳伯達的調(diào)查報告與福建省委的檢討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

在“神仙會”階段，陳伯達曾兩次作長篇發(fā)言，批評“大躍進”中的一些弊端。他對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評，結(jié)果和葉飛發(fā)生了爭論。7月23日后的小組會上，陳伯達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調(diào)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喬木和曾希圣

胡喬木自1941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他與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的矛盾紛爭主要表現(xiàn)在對《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的爭論上。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多月，通過一個會議紀要性的文件就結(jié)束了。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毛澤東原來指定五個人：胡喬木、楊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澤東建議起草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據(jù)李銳回憶：譚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躍進”時的帶頭人，但他倆不是主要起草人。

從17日起，在討論《議定記錄》時，一些人有意見，主要集中在胡喬木執(zhí)筆的《關(guān)于形勢和任務》上，認為對“大躍進”所取得的成績和經(jīng)驗表達得不夠充分有力，缺點寫得很具體，認為這樣傳下去要泄氣，影響計劃的完成。《關(guān)于形勢和任務》中寫到的缺點有三條：國民經(jīng)濟的某些比例失調(diào)，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chǎn)風”，命令主義和浮夸作風。

曾希圣是起草小組成員，對這一段寫法也不滿意。他在19日的小組發(fā)言中認為，安徽最大缺點是刮了“共產(chǎn)風”。下面干部對于缺點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點墨水，一擦就掉了”?！爸劣谌ツ旯まr(nóng)業(yè)比例失調(diào)，我不承認。工業(yè)、農(nóng)業(yè)不都是增產(chǎn)很多嗎？工業(yè)內(nèi)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調(diào)，但是我的看法很樂觀，不經(jīng)過這樣的大演習，我們受不到這樣的教育。”

曾希圣作為起草小組成員，對《議定記錄》提出批評，格外引人注目。從他發(fā)言中為“共產(chǎn)風”辯護和對工農(nóng)業(yè)比例失調(diào)的否認看，矛頭是指向三條缺點的。由于這時彭德懷的信已經(jīng)印發(fā)出來，20日后討論的焦點更多集中到彭德懷的信上。這樣，胡喬木和曾希圣的紛爭初一爆發(fā)，未曾展開就轉(zhuǎn)向了。

吳冷西和吳芝圃

吳冷西雖然沒有正式的毛澤東秘書之職，但1956年后經(jīng)常參與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隨毛澤東左右，廬山會議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等職。沒有史料反映他在廬山會議上與地方負責人有過什么紛爭。不過，會前他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矛盾還是有跡可循的。

1958年10月底，吳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河南新鄉(xiāng)地區(qū)蹲點調(diào)查。11月5日，兩人在專列上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吳冷西著重匯報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

修武縣委書記對一縣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有憂慮，擔心如果公社實行了全民所有制，災年會鬧饑荒，豐年會因谷賤傷農(nóng)。毛澤東認同修武縣委書記的看法。當他們匯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澤東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要禁止拆散家庭。

在隨后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11月10日，毛澤東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說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此次廬山會議討論時，毛澤東就一些地方出現(xiàn)的拆散家庭的極左做法提出批評。后來在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第一次鄭州會議對吳芝圃作了批評。

從上述看，吳冷西等的匯報，是河南省委負責人在會上遭到批評的重要原因。吳冷西也認為，他們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對毛澤東不無影響。雖然沒有材料表明吳冷西和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有過紛爭，但兩人就“大躍進”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并且將這種分歧展現(xiàn)在毛澤東面前，是可以推斷的。

紛爭的緣由

應該指出，在廬山上與“秀才”們發(fā)生紛爭的不只是上述幾個地方負責人，還有其他人，矛盾是復雜交錯的。不過，上述紛爭確實比較激烈，有代表性。那么，應如何看待這一現(xiàn)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們對“大躍進”及糾“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負責人存在分歧。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在堅持深入糾“左”方面積極活躍、協(xié)調(diào)一致，表現(xiàn)出很大能量，成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們堅持糾“左”最主要的活動是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五個“秀才”都參加了起草組，而且承擔主要任務。《議定記錄》的初稿，系統(tǒng)地對“大躍進”的錯誤提出了尖銳意見。

17日起，小組重編后，重點討論下發(fā)的《議定記錄》和彭德懷的信。在開頭的兩三天里，批評者的矛頭針對《議定記錄》的多，針對彭德懷的信的反而少?？梢哉f，大約在20日前，《議定記錄》成為“秀才”們與維護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矛盾紛爭的焦點。

“秀才”們另一個堅持糾“左”的表現(xiàn)是對彭德懷、張聞天等表示了支持。據(jù)胡喬木回憶：“神仙會”階段，張聞天曾幾次到他和田家英、吳冷西等的住處小坐。他們對國內(nèi)形勢的看法比較接近，都主張認真總結(jié)“大躍進”的教訓，以便徹底糾正“左”的錯誤。

彭德懷的信印發(fā)后，18日，“秀才”們私下談到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的內(nèi)容很好，觀點跟他們一致。在彭德懷的信受到指責時，“秀才”們則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組會上，胡喬木發(fā)言為《議定記錄》辯護，“他完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但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20日的小組會上，李銳發(fā)言說，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作為對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在小組會上有人批評彭德懷時，吳冷西也三次起而為之辯護。兩股堅持深入糾“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認同。

反觀一些地方負責人，特別是1958年熱度較高、錯誤較嚴重的地方負責人，在廬山會議前期的發(fā)言中，認為問題不太大，而且問題已經(jīng)基本得到解決；認為當時的問題是糾“左”泄了干部、群眾的氣，應該鼓足干勁，繼續(xù)“躍進”。面對“秀才”們積極主張糾“左”，他們起而反擊。田家英判斷：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們與彭德懷并列，說他們一個鼻孔出氣。

紛爭的一方集中地出現(xiàn)在毛澤東秘書這個范圍里，也表明應該注意“秀才”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們伴隨毛澤東左右，便于了解毛澤東的意圖和動向，也有更多機會向毛澤東傳遞信息，施加影響。“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多次派秘書到地方上作調(diào)查研究，了解情況。秘書們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他的判斷。在與地方負責人的紛爭中，田家英、李銳、陳伯達采用了寫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吳冷西則當面向毛澤東匯報。

除了接近和影響毛澤東，“秀才”們還利用特殊身份，試圖對會議的走向加以影響。田家英曾提議，一是由胡喬木在會下同有關(guān)的省市區(qū)委第一書記和部委負責人接觸，勸他們也交心，作自我批評。胡喬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喬木把小組會氣氛沉悶、談失誤阻力大的情況向楊尚昆反映，請他再向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報告。胡喬木也做了。

“秀才”們與聞最高決策的便利和他們的積極活動，給紛爭的另一方以壓力。也正因為對手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更是不得不爭，毛澤東點破了他們的心態(tài)。7月17日，毛澤東談到雙方的“官司”時，對“秀才”們說：他們（各省市區(qū)負責人）在當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都有保衛(wèi)自己勞動果實的本能。

與“秀才”們相對，一些地方負責人也在積極地對毛澤東施加影響。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澤東同大區(qū)負責人進行過重要談話。特別是在22日的談話中，一些地方負責人竭力影響毛澤東?？聭c施、李井泉對糾“左”表示不滿。

他們說：現(xiàn)在小組會反對“三面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柯慶施說，現(xiàn)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叭婕t旗”、“隊伍散了”，這些是毛澤東最為關(guān)注的，進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

毛澤東的最終態(tài)度

通過以上對“秀才”們和地方負責人紛爭現(xiàn)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居于紛爭最終裁決者的地位。對毛澤東來說，一方是他身邊的人，一方是“大躍進”的倚重力量，在紛爭的前期，他沒有輕易表態(tài)。

但是，在廬山這場大的斗爭中，隨著毛澤東轉(zhuǎn)向批判彭德懷、“反右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敗。李銳在會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審查。毛澤東幾次當面批評他們表現(xiàn)不好，方向不對頭。

在涉及“秀才”與地方負責人的“官司”時，毛澤東明顯地偏向后者：“你說人家一些壞話，人家反過來批評你，這是常情。緊張一下有好處，可以反過來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處?！?/p>

裁決“秀才”落敗的結(jié)果，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在對待“大躍進”的態(tài)度上，和一些地方負責人的共同點更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一時期，常規(guī)機構(gòu)中的干部還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

左右親近之人在政治活動中釋放的能量、發(fā)揮的作用，還遠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他晚年身邊的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