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學,提起商鞅,歷史老師總會鄭重地指出——他是偉大的改革家、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國崛起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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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評價就像一層金漆,刷得锃亮,以至于讓我半個世紀以來從未懷疑它的底層是什么材質。
無意間,我讀到諶旭彬寫的《商鞅這個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毒瘤》一文,完全顛覆了我對商鞅的完美認知。總想掀開來看一看。
商鞅入秦,帶去的不是文明,而是一套精心設置的馴化系統。他眼中的"強國",不是百姓安居樂業、文化繁榮昌盛,而是一部高效運轉的戰爭機器。
在這部機器里,人是零件,不是目的。
你種地,是為了給國家產糧;你打仗,是為了給國家掙爵位;你生孩子,是為了給國家添丁。
至于你自己的想法、情感、對人生的向往——對不起,那都是鋤頭上的鐵銹,必須清除。
商鞅有一句話特別值得玩味:"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
這句話赤裸裸地揭示了他的核心思想:國家和人民是對立的。即:要想國家強大,必須讓人民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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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弱",既是經濟上的貧窮,也是精神上的萎縮:你不能有思想、有主見,更不能違反皇家指令。你必須:聽話,干活。
于是,被稱為法家思想的商鞅制度被推行,可秦國的百姓活成什么樣了?
鄰里之間實行連坐制,相互監視。比如你今天抱怨了一句賦稅太重,明天就可能被鄰居告發,后天腦袋就得搬家。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里,信任是最奢侈的東西,也是最危險的東西。你不敢相信任何人,包括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
因為告密者可以得到獎賞,而包庇者則會受罰。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就這樣被商鞅的法律一刀刀割斷。
更可怕的是他對知識與知識分子的仇視。
商鞅說:“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守。”
翻譯成現代語,就是:老百姓要是讀了書、懂了禮、知道了仁義,就不肯老老實實去打仗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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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一類文字都得燒掉,叫做焚書。而那些不肯閉嘴、堅持講道理的知識分子,怎么辦?殺!這就叫坑儒。
他要的是一個愚昧的、盲從的、只知道埋頭干活的國民群體,而不是一個有判斷力、有獨立人格的公民。
有人說,商鞅的法家思想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功不可沒。
這話沒錯,但秦始皇統一之后,秦二世反而亡了。這說明商鞅留下的那套制度,只能用來打仗,不能用來過日子。
這個制度,能迅速集結力量,卻無法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轉。最悲催的是,秦朝滅亡之后,商鞅的那套東西居然流傳了下來。
后來的統治者們嘴上罵著秦始皇暴虐,手上卻悄悄撿起了商鞅的法術,并付之于實踐。
他們學會了"馭民"的精髓:把百姓編成保甲,讓他們互相監督;用嚴刑峻法震懾人心,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壟斷知識和話語權,讓讀書人只能做御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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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上尊儒,實際上是讓法家披上儒家的外衣,用"陽儒陰法"作為中國兩千年政治的底色。
宋朝的"烏臺詩案"、明朝的東廠錦衣衛、清朝的文字獄,哪一樁不是商鞅精神的延續?只不過包裝得更精致、手段更隱蔽了。
冠冕堂皇之下,內核從未改變:權力不容挑戰,思想必須統一,個體必須服從集體,集體必須服從皇權。
有人可能會問:那你怎么解釋漢唐盛世?怎么解釋康乾盛世?
這很好回答:盛世從來不是給老百姓看的。無論漢唐盛世,或是康乾盛世,老百姓終年勞作卻食不果腹。
課本上的盛世標準,向來是疆域有多大、國庫有多滿、皇帝的面子有多光鮮,而不是百姓有沒有尊嚴、能否免于凍餒病流離。
商鞅的偉大之處,在于他讓秦國在短時間內變得無比強大;商鞅的惡毒之處,在于他讓中國人從此學會了跪著生活。
他告訴我們,為了集體的利益,個人可以犧牲一切,包括你的自由、尊嚴、幸福,甚至生命。國家機器面前你什么都不是。
這種思維方式,至今仍然潛伏在我們的文化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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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聽到有人贊美商鞅,贊美他那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率,我都會感到一陣莫名的寒意。
效率固然重要,但效率的代價是什么?
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被摧毀,是個體的創造力被扼殺,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歲月里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們不否認歷史有其特定的語境,也不否認商鞅變法在當時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我們絕不能美化那種把人當作工具、把愚民當作治國之道的思維方式。
只要這種思維還在,無論它以法家也好,或是其他什么主義也罷。它都會制造出新的枷鎖、新的牢籠、新的沉默的大多數。
商鞅死了,但他的法術還活著。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警惕這種法術在我們身上的復活。
勸君別為商鞅唱贊歌。不是因為他不值得研究,而是因為他值得我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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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日讀到諶旭彬先生的《商鞅這個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毒瘤》一文,觀點犀利,發人深省。商鞅作為教科書中的“偉大改革家”,其功過歷來爭議不斷。本文是我讀后的個人感悟與延伸思考,無意全盤否定歷史人物,只想提供一個審視商鞅及其遺產的不同視角。歡迎理性討論,不喜勿噴。
2026年6月20日寫于西安 圖片來自網絡 侵刪
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騰訊短史記】:《商鞅這個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毒瘤》,作者:諶旭彬
360百科: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莊鎮) 人,衛國國君的后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后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于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
商鞅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并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軍事上商鞅作為統帥率領秦軍收復了河西。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繼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為謀反,戰敗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后示眾。
陜西商縣與商鞅的關系:
陜西商縣得名于商鞅封地,是秦孝公因商鞅變法有功而賜予他的十五邑封邑。
商洛地區在戰國時期是商鞅的封地。公元前 338 年,商鞅輔佐秦孝公實施變法功勛卓著,被賜予“商”地十五邑,故稱“商君”或“商鞅”,這片土地也因此正式得名商縣。
當時該地域被稱為“商於”,以武關即商邑為中心,形成了首個軍事文化經濟中心。
三國時期:商縣與上洛縣合并,新設商洛縣,既保留商鞅封地痕跡,又融合商洛地緣特征。
隋唐至明清:隋朝升格為商州,民國時期設立商洛道,后改為商縣。
現代建制:新中國成立后設為商洛專區,2002 年撤地設市,原商縣改為商州區,隸屬商洛市。
為紀念這位歷史人物,商洛市建有商鞅廣場,中央矗立著高 9 米的商鞅雕塑,左手持簡、身佩寶劍,背后浮雕墻講述變法風云。
商鞅封邑遺址位于今丹鳳縣城西兩公里處的古城村,已于 1992 年被定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一地名不僅承載了法家變革的歷史記憶,也成為當地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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