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汴京,延和殿。
宋神宗趙頊坐在龍椅上,面前的這個人四十八歲,面容清瘦,眼神像一把剛磨過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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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王安石。此前的二十多年里,他放著京官不做,在地方上當了十幾年知縣、通判、知府。每一任都干一件事——實驗。他在鄞縣試驗過青苗貸款,在舒州試驗過差役改革。別的地方官想的是怎么討好上司,他想的是怎么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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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站在宋神宗面前,帶著一整套改變天下的方案。而宋神宗——二十歲的年輕天子——剛剛繼承了這副爛攤子。他雖然年輕,但他比誰都清楚大宋的處境。
大宋的問題,四個字:"三冗"——冗官、冗兵、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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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嗎?富得流油。汴京城里酒樓高聳入云,夜市通宵達旦,勾欄瓦舍里說書人一晚上能賺普通農戶一年的收成。大宋的GDP占了當時全世界的將近三分之一。
但國庫是空的。官員的數量是唐太宗時期的十倍,養的兵超過一百四十萬——但每戰必敗。契丹人每年要走幾十萬歲幣,西夏人在西邊割走了一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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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后有人統計——北宋養官、養兵、納貢三項支出,占歲入的八成以上。這個王朝像一個穿著絲綢袍子卻只剩皮包骨的巨人。風一吹就倒。
王安石的辦法,就是動這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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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農民春天播種時,官府借錢給他們,秋天收了糧食再還,利息比地主低一半。免役法——老百姓交錢代替服勞役,官府用這筆錢雇專業的人干活。市易法——官府成立專門的機構,在物價高的時候拋售,在物價低的時候收購,打擊奸商囤積居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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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輸法——重新丈量全國的田畝,按實際田產收稅,富人多交,窮人少交。保甲法——把農民組織起來農閑練兵,平時防盜,戰時為兵。
仔細審視這些措施——青苗法是普惠金融,免役法是勞動力市場改革,市易法是宏觀調控,均輸法是累進稅制。這是一套一千年后凱恩斯主義才說清楚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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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措施全部落地,大宋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靠制度走出農業時代的社會。
但從變法第一天開始,阻力就像潮水一樣涌來。
司馬光在洛陽寫了十幾封信罵他。他說這套方案是"與民爭利"——政府的手伸進市場里去,不會有什么好下場。蘇軾公開上書反對,說青苗法到了地方上一定會被念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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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太后曹氏把宋神宗叫到后宮,流著淚說"王安石亂了祖宗法度"。連王安石的親弟弟王安國都站出來反對他。
而這些還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基層。
青苗法到了縣里,縣令為了政績,強行攤派——不管農民需不需要,一律發放貸款。利息說是兩分,實際層層加碼變成五分、六分。免役法收了錢,勞役照樣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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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法打擊的是奸商,但執行的人本身就是奸商。均輸法要重新丈量田畝——地主豪紳們當然不干。讀圣賢書的人反他,因為他動了士大夫階層的錢包。
公元1074年,宋神宗頂不住壓力了。他罷免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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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后他重新起用王安石。但勢頭已經斷了。公元1076年,王安石再次罷相,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汴京。九年后宋神宗死了——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保守派上臺,新法被廢得一條不剩。
四十年后,1127年,金兵南下。汴京城破。當金人的鐵騎沖進城門的時候,國庫里連買武器的錢都拿不出來。因為幾十年來所有人都在爭權力、爭立場,沒有人真正想過怎么讓這個國家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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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寧的半山園。有人從汴京來,告訴他——他的最后一條新法被廢了。他沉默了很久,什么也沒說。那個曾經在朝堂上舌戰群儒、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拗相公",老了。他拄著拐杖走在田埂上,看著遠處的鐘山,不知道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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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的變法成功了呢?如果朝堂上不是忙著黨爭而是幫他修正執行中的偏差呢?如果那些法案被認真執行而不是被基層歪曲呢?大宋的財政會健康起來,軍隊會強壯起來。
中國可能比歐洲早八百年完成從農業稅收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靖康之恥不會發生。世界歷史可能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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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歷史沒有如果。只有一個四十八歲的江西人,賭上自己的名聲和仕途,想把一艘快沉的船扶正——然后被船上的人推下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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