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海鹽從哪來？（考古中國）

朱雪菲

姚家灣遺址航拍圖。

姚家灣一號鹽灶平面圖和剖面圖。

庵跟岙遺址出土制鹽小口紅陶罐。 以上圖片均為朱雪菲提供

2020年以來，在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與指導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舟山群島地區，針對地下埋藏的文化遺存開展了系統性、持續性的考古工作。圍繞島嶼考古的無限遐想，如同海面上翻滾的波濤，卷席著考古隊顛顛蕩蕩地尋找航行的方向。誰也沒有想到，這海波，即是答案。

研究人員通過精細化的考古發掘、大范圍的調查勘探并結合遙感衛片的分析發現，舟山群島地區的主要島嶼，如金塘島、冊子島、舟山本島、岱山島，包括行政區劃上屬于寧波的大榭島，都分布著大量鹽業遺址。目前，年代明確的鹽業遺存最早可追溯至距今4800—4500年，最晚的相當于東周時期。這顯然是一個跨度2000余年卻完全消失于文獻中的跳島分布的專業化產業群落——舟山鹽業遺址群。

舟山群島地區的鹽業考古，起步于10年前寧波北侖區大榭遺址的發掘。大榭遺址發掘出工藝流程較為完整的鹽業遺存，距今4400—4100年，它標志著東南沿海地區的鹽業生產與四川盆地以中壩遺址為代表的內陸鹽業有著同樣久遠的歷史，說明了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依賴于不同鹽源獲得食鹽的工藝有著各自不同的源頭。2024—2025年，考古隊同時發掘了金塘鎮庵跟岙與岱山縣姚家灣這兩處鹽業遺址，證實兩遺址上均存在距今4800—4500年的鹽業遺存。

從考古學的時間尺度上論，距今4800—4500年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古國文明已在中華大地上展開競逐。與舟山群島隔海相望的陸域地區，正是具有超強社會組織與管理能力的良渚文明的分布區。其發達的稻作農業成就背后，恰恰出現了“鹽”這一資源領域在考古發現上的真空。遠在農業文明發生以前，狩獵采集所獲的食物是人類攝入鹽分的保障，而當淀粉成為主食之后，人類就需要額外攝入食鹽了。因此，作為長江下游地區早期復雜社會的良渚古國，少不了對穩定供給的食鹽資源的追求。

由此可見，舟山群島地區距今4800—4500年鹽業遺存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早”，更在于其所參與的整個社會互動網絡對重要資源的獲取、分配與整合，在特定區域的文明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距今4800—4500年前的鹽業工藝到底是什么樣？這是困惑了考古隊很久的問題。2024年，姚家灣遺址已被專家認定為鹽業遺址，當時發現的鹽灶及制鹽遺物距今約4000年。然而，這批遺存埋藏較淺，考古隊在更深的地層中，發現了大量的紅陶器碎片。盡管人們當時根據碳十四測年就已經了解到，這些更早的遺存距今4800—4500年，正與良渚文化中晚期相當，但整個良渚文化中，幾乎沒有姚家灣遺址出土的這批器物可以類比的對象。如果這些不是常規遺址中的日用陶器，那就極有可能指向一種性質特殊的遺址。

隨后的發掘證實了這一推測。庵跟岙遺址與姚家灣遺址在距今4800—4500年的制鹽工作面上，都分布著形制相似的鹽灶群組，這代表著海鹽生產的核心技術之一——煎煮蒸發、結晶成鹽。可惜，這些鹽灶均僅殘存了燒土圈狀的灶底部分，個別有反復壘砌的現象。鹽灶附近或是臺地的邊坡上，可見大量廢棄的制鹽遺物。最為典型的是煎鹽盤。這些厚胎大口平底的盤形器，從距今4800—4500年的這一階段，直到距今4000年前，形制都很相似。區別在于盤徑不斷增大、盤身逐漸變淺，胎體的羼和料越來越具有選擇性。另一類器物是口徑只有12—15厘米的紅陶罐，其肩部弧度所匹配的腹徑往往超過30厘米。這些陶器胎芯發黑、夾雜大量稻殼，十分酥松。殘片多為口沿部分，肩部以下基本不存。這一特征恰與海水的腐蝕性相對應。這類小口罐可能是作為存放海水、鹵水或濕鹽的容器。

浙東地區的海鹽生產，向來靠的是“煮海熬波”，清代中期以后才逐漸被板曬代替。而“煮海熬波”指的并不是直接煎煮海水，而是需要通過刮泥淋鹵的方式，將海水濃縮成高濃度的鹵水。這就涉及海鹽生產的另一個核心技術——淋鹵提純。姚家灣遺址中發現了一處上下兩級狀的坑池類遺跡，遺跡周壁殘存著一些呈堆壘狀的煎鹽盤碎塊，極有可能是《熬波圖》(創作于元代，我國第一部煮海制鹽圖解書)記載的淋鹵坑井的雛形。

跟大榭遺址相比，這批距今4800—4500年的鹽業遺存所代表的制鹽工藝雖頗具原始性，卻已呈現出跳島分布的規模，遵循著一定的操作規范以及與更成熟的海鹽工藝中幾乎一致的流程。這意味著，良渚文明進入中后期階段時，舟山群島已經成為一處成熟的海鹽供給地。而海鹽業的發端，仍有繼續向上追溯的空間。

從人或動物對鹽的自然需求，從早期農業與海鹽產業相輔相成的關系，從國家層面對鹽業資源的追求和布局……追尋最早的海鹽，也同樣考驗著考古人“煮海熬波”的毅力。

(作者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