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百年紅學史，史論無私筆有情——評李彤《紅學外史》

晚清以降，中國經(jīng)歷“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現(xiàn)代轉型。100余年間，“傳統(tǒng)”被幾經(jīng)放逐與召回，而現(xiàn)代中國的歷程卻始終在回應著與它的關系。我們既會看到諸多傳統(tǒng)經(jīng)典一度失去其文化正統(tǒng)權力，或被作為文明的反題，或被博物館化為遺產(chǎn)，似乎淡出了鮮活熱鬧的文化現(xiàn)場；我們也會看到某些傳統(tǒng)經(jīng)典神奇地重新進入現(xiàn)代文化場域，不僅僅是作為被記憶的經(jīng)典，而且生成新的文化命題，參與著現(xiàn)代文化的建構。《紅樓夢》正是這樣一部命運奇特、來自3000年傳統(tǒng)卻始終活躍在現(xiàn)代中國文化場域的經(jīng)典。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初發(fā)表的單行本封面

近百年來，圍繞著《紅樓夢》，交織著時代主題與微茫個體的因緣際會，沉淀著從廟堂諸公到中外學者乃至閭巷人家?guī)状说闹腔邸⒆非笈c命運，其間至大者關乎文明與家國，至微者也可肇始于片言只語或興之偶得。“紅學”一詞雖發(fā)端于戲言，卻終成傳統(tǒng)經(jīng)典在當代文化中一個獨一無二的場域。俞平伯曾稱入此場域如入“夢魘”，此說在當時雖曾遭批判，然而站在今天回望這百年來糾葛其間的難評之理論、難盡之考證、難斷之是非、難言之恩怨，“夢魘”之感又何嘗不是當語。

胡適《紅樓夢考證》手稿封面

從此意義上說，李彤先生的《紅學外史》，立意要以史筆梳理這個延續(xù)百年、紛紛擾擾的“夢魘”，這樣吃力未必討好之舉，非至癡至迷不會為，無大勇大智不能為。厚厚兩冊書稿，雖然作者自謙“本書不是一部莊重的紅學史，也不是理論或學術著作”，但作者論一事必多方取證以免片面、寫爭論必各方說理以避偏頗、定一論必證據(jù)確鑿以求毫厘不失的史筆精神讓人肅然起敬；而在涉及學術問題時，作者梳理文獻、辨?zhèn)吻笳妗⒊鋈胛氖贰⒄f理精到的學術功力，又讓人由衷佩服。作者稱這是一部“紀實文學”，全書出場人物時間跨度將近百年，有政治領袖也有各色知識分子，還有引車賣漿三教九流，凡百余人從作者筆端走入讀者眼底，作者卻在百年歷史波濤中有條不紊地鋪排各色人物，結構大小事件，人雖多而各自面目分明，事雖雜卻經(jīng)緯分明不亂，這樣的運筆能力，加之文筆流暢雋永且常出幽默俏皮之語，又使得這部著作確如長卷小說般可喜可讀。

《紅學外史》，李 彤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6年出版

概言之，全書最值得稱道者，是知人論世，堪稱史論無私又筆端有情。

書中所涉之人，既有蔡元培、胡適這樣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學術巨擘，也有張伯駒、聶紺弩這些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還有李希凡、藍翎這些與時代風潮同起的爭議人物，甚至毛澤東、胡喬木等領導人也在書中紛紛出場。這些人物圍繞紅學彼此關系錯綜復雜，恩義固深，嫌隙也難免。作者能夠站在史家公正立場，將可信可考的歷史事實本身一一鋪排于讀者眼前，讓每一個人物的品格風度、是非對錯成為讀者自可公論的信史。

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左起）合影于北京西山臥佛寺

他寫先賢胸懷，讓讀者既看到蔡元培先生在紅學判斷上的偏頗，又不忘讓讀者知道他一邊寫文章駁詰胡適，一邊將自己發(fā)現(xiàn)可為胡適論爭的材料盡快送到胡適手中；而胡適一方面感謝蔡先生對自己的提攜鼓勵，一面也毫不避諱與蔡先生就學術展開爭論。在兩位先生的幾個往來回合間，先賢以學術為公器、不以私情廢公器，也不以學術之爭結私怨的磊落襟懷在讀者面前呈現(xiàn)得入木三分。寫書生風骨，讀者看到呂熒先生在滅頂之災面前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作者用了“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一語作評，其深切的敬仰、追思、感佩，在此一語間穿透紙面直入人心。寫智者明達，于是讀者看到了當年在一片亂相中深夜挑燈抄紅樓的馮其庸，也看到了在下放生涯中走山過水以田野調查豐富自己歷史研究的馮其庸。寫長者溫厚，讀者看到了胡適在與周汝昌的半世師生中，無論是面對青年周汝昌的鋒芒畢露、禮數(shù)粗疏，還是對自己去國后周汝昌上綱上線的批判，都不僅始終愛其才，更能體諒其處境。當讀者讀到胡適身在海外，對周汝昌的批判盡是體諒辯解之語并推薦其著作的事實，已無需作者多言，對一代文化巨擘的品格自有認知。

周汝昌致胡適信，1948年7月11日

作者的筆往往延續(xù)這些重要人物的一生，寫他們的意氣風發(fā)、光彩熠熠，也寫他們在時代大潮中的身不由己、悲歡難平。他們是在學術上光耀史冊的大學者，也是在時代大潮中身不由己、有自己局限與欲望的普通人。而更難得的是，在史筆公正、是非有斷之上，作者的筆端更有一種來自人性深處的悲憫。普通市井人家不懂抄本價值，只關切能值價幾何，作者便讓讀者看到他們的貧病困頓，而不是指責其造成珍本流失；俞平伯歷經(jīng)憂患選擇沉默，作者寫出他“碧海掣鯨閑此手”背后的蒼涼感慨；而對張伯駒晚景的凄涼，作者也將時人的不平之語如實呈現(xiàn)，令百十年之后讀者也可聽聞。這些事件，是作者以數(shù)十年治史之力披檢材料辯偽存真的信史，又飽浸著他作為人文知識分子回顧這百年滄桑無數(shù)悲歡的感嘆深情。這樣有情感能量的史筆，讀來既讓人信服，也讓人動容。

書中涉事，更是頭緒繁多、立場各異、眾說紛紜。如何在這萬千頭緒、恩怨糾纏中還歷史本來面目？恐怕對紅學歷史略有涉獵之人都知道這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李彤硬是用數(shù)十年功夫，咬定青山，考據(jù)史料，走訪證據(jù)，抽絲剝繭，將一件件眾說紛紜的“傳聞”、一樁樁各說各有理的“紛爭”，變成一個個有據(jù)可考、有史可證、邏輯嚴謹?shù)氖穼崳褋睚埲ッ}清晰完整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這對紅學史，尤其對20世紀學術史而言，都是完成了一項艱巨而重要的工作。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論事，既不設先驗立場，也不隨主流判斷，更不避尊者賢者之諱，秉筆直書。同時，作者又絕不站在道德制高點苛責先人，而是在公論是非的同時，又將人物際遇放在歷史大環(huán)境中予以體諒，或從人性出發(fā)予以理解。

1973年，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專家們合影 啟功注寫人名。前左六顧頡剛，后右五啟功

這其間最典型的是魯迅與顧頡剛之爭、周汝昌與吳世昌之爭。魯迅與顧頡剛之爭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后人往往基于對魯迅的敬仰，或閉口不談，或力證顧氏指控不實。而李彤卻爬梳爭論的來龍去脈，比對鹽谷溫原著，考證魯迅接觸鹽谷溫著作時間與自述，著眼當時論爭雙方的公仇私怨，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證實魯迅對鹽谷溫原著有諸多借鑒，顧頡剛至死不放棄此指控并非毫無根據(jù)；而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時，中國學界并無嚴謹并通行的學術規(guī)范，魯迅將此指控視為人身攻擊也情有可原。這段文壇公案在此得以真相再現(xiàn)，讓讀者既見其是非，也能體諒其處境。而周汝昌與吳世昌的假詩公案，作者在完整呈現(xiàn)事件來龍去脈和雙方說法的基礎上，更是史筆直斷，讓讀者既了解吳世昌的誤判有其長期以來的局限與偏頗做因，也有其性格中天真與執(zhí)著的一面為催化；而周汝昌從一個惡作劇開端，讓自己的假詩在紅學界一度以假亂真，并不完全如他所辯解的，是無心與巧合之下的陰差陽錯，也有他自己有意誤導、不可推卸的責任。史家的高度，絕不僅僅在史料考證的翔實、歷史還原的完整，更在李彤這知人論世、從大歷史中理解具體的人與事、既不偏袒也不苛責的深度，更在能對旁人不敢深論、不敢斷言之事，有理有據(jù)公道直斷的勇氣與擔當。

1975年秋游北京西山，左起：周篤文、張伯駒、夏承燾、任二北、張夫人潘素、蕭鐘美、蕭 夫人王志淵、夏夫人吳聞、黃君坦、徐邦達、周汝昌。 吳常云 攝

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未完之作。這個“未完”是遺憾，又何嘗不是成就了《紅樓夢》的多重可能性與無盡魅力，使其至今猶能不斷生成新的閱讀、闡釋與研究空間？同樣的，百年間的紅學史也是難盡之學。李彤的這本《紅學外史》使得“夢魘”有了涇渭分明、脈絡清晰的呈現(xiàn)，為后人關注、研究這段歷史打開了天地，而其提出的諸多問題，如如何認識這100年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語境？如何理解從蔡元培、胡適到李希凡、藍翎直至今天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思想？《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如何進入現(xiàn)代科學研究、如何從現(xiàn)代文學理論中給予定位與闡釋？這些問題仍有著難以窮盡的研究空間。

陳思和教授曾經(jīng)這樣講學者在學術史中的傳承：“現(xiàn)代文學是一條河流……這條河帶著前人的生命信息，從我們身上流過去，流過去時把我們湮沒了。但當河水流過我們的時候，就把我們的生命信息也帶了進去。那么這個文學史就是一個活的文學史，是有生命的文學史。”我們今天看百年紅學史，甚至看以此為入口的百年現(xiàn)代學術史，亦如此說。若這條河能從《紅學外史》流向我輩后學，匯入我們對3000年中國傳統(tǒng)與我們呼吸于中的當下、對百年滄桑沉浮與我們正在走向的未來的思考與回答，則便是我輩后學向此書與作者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