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大一統？何以中國？一場展覽給出的答案

在波瀾壯闊的古代中國發展進程中，周至秦的歷史轉折，有著開天辟地、承前啟后的里程碑意義。秦不僅終結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局面，更以制度創制、文化整合與國家治理的開創性實踐，奠定了大一統中國的基本格局。

▲“肇興中國”特展現場。新華社記者　陳浩明 攝

近日，作為上海博物館“何以中國”文物考古大展系列之一，“肇興中國：秦·大一統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展出。展覽匯集來自甘肅、陜西及上海的14家考古文博機構，共計328套510件珍貴文物，分為“秦·人”“秦·國”“秦·融”“秦·同”四個篇章，以考古實證為骨、文明脈絡為魂，系統呈現秦從西周附庸逐步崛起，至建立大一統國家的恢弘歷程，揭示出秦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

源自東方，立足西陲

走進“秦·人”篇章展廳，一件西周時期的卜甲靜靜陳列，卜甲上殘存的“秦人”二字，正是迄今對“秦”最早的文字記載。

▲西周“秦人”卜甲。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秦人源自何方？甘肅天水市清水縣李崖遺址的19座西周墓葬給出了關鍵答案。該墓群出土了具有鮮明商式風格的方唇分襠鬲、三角劃紋簋等陶器。尤為重要的是，其中14座墓設有腰坑并殉狗，這正是典型的商系墓葬習俗，而在西周周人墓及甘青本地墓葬中均未見此俗。這些文化要素的直接關聯，將早期秦文化的源頭上溯至殷商文明，為秦人“東來說”提供了堅實的考古支撐。

如果說李崖遺址回答了秦人“從哪里來”，甘肅隴南市禮縣西山遺址則揭示了秦人在西陲“如何扎根”。禮縣西山遺址的西周晚期墓葬，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隨葬青銅禮器的秦貴族墓，墓主頭骨上留有銅鏃，極可能為戰死；墓葬中的三鼎二簋形制則與關中周人墓葬完全一致。秦人初到隴原，既要學習周禮，又要直面戎人刀兵。

▲蟠龍紋銅盉。

展覽展出的波曲紋銅鍑，出土于甘肅慶陽市寧縣石家墓地。銅鍑本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器物，卻裝飾著周代竊曲紋和波曲紋，反映出“周余民”在這一帶的生活痕跡。另一件展品鳥形陶罐是禮縣出土的寺洼文化陶器，是戎人曾在此活動的佐證。由此可見，秦人在隴右，既習周禮，亦納戎風，在多元交融中逐步壯大。

從東方的來處，到西陲的立足——一件件文物，勾勒出秦人遷徙、扎根的軌跡。

制度創新與完善促其強盛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受封為諸侯，秦立國，這是秦走向大一統歷程的關鍵一步。1978年出土于陜西寶雞太公廟的秦公镈，镈身有銘文135字，講述了秦襄公被賞宅受國之事，并提及秦文公、秦靜公、秦憲公三代世系及業績。

歷史上，秦國曾多次遷都。其建國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肅省隴南市禮縣境內。雍城（今陜西省寶雞市鳳翔區）則是秦國歷史上建置時間最長的都城。從秦德公元年（前677年）徙居雍城，至秦獻公二年（前383年）遷居櫟陽（今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長達近300年。展品中，從出土于禮縣鸞亭山遺址的“長樂未央”瓦當，到出土于寶雞雍城豆腐村的鳳鳥紋貼面磚，再到出土于西安神禾原秦墓的龍頭銀鉤，見證了這一東遷歷程。

▲出土于寶雞雍城豆腐村的鳳鳥紋貼面磚。

秦人在東進的歷程中，格外重視制度的建設。都城、陵基的營造以及祭祀體系的建設都體現出這一點。陜西寶雞鳳翔區秦公一號大墓規模宏大，墓中“黃腸題湊”的棺槨形制，為后世高等級陵墓所沿用；雍城宮殿與手工業作坊遺存，體現了秦國早期都城規劃理念；吸收周文化并融合西戎習俗創立的祭天方式——畤祭制度逐步確立并發展，構建起秦國國家祭祀體系。制度的創新與完善，是秦國走向強盛的重要保障。

2006年秋，考古工作者在甘肅隴南市禮縣大堡子山遺址秦公大墓附近發現了一座大型“樂器祭祀坑”，坑中出土了成套的青銅鐘镈和石磬。從祭祀坑內的樂器組合來看，秦人的這一樂懸制度正是承襲自周人。西周時期建立了將鐘磬樂器按等級懸掛陳列的樂懸規制，核心是通過禮樂制度規范社會等級秩序，是古代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展覽中，大堡子山遺址出土的秦公鼎、秦子镈等青銅禮樂器，訴說著秦人對中原禮樂文明的崇尚與傳承；龍形金飾、鷙鳥形金飾片等黃金器物則融合中原紋樣與草原工藝，體現出秦早期的多元審美與工藝水準。

在交融中鑄就多元一體文明底色

展廳中，一件金柄鐵劍古樸剛勁，劍上鏤空的浮雕狀蟠蛇紋采用失蠟法澆鑄而成，極其精致。劍柄上的蟠蛇紋飾源自中原傳統，而金質劍柄又帶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金與鐵、中原與草原，在一柄劍上完成了融合。

▲金柄鐵劍。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供圖

這柄劍出土于陜西寶雞市益門村二號墓，這一墓葬是春秋時期的貴族墓葬，至今不確定墓主是誰，但其隨葬品見證了當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甘肅天水市清水縣劉坪墓葬群出土的蛇紋金帶飾，以薄金片捶打而成，紋飾由四條大蛇和數條小蛇頭尾相銜、交錯盤曲組成。劉坪墓葬群是西戎人的高等級墓葬，出土了大量武器、馬具和動物紋飾品。這些墓主人鐘愛造型生動、洋溢著草原奔放生命力的黃金飾品。同時出土于墓葬群的虎形銅帶鉤、龍形銅牌飾亦明顯具有融合風格。清水縣地處河谷地帶，東依隴山、南臨渭河，這一地區在草原文化、中原文化、秦文化等的共同影響下，產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文化。

展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輛出土于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的M14-1號車（復制件）。馬車各構件上有忍冬紋、卷云紋、回紋等7種紋飾，大雁、臥羊、狼等動物造型的車飾件承載著豐富的文化信息。車的主體結構與秦車相近，但極盡奢華的裝飾風格與工藝傳統，則體現出西戎人的審美偏好。

▲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的M14-1號車（復制品）。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孔雁拍攝

展覽上，出土于天水市甘谷毛家坪子車氏墓的子車戈亦被觀眾細細端詳。子車戈上有十四字銘文：“秦公作子車用，嚴美戎武靈，戮畏不廷”，意即此戈為秦公專門制作賜予子車氏。“子車氏”正是《詩經·秦風·黃鳥》中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所在的氏族。子車氏墓中隨葬的五鼎四簋青銅禮器組合，不僅彰顯出墓主的身份等級，更體現出秦國貴族對中原禮制的遵循。同時，出土的子車氏車輿上繪有草原民族喜愛的圓圈紋動物圖像。考古發現，圓圈紋動物圖像并非僅流行于秦地，在其周邊的晉、楚等地也有發現，是區域文化交流的物質見證。

地處邊陲的秦人，既以武備守護家園，更以開放包容的胸懷接納其他部族文化，在交融中豐富文化內涵，鑄就多元一體的文明底色。

開創大一統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為了鞏固統一的國家政權，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頒布詔令統一度量衡，展品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正是生動的歷史見證。

銅詔版上五行四十字，秦篆，青銅鑄造，字跡清晰，線條纖細。詔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國諸侯，統一了天下，百姓安居樂業，于是立稱號為皇帝，并下詔書給丞相隗狀、王綰，把全國不統一的法律、度量都明確統一起來。這枚詔版上的文字也正是秦統一文字的見證。

▲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

秦朝在制度層面的一整套創舉，真正奠定了大一統的格局。展廳中，商鞅方升首次采取“站立式”陳列，讓觀眾能更清晰地看到器物上的銘文。這件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官方制定的標準量器，是秦國統一度量衡的實物見證。

展覽還展出了戰國時期多國的錢幣，其中有秦國的半兩銅錢。秦統一六國后，半兩銅錢成為通行天下的貨幣，方孔圓錢從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貨幣形制。

秦代官印、銅權等文物，也是中央集權制度高效運轉的實物見證。一枚“浙江都水”銅印，表明秦朝的統一管理已遠及江南地區。展覽還展出了“物勒工名”制度的實物，如商鞅戟，上刻“大良造鞅之造戟”。在秦代，會在器物上刻錄督造官員和制造工匠之名，以便追溯問責。“物勒工名”制度保證了器物質量的統一與穩定。

尤其值得一提的展品，是禮縣四角坪遺址出土的回紋空心磚。研究者推測，四角坪遺址前身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專程回到秦人發祥之地舉行祭天、告成功業的場所，是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的物化載體。

從商鞅變法確立法度準繩、統一度量衡，到郡縣制重構中央與地方關系；從書同文凝聚文化認同，到車同軌貫通疆域脈絡；從律令體系規范社會運行，到農耕與手工業夯實國家根基，秦所開創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與文明范式，被后世王朝繼承發展，深刻塑造了中國兩千余年的政治文明與社會形態。可以說，周至秦的文明探索，是中華文明從區域邦國走向大一統的關鍵一躍，更是中華文明兼容并包、一脈相承的生動彰顯。

文物無言，卻連綴成史。秦，開啟了大一統的紀元，其制度創制與文明理念，如江河之源，滋養了中國兩千余年的政治與社會，構筑起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記憶。觀展，是尋訪“何以秦”；回望，便是理解“何以中國”。當觀眾走出展廳，答案，已悄然落于心中。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吳艷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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