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三十元。
一九五三年前后，毛主席南下華東，談到銀行吸收存款，屋里幾位干部一報數，數字小得出奇：羅瑞卿十元，楊尚昆八元，輪到譚震林，主席抬眼看他。
“譚老板，你有多少存款？”
這句話一出口，屋里氣氛松了一下。
譚震林沒有馬上搶話。他在華東工作多年，打過仗，也管過地方，身上還帶著江南干部那股爽快勁兒。別人叫他書記、主席、政委，毛主席偏偏叫他“老板”。
這稱呼不是隨口來的。
一九四〇年，江南東路一帶，日偽據點密布，南京、上海、蘇州之間，交通線被敵人盯得很緊。譚震林奉命到東路主持黨政軍工作，不能穿軍裝，不能亮身份，只能換一副模樣過封鎖線。
他借了綢布店老板的名義，化名林俊，拿著“良民證”，換上襯衣、長衫，戴上禮帽，像個做買賣的人。
那不是好玩的事。
崗哨前，一張證件遞出去，眼睛一錯，命就可能留在路上。可他硬是這么過去了，到了東路，隨即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戰友們看他那身打扮，又想起他一路闖關的樣子，便喊他“譚老板”。
毛主席聽說后，也笑著叫開了：“唱京戲的有個譚老板，我們也有個譚老板。”
名字就這么留下了。
可這個“老板”，早年并沒有半點老板樣。譚震林一九〇二年生在湖南攸縣，少年時讀書不多，后來到書紙店當學徒。店里有紙、有書，也有苦活。
他從柜臺邊走出來，先在攸縣、茶陵一帶組織工人運動，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井岡山斗爭時期，他已經是紅軍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后來又擔任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
那是另一種賬本。
他要下到地方去。
抗戰到江南東路后，形勢更復雜。東路夾在南京、上海、杭州之間，敵偽、頑軍、地方勢力犬牙交錯。譚震林到那里，不只是帶兵，還要建政權、做統戰、籌糧款、發展武裝。
他后來有個脾氣，講話直，嗓門高，批評人不繞彎。毛主席也曾半開玩笑地說他這一炮放得好，或者提醒他“炮”要放準。
所以“譚老板”三個字，聽起來像玩笑，背后卻是信任。
一九四九年后，譚震林從戰場轉到地方。杭州解放后，他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后來又在華東局、江蘇等地工作，管恢復生產，管土地改革，管工農業建設。
槍聲停了，賬本更厚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財政緊，物資緊，抗美援朝還在消耗國力。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起步前后，國家要辦工業、修鐵路、建廠礦，錢從哪里來，銀行能不能把社會資金組織起來，是擺在桌上的硬問題。
干部自己有沒有把錢存進銀行，也就不是一句閑話。
毛主席問了一圈，數字攤在桌上。十元，八元，三十元。
譚震林說自己有三十元。
屋里人聽了，毛主席便笑著點他這個老稱呼：不愧是“譚老板”。
這笑聲里沒有富貴氣。三十元，在幾位干部中算多一點，可放在普通日子里，也只是一個干部身邊有限的余錢。
真正重的，是這句話后面的意思：國家要讓群眾信銀行，干部自己先得把錢放進去；國家要動員建設，干部不能只在會上喊口號。
譚震林心里明白。
他從書紙店學徒走到井岡山，從江南封鎖線走到華東地方工作，見過沒有錢辦事的難處，也見過群眾一點一點把局面撐起來的力量。三十元不大，可放在那張桌上，就有了另一層分量。
“老板”不是有錢人。
是能擔事的人。
往后多年，譚震林還在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上工作。到晚年，他經歷過風浪，也重新出來參加工作。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一歲。
多年后再看“譚老板”這個稱呼，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這里：一個被叫作老板的人，留下的不是產業，不是家財，而是一段從學徒、紅軍干部、抗日根據地領導者到新中國地方建設者的路。
那天屋里，毛主席問存款。
譚震林報出三十元。
桌上沒有金條，也沒有厚賬冊，只有幾個干部報出的零散數字。譚震林坐在一旁，聽見那聲熟悉的“譚老板”，把自己的三十元也交進了那個年代的大賬里。
參考資料：
一、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虎嘯生風撼山林”：譚震林事跡記述》
二、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譚震林東路抗戰紀實》
三、人民網·七一導航：《譚震林》
四、蘇州市委黨史辦：《〈紅色里程碑〉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
五、《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譚震林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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