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交還了中國大片領土，卻因此被俄羅斯人視作罪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氣溫降到了零下三十度。克里姆林宮鐘樓的指針還在走動，但那個曾經讓半個世界顫抖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商店的櫥窗空空蕩蕩，面包店門口排著長隊，人們裹著厚重的呢子大衣，在寒風中踩著腳取暖。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怎樣，甚至沒有人知道今晚還能不能買到一塊黃油。

就在這個冬天，六十一歲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成了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他身材高大，一頭銀發，走路時步子邁得很大，說話聲音洪亮，喜歡在公開場合揮動拳頭。這個出生在烏拉爾地區農民家庭的男人，一輩子都在打破規矩。小時候因為偷了一顆手榴彈玩，炸掉了左手的兩根手指，但他從來不戴手套遮掩。這種近乎粗野的坦率，后來成了他的政治商標。

但接手一個國家，跟拆掉一顆手榴彈完全是兩回事。

俄羅斯聯邦繼承的攤子有多爛，只有翻看那些泛黃的統計報表才能體會。蘇聯解體時留下一千億美元的外債，外匯儲備幾乎為零，連駐外使館的電費都拖欠了好幾個月。盧布在國際市場上沒人要，國內的工廠成片停工，鐵路運輸時斷時續，遠東地區的居民靠從中國倒爺手里買方便面度日。一九九二年一月，葉利欽政府放開了物價管制，試圖用市場那只無形的手來調配資源。政策落地那天，莫斯科街頭出現了詭異的景象：商店門口的長隊消失了，不是因為貨架滿了，而是因為價格一夜之間翻了五倍十倍，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了。

這就是后來被經濟學家反復討論的休克療法。主持這個方案的是一個叫蓋達爾的年輕人，才三十五歲，戴著一副金絲眼鏡，說話慢條斯理，像個大學教授。他和他的團隊相信，長痛不如短痛，先把價格放開、把貿易放開、把國企私有化，讓舊體制徹底斷氣，然后市場自然會帶來新生。理論本身也許沒什么大錯，問題是現實中的俄羅斯，還沒有準備好承受這種疼痛。

通貨膨脹像一頭發了瘋的野牛，橫沖直撞。一九九二年全年，物價上漲了二十六倍。一九九三年，又漲了九倍多。銀行里那些印著列寧頭像的存折，存了一輩子的錢，原本夠買一輛伏爾加轎車，現在連一箱伏特加都換不回來。退休老人瑪利亞·伊萬諾夫娜住在圣彼得堡一間漏水的公寓里，她每個月領到的養老金，按黑市匯率折算，大概是三美元。三美元在當時的俄羅斯能干什么？剛好夠買兩公斤最便宜的通心粉，或者坐十趟地鐵。至于肉和黃油，那已經是奢侈品了。她把自己年輕時獲得的勞動勛章和衛國戰爭紀念章都翻了出來，用一塊舊手帕包著，去了跳蚤市場。勛章賣了五千盧布，夠她活一個星期。

而在城市的另一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莫斯科河畔的賭場里，香檳開個不停。穿阿瑪尼西裝的年輕人一擲千金，身邊的女伴挎著愛馬仕包，手指上戴的鉆戒大得像玻璃珠。這些人大多三十出頭，精力旺盛，眼神精明，手腕通天。他們的發家路徑如出一轍：趁著私有化的浪潮，用極其低廉的價格把國有的油田、礦山、冶金廠買到自己手里。怎么買的？政府把國有企業折成股份，搞憑證私有化，每個俄羅斯公民都能分到一張面值一萬盧布的私有化支票。聽起來很美，可普通人連明天的面包都買不起，誰還在乎那張紙片？于是那些嗅覺靈敏的人開著車下鄉，挨家挨戶收購這些支票，花不了幾個錢就攢了一大把。幾年之后，當初花幾千盧布收來的股份，已經價值上億美元。

這些人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原來是個搞數學研究的，后來倒騰汽車發了家，再后來控制了俄羅斯的電視臺和石油公司。霍多爾科夫斯基，共青團的干部出身，靠著倒賣電腦和日用品起家，三十歲出頭就成了梅納捷普銀行的大老板，后來又吞下了尤科斯石油公司。還有阿布拉莫維奇，孤兒院長大的小伙子，腦子活絡，跟對了人，一步步做大了石油生意，最后買下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成了倫敦上流社會的寵兒。

寡頭們的奔馳車隊在莫斯科大街上呼嘯而過時，普通人正在地鐵站里賣家里最后一件值錢的東西。這種撕裂感，比寒冬更讓人覺得刺骨。

葉利欽的麻煩遠不止經濟。車臣那個地方，自古以來民風彪悍，蘇聯剛解體的那幾年，當地的分離主義勢力趁亂坐大，宣布獨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葉利欽派兵進入車臣，本以為能速戰速決，結果一打就是一年多。格羅茲尼變成了絞肉機，俄軍的坦克在狹窄的街道里被火箭筒一輛一輛敲掉，陣亡的數字不斷攀升，抬回來的棺材越來越多。母親們在征兵站門口哭嚎，士兵的母親委員會甚至跑到前線去把自己的孩子帶回家。戰爭打了一年多，雙方死傷數萬，最后以俄羅斯事實上撤軍告終，車臣問題懸而未決。這場戰爭讓葉利欽在普通民眾中的聲望跌到了谷底，人們不光覺得他無能，更覺得他冷血。

跟國內的一地雞毛相比，葉利欽在外交上走過的彎路同樣令人唏噓。

他剛上臺那會兒，一門心思往西邊靠。訪問美國，在國會山發表演講，一口一個民主自由，滿堂喝彩。跟克林頓稱兄道弟，一起去餐廳吃披薩，私下里聊得很投緣。葉利欽以為蘇聯解體了，俄羅斯就成了西方國家的一員，大家可以平等相處，一起喝酒一起掙錢。但華盛頓的心思跟他完全不一樣。冷戰是贏了，但贏家要的是徹底的安全，俄羅斯這個龐然大物雖然倒了，可手里還攥著幾千枚核彈頭，誰知道哪天又爬起來了。所以嘴上說著伙伴，手上一點沒停，北約東擴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一九九四年，北約推出了和平伙伴關系計劃，開始吸納原華沙條約組織的中東歐國家。葉利欽當時就急眼了，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拍了桌子，說他感覺自己被欺騙了。可拍桌子有什么用？國力虛到這個地步，除了在言語上抗爭一下，什么都阻止不了。

西方承諾的經濟援助也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痛快。克林頓政府倒是批準了一些貸款，但條件苛刻得要命，而且大部分援助資金根本沒到俄羅斯政府手里，而是直接進了美國顧問公司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賬戶。這些機構派了一批又一批專家去莫斯科，教俄羅斯人怎么搞市場經濟，怎么建股票交易所，怎么寫商業計劃書。教室里講得頭頭是道，一出門看到的是破敗的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工廠。俄羅斯人不是傻子，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靠別人施舍，永遠填不飽自己的肚子。

就在葉利欽內外交困、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把目光轉向了東方。

一九九二年的中國，跟蘇聯解體時的混亂判若云泥。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春風剛剛吹遍全國，深圳的工廠里機器轟鳴，上海的浦東新區塔吊林立，大街上的年輕人穿起了牛仔褲，商店里的商品開始豐富起來。雖然人均GDP仍然不高，但那股向上的勢頭，誰都看得出來。

葉利欽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鄰居的變化。早在他還是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的時候，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消息有所耳聞。如今輪到自己當家，面對一堆爛賬和一個破敗的國家，他意識到跟中國搞好關系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

其實蘇聯和中國的關系，在此之前已經冷了差不多三十年。六十年代中蘇論戰，兩邊的馬克思主義者互相指責對方是修正主義，后來干脆發展到了邊境武裝沖突。一九六九年珍寶島的槍聲響起時，兩國一度走到了戰爭邊緣。雖然后來慢慢緩和，但那種互不信任的感覺，埋得很深。葉利欽要做的，是把這塊堅冰徹底敲碎。

敲碎冰層的第一錘，就是邊界問題。

中俄之間的邊界線長達四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之一。這些線怎么劃的，要從一百五十年前說起。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條約和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沙俄從清帝國手里割走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是中國人心里一道很深的口子。后來蘇聯時期雖然搞過幾次邊界談判，但一直談不攏，爭議地區有幾十處，大的如黑瞎子島，小的只有幾公頃的沙洲，但涉及到國家主權，每一寸都很難讓步。

葉利欽當然知道這段歷史，但他更知道，如果俄羅斯繼續在這個問題上僵持下去，跟中國的關系就永遠好不了。而一個敵對的、擁有漫長共同邊界的中國，是虛弱俄羅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他需要邊界安寧，需要把有限的軍費省下來，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大后方，好騰出手去處理車臣和經濟危機。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葉利欽第一次以總統身份訪華，那陣勢在今天看來都很驚人。代表團成員有二百五十多人，包括了副總理、外長、國防部長、原子能部長、十幾個州的州長，還有上百個企業家。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跑道兩側的積雪還沒完全融化，葉利欽穿著厚厚的呢大衣，邁著他特有的大步走下舷梯。

談判的過程并不輕松。邊界問題涉及到幾十個具體地點，每一個都要對照歷史文獻和實際地形反復敲定。有時候為了一個江心小島的歸屬，雙方專家能爭論一整天。但葉利欽的態度是明確的，他不想拖。后來的東段邊界協定，明確了兩國邊界百分之九十七的走向，剩下的爭議地段也確立了繼續談判的機制。那些位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的島嶼，其中包括撫遠三角洲，也就是黑瞎子島的一部分，其歸屬問題也在這個框架下逐步得到了解決。總數涉及到的土地面積大約有四十萬平方公里，這個數字后來在俄羅斯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

莫斯科的報紙用大號字體打出標題：葉利欽出賣了俄羅斯的土地。國家杜馬里的反對派議員，尤其是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恨不得當場彈劾總統。他們翻出十九世紀的地圖，一條一條比對，指責葉利欽是繼戈爾巴喬夫之后的又一個大賣國賊。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久加諾夫在各種場合都反復念叨這件事，說這是對先輩浴血奮戰的背叛。

葉利欽對這些指責的反應很直接。他在一次記者會上說，這些土地一百多年來就沒實際控制過，爭議持續下去對誰都沒好處，用一紙協議換來幾千公里邊界的永久和平，值得。但民間的情緒沒那么容易平息，尤其是遠東地區的居民，有人在哈巴羅夫斯克的街頭舉著標語游行，上面寫著：我們的祖先用血換來土地，你卻用筆把它送走。這種聲音在九十年代始終沒有斷過。

不過在中國人看來，葉利欽的做法是務實的、值得尊重的。那些爭議了上百年的地段，終于有了一個白紙黑字的結果。邊界安定了，互信才有可能。而中俄之間的互信，在之后的幾年里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建立了起來。

邊界問題一鋪平，兩國的軍事技術合作就像開了閘的河水，洶涌而來。

說到這個，得先交代一個背景。蘇聯解體時，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頂尖的軍工體系。蘇霍伊設計局的戰斗機、米里設計局的直升機、金剛石設計局的防空導彈，這些都是跟美國不相上下的王牌產品。但問題是，俄羅斯政府沒錢了。軍費一砍再砍，軍隊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哪還有錢買新裝備。那些設計局和兵工廠成排的車間停著工，工程師和技師半年領不到薪水，很多人被迫去街邊擺攤或者給外國公司打零工。俄羅斯的軍工精英們心里清楚，再這么下去，人才流失殆盡，整個體系就徹底爛掉了。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俄羅斯的南邊，中國軍隊正處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爭，美軍用精確制導武器和隱形戰機打了一場讓人目瞪口呆的高科技戰爭，伊拉克的蘇式裝備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這場戰爭也深深震撼了北京的軍事決策層。中國的裝備體系，很大程度上是蘇式的底子，如果不想在未來的戰爭中重蹈伊拉克的覆轍，就必須盡快升級換代。但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能買到的先進裝備極其有限。放眼全球，唯一可能的大門，就是俄羅斯。

兩邊一接觸，簡直是一拍即合。

中國最急需的是先進戰斗機。當時解放軍空軍的主力還是殲六、殲七這些基于米格-19和米格-21改進的機型，跟美國的F-15、F-16差了至少一代。而俄羅斯的蘇霍伊設計局手里有一張王牌，就是蘇-27戰斗機。這款飛機在八十年代末才服役，雙發重型，航程遠，機動性強，能做出讓西方飛行員瞠目結舌的普加喬夫眼鏡蛇機動。它的雷達和武器系統也遠遠超出了中國當時的技術水平。

一九九零年，蘇聯還沒解體的最后時刻，中國就派人去莫斯科談買蘇-27的事。蘇方一開始不大相信中國人真買得起，但談判桌上的中國代表團拿出了詳細的采購計劃。協議在蘇聯解體之前就草簽了，葉利欽上臺后，不但沒有推翻前任的軍售承諾，反而進一步放開了口子。

第一批蘇-27在九十年代初交付中國空軍，飛行員們在蕪湖的基地里第一次坐進這種雙垂尾重型戰斗機的座艙時，那種震撼難以形容。更讓西方觀察家吃驚的是，俄羅斯不光賣飛機，還同意轉讓生產線。一九九六年，雙方簽署協議，沈陽飛機制造公司引進蘇-27的生產許可，開始在國內組裝生產。這就是后來的殲-11。一個完整的戰斗機生產線，從機身裝配到雷達調試，全套工藝和圖紙轉讓，這種深度在冷戰時期是絕對無法想象的。

防空導彈是另一個重頭戲。S-300系統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防空導彈之一，能同時跟蹤上百個目標，打擊幾十公里外的飛機和導彈。這套系統后來成為中國的區域防空主力，部署在臺灣海峽沿岸和京畿重地，讓任何潛在對手在考慮空中打擊時都要掂量掂量。中國在消化吸收S-300技術的基礎上，后來發展出了自己的紅旗-9系統，這個故事已經是后話了。

除了飛機和導彈，俄羅斯還賣了很多其他東西。基洛級常規潛艇，靜音性能極好，被北約稱為大洋黑洞，中國一次就買了好幾艘。現代級驅逐艦，裝備了號稱航母殺手的日炙超音速反艦導彈，對于當時反航母手段有限的中國海軍來說，簡直是雪中送炭。還有直升機、坦克夜視設備、戰斗機發動機，零零總總，幾乎涵蓋了海陸空各個領域。

這種合作在當時的俄羅斯也引來不少非議。有人說葉利欽在賤賣看家寶貝，有人擔心養虎為患，技術轉讓太徹底，將來中國學會了就一腳把你踢開。但現實的選擇是，你不賣，這些工廠就倒閉了，那些頂尖的工程師就跑到美國或者歐洲去了，到時候連賣的機會都沒有。葉利欽本人是軍工企業的大客戶部長，每次有大單子，他都親自過問，拍板放行。他知道這不光是生意，更是政治。

政治層面的關系升溫得也很快。一九九六年，葉利欽和江澤民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用詞，不是聯盟，不是同盟，而是協作伙伴，既有合作的誠意，又留有各自的獨立空間。這種關系的核心基礎是：俄羅斯需要一個穩定的東方來平衡西方的壓力，中國需要一個可靠的后方來集中精力處理東南沿海的問題，兩邊各取所需。

一九九七年，江澤民訪問俄羅斯。那次訪問中，發生了一個細節，后來被中俄雙方的當事人多次提及。當時葉利欽身體已經不太好了，感冒發燒接近四十度，醫生建議他取消會見。但他擺擺手，硬是吃了退燒藥穿上正裝出來見面。他跟身邊的人解釋，中國朋友大老遠來了，不能讓人家覺得怠慢。在那個會面里，葉利欽重申了一個原則性立場：俄羅斯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不容討論。對于當時正在經歷臺海危機的中國來說，這種來自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明確表態，分量不言而喻。

葉利欽這種雷厲風行甚至可以說有點沖動的個人風格，在中俄關系上表現得很明顯。他這個人不善于復雜的算計和精密的布局，更擅長憑借直覺做出重大決定，然后賭上全部籌碼。在處理國內問題時，這種賭博式做派常常搞砸，休克療法搞出超級通脹，車臣戰爭打得灰頭土臉，對付寡頭也顯得猶豫不決。但在對華關系上，他的果斷和直接卻起到了正面的效果。大方向一旦定下來，就不猶豫，不搖擺，執行力極強。邊界條約說簽就簽，軍售大單說批就批，政治關系說升級就升級。

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老教授，在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訪時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他說，葉利欽在國內的失敗和對華政策的成功，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國內他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掏空的舊體制和一群毫無規則意識的玩家，在那種環境里，直來直去的性格反而容易被利用。但在外交層面，尤其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同樣在經歷轉型但秩序相對穩定的國家時，他的直接和守信反而贏得了尊重。

當然，在中國民間，對葉利欽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人對蘇聯的印象還停留在修正主義和北極熊的階段。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很多人抱著復雜的感情，既慶幸身邊這個大塊頭鄰居終于倒下了，又對社會主義老大哥的隕落感到某種說不清的滋味。但隨著中俄關系的迅速升溫，葉利欽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中國的報紙和電視上，形象也變得越來越具體：一個愛喝酒的、性格沖動但本質上不壞的俄羅斯老頭。

民間流傳著不少關于他的軼事。有人說他訪問中國時喜歡喝茅臺，對那種醬香型的味道十分著迷，一頓飯能喝半斤。有人說他在參觀景泰藍工廠時，對一件工藝復雜的瓶子愛不釋手，拿起來對著陽光反復端詳，還開玩笑說這個得帶回克里姆林宮去。這些故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它們塑造了一個鮮活的形象，跟后來普京那種冷峻克制的風格完全不同。

但在俄羅斯，葉利欽始終沒有擺脫賣國賊的罵名。

這種評價跟他交還給中國的領土直接相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那八年執政的整體失敗。老百姓不太會區分外交和內政，他們感受到的是一個整體的糟糕境遇。如果你讓一個人丟了工作、丟了一輩子積蓄、兒子莫名其妙死在戰場、每天排隊買面包都排不到，那么他對外交上的任何讓步都會更加憤怒。領土問題只不過是所有不滿情緒的一個出口，一個最容易被鼓動的民族情緒的著火點。

九十年代末，莫斯科的一個獨立民調機構做過調查，葉利欽的支持率跌到了個位數，比戈爾巴喬夫還低。人們給他起了各種外號，酒鬼總統、克里姆林宮的幽靈、西部大傻瓜。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他本來幾乎輸給了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后來靠著寡頭們的媒體機器和大量資金支持，加上一系列見不得光的操作，才以微弱的優勢翻盤。那場選舉的公正性至今還存在爭議。

到了第二個任期末尾，他的健康徹底垮了。心臟做過搭橋手術，肝臟因為長期酗酒也出了問題，走路開始不穩，說話偶爾含糊。他頻頻在公眾面前出狀況，有一次在閱兵儀式上差點暈倒，被旁邊的助理架住。克里姆林宮的權力真空越來越大，內部斗爭激烈，大家都在猜測誰會接班。

一九九九年八月，葉利欽做了一件事，改變了一切走向。他任命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前克格勃官員做總理。這個人叫弗拉基米爾·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后來調進莫斯科擔任聯邦安全局局長，在公眾視野里幾乎是個陌生人。葉利欽在電視講話里說，普京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俄羅斯人民支持他。四個月后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千年的鐘聲即將敲響，葉利欽發表辭職演說，把象征國家最高權力的核按鈕手提箱交給了普京。他對著鏡頭，用一種從未有過的疲憊語氣說，他請求俄羅斯人民的原諒，他沒有帶領大家走進他曾許諾的天堂，他為那些沒有實現的夢想道歉。

這個銀發老頭在克里姆林宮最后停留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坐進了黑色轎車，駛離了這片他統治了八年的權力中心。

退休后的葉利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里，很少再出現在公眾場合。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偶爾會去國外的療養院住一陣。普京對他的前任給予了極高的尊重，下令保證他晚年生活的舒適和安全，還對葉利欽的家人下了特赦令，確保他們在法律上的平安。這在俄羅斯歷史上是很少見的，至少比當年的赫魯曉夫要體面得多。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葉利欽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七十六歲。俄羅斯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遺體安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供人吊唁。靈堂里擺滿了白色的百合和紅玫瑰，普京和各國政要輪流上前致哀。中國發去了措辭誠懇的唁電，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但他的墓碑前，一直沒有太多鮮花。

新圣女公墓里，葉利欽的墓很特別。不是傳統的東正教十字架，也不是蘇聯式的半身銅像，而是一面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和藍色紅色斑巖雕刻而成的俄羅斯三色旗。這面石頭做的旗幟微微起伏，好像正在風中飄動。三色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驕傲，也是他留給俄羅斯最復雜的遺產。他親手把這面旗升起來，讓它在克里姆林宮上空取代了鐮刀錘子紅旗，但他沒有讓這面旗幟下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路過的參觀者有時候會在墓前駐足片刻。上了年紀的俄羅斯人大多面無表情，看一眼就走過去了。偶爾有來自中國的游客，會特意停下來，放上一支花，或者拍張照片。在他們的記憶里，這個人也許算不上偉人，但他做了一些事情，讓他們的國家變得更安全了一些。

這大概就是歷史最讓人感慨的地方。同一個人，同一雙手，在同一個時間段里做的事情，在伏爾加河畔被人唾罵，在長江邊被人感念。這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許沒法用一句話說清楚，能說清楚的只有那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以及不同角落里普通人的不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