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曾對高俅有恩，高俅銘記了一生。后來蘇軾落難，高俅的一個舉動，讓后人交口稱贊。

北宋元祐八年，東京汴梁城的秋雨下得沒完沒了。蘇軾在書房里把最后一摞文集捆好，環顧四周，滿屋子的字畫碑拓已經先一步打包裝箱，墻壁光禿禿的，只剩釘子上還掛著幾截斷掉的絲繩。他在這個京城待了半輩子，來來回回，升了貶，貶了升，這一次他主動上表請求外放，去定州當個知州。臨走前，他把府里的人一個個安頓好，最后叫來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這人姓高，名俅，在他門下做些抄抄寫寫的活計，沒功名，沒品級，就是個最不起眼的小書吏。

蘇軾提起筆給好友王詵寫了封信，大意是這孩子字寫得好，人也伶俐，我走了之后他沒了著落，你那里要是缺人手，不妨留用。寫完把信封好交給高俅，又囑咐了幾句，便繼續埋頭收拾行李。高俅拿著信站在門口，愣了好一陣才退出去。

這年蘇軾五十七歲，早已是天下文宗，卻仕途蹉跎。高俅二十出頭，連個正經出身都沒有，在大宋朝的官僚體系里連塵埃都算不上。兩個人在人生境遇上的落差，比汴梁城的城墻還高。可就是這個連塵埃都算不上的人，接過那封薄薄的薦書，揣在懷里，走了。

高俅的出身，在正史里幾乎找不到記載。《宋史》沒有他的傳。南宋王明清的《揮麈后錄》里提到他，只說他原是蘇軾身邊的小史，也就是私人秘書。后來施耐庵寫《水滸傳》，把他編排成開封府的一個破落戶幫閑，踢得一腳好球，靠這點本事攀上了端王趙佶。這個出身被說書先生講了六百年，講得比正史還真。但《水滸傳》是小說，不是史書。施耐庵寫高俅，恨不得把所有罪名都堆到他頭上——陷害林沖、逼反楊志、毒死宋江，大宋朝的覆滅好像全是他一個人在背后搗鬼。

但仔細想想，一個開封街頭的混混，就算球踢得再好，能讓宋徽宗趙佶這種藝術天才把他當成心腹？趙佶是什么人？他寫得一手“瘦金體”，畫得一手好花鳥，收藏的字畫碑拓堆滿了好幾座宮殿。他身邊圍著的蔡京、童貫、王黼，哪個不是才高八斗、能寫會畫？高俅要是只會在腳上耍幾個花活兒，徽宗最多把他當成個逗樂的優伶，絕不會讓他去掌管禁軍。

高俅真正能上去的原因，其實還是蘇軾當年打下的一點底子。他在蘇府待了好幾年，蘇軾是什么人？那是文壇領袖、書法宗師，隨手寫的字條都被人搶去當寶貝。高俅耳濡目染，字練得極好，文章也通順，肚子里是有點墨水的。《揮麈后錄》里說他“筆札頗工”，這四個字在宋代的分量很重——這意味著他的字拿得出手，能在文人圈子里得到認可。趙佶看中高俅，首先是看中他能寫能聊，跟自己對得上話。足球，不過是敲門的磚，不是上房的梯。

不過高俅的出身還是太低了。大宋朝的規矩，沒有科舉功名，想當高官難如登天。趙佶為了提拔他，把他送到西北邊境的劉仲武軍中，名義上是去歷練，實際上是去鍍一層“邊功”的金。在邊境待了幾年回來，履歷上有了“軍功”兩個字，徽宗才名正言順地一步步把他提上去。最后做到了殿前都指揮使，又升太尉，掌管北宋最精銳的八十萬禁軍。

這一掌就是二十年。這二十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史書上的記載不多，但僅有的那幾筆就已經夠觸目驚心的了。他侵占禁軍營地給自己蓋大宅子，把士兵當自家傭人使喚，讓他們去修房子、干私活。禁軍名冊上的兵額是滿的，實際上好多都是空餉，銀子全落進了他自己的腰包。金兵南下的時候，東京城的禁軍號稱八十萬，實際上能打仗的寥寥無幾。城破之后，那些面黃肌瘦、連刀都握不住的士兵，就是高俅留給大宋朝的最后一份遺產。這筆爛賬，他在《水滸傳》里挨的那些罵，一點不冤。

可就是這么一個人，在他權勢熏天的時候，做了一件跟他的“人設”完全不搭的事。這件事在當時沒什么人知道，后來才被王明清記在《揮麈后錄》里，只有寥寥數語，卻讓后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蘇軾后來的遭遇，比高俅差了十萬八千里。元祐八年離京之后，他的貶謫之路越走越遠。紹圣年間新黨重新上臺，把“元祐黨人”往死里整，蘇軾首當其沖。他從定州被貶到英州，又從英州被貶到惠州，最后直接扔到了海南島儋州。當時的海南不是現在的旅游勝地，是瘴癘之地，毒蟲遍地，缺醫少藥。宋代的流放懲罰里，貶去海南基本上就是判了死緩。

蘇軾在儋州住了三年，跟當地人借了間破屋子住，自己開荒種地。他寫信給朋友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讀著都讓人鼻酸。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蘇軾遇赦北歸，一路走走停停，從海南走到常州。可畢竟六十五歲了，身體早就被這些年的貶謫生涯掏空了。建中靖國元年七月，蘇軾在常州病逝。死的時候，身邊只有幾個至親。

蘇軾一死，蘇家就垮了。朝廷對“元祐黨人”的清算還在繼續，蔡京當權之后更是變本加厲——蘇軾的文集被燒了，碑石被砸了，門生故舊一個個被趕出京城。蘇軾有三個兒子：蘇邁、蘇迨、蘇過，都是讀書人，但都沒當上大官。還有一群孫子輩的，蘇符、蘇嶠、蘇籍這些人，年紀還小，有的還在讀書，有的剛入仕途。在那種政治氣氛下，他們頂著“元祐黨人之后”的身份，走到哪兒都被人另眼相看，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以前蘇家門庭若市的時候，滿朝文武搶著來攀交情；現在蘇家落難了，那些昔日的門生故舊躲都躲不及。蘇家的子弟進京辦事，連個落腳的地方都不好找。

高俅就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

《揮麈后錄》里記這件事只用了十幾個字：“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翻譯成大白話就是：高俅發達了之后，心里一直記著蘇軾的恩情。每次蘇家的子弟進京，他一定親自接待，給錢給物，噓寒問暖，照顧得非常周到。

“每”這個字很關鍵。不是一次兩次，是每一次，是十幾年如一日。蘇邁進京，高俅接待；蘇迨進京，高俅接待；蘇過進京，高俅還是接待。到了孫子輩的蘇符，高俅照樣接待。這些蘇家子弟在京城無依無靠的時候，推開高太尉府的門，就能吃上一口熱飯，拿到一筆盤纏。這在當時是冒了風險的。朝廷對“元祐黨人”的禁令還沒完全解除，高俅這么做，萬一被政敵抓住把柄參上一本，說他結交舊黨、心懷不軌，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但他不在乎，或者說他權衡過利弊之后，還是決定這么做。

更讓人沒想到的是，每逢蘇軾的忌日和生日，高俅還會親自去祭拜。蘇軾死后葬在汝州郟縣，離汴京不算近，高俅未必能年年親赴墓前，但他一定在京城設過靈位，燒過紙錢。一個當朝太尉，在“元祐罪臣”的靈位前磕頭行禮，那一幕要是讓蔡京看見了，大概得把牙咬碎。

高俅為什么要這么做？蘇軾當年給他的恩情，說到底就是一封薦書、幾年的收留。那不是救命之恩，不是托孤之重，就是日常生活中一個長輩對晚輩的照拂。蘇軾寫那封薦書的時候，大概就是動了惻隱之心——自己要走，身邊的人總要安頓一下。他在蘇府待了那么久，字寫得不錯，人也靠譜，不能就這么晾著。隨手一封薦書，送到王詵那里，給他謀個差事。這種事蘇軾一生干過無數次，對他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

但對高俅來說，這封薦書的分量完全不一樣。那是他人生最卑微的時刻，沒有任何功名，除了抄抄寫寫什么都不會。在這個人人看他不起的世道里，是蘇軾收留了他，教他寫字做文章，把他當個人看。那封薦書拿在手里薄薄一張紙，對他而言卻重得像一塊敲門磚。沒有這封信，他連王詵的駙馬府門都摸不著；沒有王詵，他更不可能見到端王趙佶。后面所有的飛黃騰達——太尉、禁軍、二十年的榮華富貴——追根溯源，都從那封薦書開始。

他發達之后回看過去，大概心里一直有桿秤。自己這輩子被罵奸臣，罵就罵了，他干的事挨這些罵不冤枉。但有一件事他絕不能做——忘恩負義。他不能讓任何人說，高俅當年受了蘇東坡的恩，后來蘇家落難了他連個屁都不放。這是他給自己留的底線，是他心里最硬的一塊骨頭。他照拂蘇家子弟，就是在對自己說：你雖然出身低，雖然干了很多爛事，但你至少沒有忘本。這是他給自己留的最后一點體面。

靖康元年金兵逼近東京，宋徽宗嚇得連夜南逃，高俅跟著跑。跑到半路他跟童貫鬧翻了——兩個人本來就不對付，這時候在逃難路上誰也不讓誰。高俅一賭氣稱病不走，掉頭回了汴京。這一回頭救了他的命。后來宋欽宗清算“六賊”，童貫、梁師成這些人全被砍了頭，腦袋掛在城墻上示眾。高俅因為提前回京，加上病怏怏的沒什么威脅，欽宗只是抄了他的家，沒要他的命。同年五月，他病死在汴京，算是善終。

他死后，欽宗本來想給他辦個葬禮，被李若水攔住了。李若水是直臣，上疏說高俅敗壞軍政，金兵長驅直入，罪過跟童貫一樣大，不配厚葬。欽宗聽了他的話，喪事從簡。棺材還是埋了，沒什么人來送葬，冷冷清清的。

那些他曾經照顧過的蘇家子弟們，當時大概都已經南遷了。金兵破城在即，汴京的百姓四處逃難，蘇家的人大概也在這股人潮里，攜家帶口往南走。他們經過太尉府門口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往里看一眼。那座宅子已經被抄了，門上的封條在風里啪啪作響。蘇軾的孫子蘇符后來在南宋朝做到了禮部尚書，活了七十多歲，算是蘇家第三代里最出息的一個。他這一生經歷了北宋的覆滅和南宋的重建，見過太多的人情冷暖。不知道他會不會記得，在很多年前的冬天，當他還是個沒有功名的窮書生、在東京城被人冷眼相待的時候，有一個人曾推開太尉府的門，沖他招手，讓他進去吃一碗熱飯。

高俅照拂蘇家這件事，在正史里幾乎找不到痕跡。《宋史》沒有高俅的傳，自然也不會記這些。王明清在《揮麈后錄》里提了一筆，已經很不容易。后來的《水滸傳》更是把高俅寫成十惡不赦的奸臣，壓得他翻不了身。但歷史就是這么復雜——一個人可以在軍政上腐敗透頂，同時在心里保留一點最樸素的道義。這兩者不矛盾，也不需要互相抵消。高俅該挨的罵一樣不少，但他替蘇家做的事，也值得被記下來。

蘇軾當年寫那封薦書的時候，大概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不起眼的小書吏日后會變成權傾朝野的太尉。他更想不到的是，在自己死后全家落難、門庭冷落車馬稀的時候，是這個人站出來，給了蘇家的子孫們一口飯吃、一條路走。那封薦書，高俅還了一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余生，把那點恩情牢牢握在手里，握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