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同一個體制，為何奧運獎牌很多，男足卻缺席世界杯

2026年世界杯四強已經決出。本屆世界杯球隊從32支擴展至48支，亞洲名額也隨之增加，然而中國男足再次缺席。中國在跳水、乒乓球、舉重、體操、羽毛球、射擊等眾多奧運項目上處于世界頂尖水平，在奧運會獎牌榜上也穩居前列，但在全球第一運動上的成績，卻不如許多只有幾百萬甚至幾十萬人口的國家。這種巨大反差長期以來令人困惑：為什么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培養不出26個能到世界杯上踢球的人？本文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做出詳細解答。

01

中國足球人口知多少

關于中國足球落后的原因，已經有很多解釋：管理混亂，政策短視，腐敗破壞行業生態；青訓體系薄弱；缺乏足球傳統，踢球的人太少；學業太重，家長不愿孩子踢球；場地和專業教練不足；球員留洋動力不足，等等。這些解釋都有道理，但它們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有些是根本原因，有些是次要原因，有些只是表面結果；有些可以通過政策改進，有些則難以改變。而且，無論什么解釋，都要能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同樣的體制和人口，為什么中國在足球以外的絕大多數體育項目上從未遭遇過類似的系統性失敗？

作為一位關心中國足球的經濟學家，我想從經濟學的視角梳理一下中國足球落后的原因，將常見的一些解釋放進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并據此來討論足球改革的方向。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足球問題也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但本人體育知識畢竟有限，文中定有諸多謬誤，請行家批評指正。

中國有14億人口，看足球的人數估計是全球第一，踢球的人總數也不少。根據國際足聯（FIFA）2006年發布的、至今仍被廣泛引用的全球足球人口調查（“Big Count”）數據，中國踢球的人數約2616萬，全球第一，超過美國的2447萬和德國的1630萬。但中國的注冊球員只有約71萬人，遠低于德國的630萬和美國的418萬。

不過，71萬注冊球員并不算少，在全球排到第12名，超過西班牙（65萬）和阿根廷（33萬）。按理說，從71萬人中選出26個優秀球員不應該那么困難。可惜的是，這71萬人分布在當時的13億人口中，注冊球員占總人口的比例僅為0.054%，我們把這個比例稱為球員密度。德國的球員密度約7.7%，是中國的140多倍；日本約0.82%，也是中國的15倍。

如果把全球208個國家或地區的注冊球員密度排個序，國際足聯2006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排在第191位，只有極少數國家比中國更低，多為其他亞洲國家。中國足協官方數字顯示，2025年寬口徑的注冊球員數已經是109萬，球員密度還是只有0.078%。各國注冊口徑不完全可比，但這不改變中國球員密度極低的事實，而這才是中國足球的致命傷。

不過，中國在大多數其他奧運項目上的運動員密度也不高，卻沒有妨礙中國拿到很多世界冠軍。為什么運動員密度低對足球就那么致命呢？

02

問題出在人才測量成本

這就要說到足球和其他絕大多數體育項目在人才發現上的根本差異，本質上是經濟學里講的測量成本問題。所謂測量成本，就是判斷一種能力真實水平所需要付出的各類成本之和，包括時間成本、信息成本，乃至判斷失誤的成本。總體來說，個人項目或積分累加型團體項目的人才測量成本相對較低，對抗型集體球類項目相對較高，而足球人才的測量成本尤其高。

舉重、跳水、體操、游泳這類項目，決定成績的能力維度相對較少，每個維度又容易被獨立測量：舉重看重力量與爆發力，跳水與體操看重柔韌性與身體控制的精度，游泳的結果由秒表直接給出。人才因此可以在比賽之外，憑測試和訓練觀察，被較早、較低成本地篩選出來。

足球則完全不同。一個十歲的孩子，將來能否在職業足球中立足，幾乎無法通過體能和運動測試回答，速度快、身體強壯、顛球出色都不代表能踢好球。足球人才是在持續比賽中被不斷識別、篩選和塑造的。頂級俱樂部挑一名青年球員，球探可能要跟蹤觀察幾個賽季、幾十上百場真實比賽。

一個球員能否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位置、能否在身體對抗和比分壓力下做出正確的選擇、能否與隊友形成默契的配合，這些真正決定他能否成才的東西，只能在真實對抗中被觀察和判斷。即便如此，球探判斷的準確度還是不高，每一個最終成為甲級聯賽球員的身后，都有無數個在多層篩選中被淘汰的球員。

對于集體球類項目，球員個人對球隊整體表現的貢獻也很不好測量，這是經濟學中“團隊生產”的貢獻歸因問題，而足球的測量難度又格外突出，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得分極低。一場籃球比賽通常有上百次得分，個人的得分、助攻、籃板可以逐次記錄并直接歸到具體球員身上，龐大的樣本量足以把統計上的偶然性平均掉。

而一場足球比賽的進球常常只有一兩個，甚至顆粒無收，一名前腰或后腰整場沒有直接參與進球，并不代表他表現不佳，他可能完成了多次改變比賽節奏的傳球，化解了對方多次進攻，這些貢獻都不會在比分或技術統計里留下清晰的痕跡。足球的進球是十一名球員共同生產出來的結果，把這種聯合產出拆解、歸因到某一個球員身上，非常困難。所以可以說，足球屬于人才測量成本最高的一類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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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人才的發現

和培養高度依賴球員密度

由于測量成本高，球員密度對足球人才的發現和培養就至為關鍵。在足球運動上，14億人口不是優勢，球員密度高才是優勢。

不管一個國家踢球的總人數有多少，只要密度不高，一個具體地方踢球的人就不多。中國的球員密度意味著每一萬人中只有幾名注冊球員，在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區、縣，認真踢球的人平均就幾百個，分布在不同的年齡，認真踢球的十歲左右的孩子也就只有幾十人，難以湊成幾支水平相當的球隊，支撐不起一個教練團隊的收入，球探也沒有來的理由。即使其中存在一個有天賦的孩子，他被發現的概率也極低——沒有足夠的比賽展現才能，沒有水平相當的對手激發潛力，人才就在缺乏密度的生態中被埋沒了。

這就是經濟學中“集聚效應”在足球領域的表現：一個地區踢球的孩子越多，球隊越多，比賽越多，球探越多，教練市場越大，有才華的人越容易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的成長又反過來吸引更多孩子進入這個生態。精英訓練營與重點足球學校做的，是把資源反復投入在同一批早已被選中的孩子身上，而足球人才恰恰需要在更大的參與基數與持續的比賽中才可能被發現，他們的很多技術、意識和比賽閱讀能力，不是教練教出來的，而是在與大量優秀球員的對抗中練成的。用訓練強度替代參與密度，在足球領域很難成功。

密度重要，還有一層原因：足球選材不是一次考試，而是一個反復篩選的過程。十歲時被看中的孩子，進入更高強度的對抗后還會不斷被重新評價；十歲時沒被看中的孩子，也可能因為發育較晚、位置變化或比賽理解提升，后來才顯出優勢。因此，密度不能只在起點上高，還要在各個年齡段都有足夠多認真踢球的孩子。而中國走青訓路線的孩子，12歲后人數就斷崖式下降。

中國參與體操、跳水、舉重、射擊的人數遠少于踢球的人數，但照樣能拿世界冠軍，因為這些項目核心才能的測量成本低，早期選材加集中培養的模式可以有效運轉。足球人才的測量成本極高，能力只能在大量真實比賽中被觀察和衡量，而大量真實比賽需要足夠高的參與密度作為前提。這就是同一套體制能在大多數奧運項目上造就世界冠軍，卻在足球上長期困頓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女足并沒有否定上面的邏輯。女足同樣受高測量成本和低球員密度的制約，但全球女子足球的職業化和資源投入普遍起步較晚，競爭程度遠低于男足，中國女足因此能維持亞洲中上游、世界十幾位的水平，而不至于像男足那樣完全掉隊。不過隨著歐美和亞洲其他國家最近十幾年大舉投入女足，這個門檻正在被迅速抬高，中國女足也從曾經的亞洲絕對霸主滑落至如今的亞洲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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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踢球的孩子這么少：

文化傳統與體制

中國的球員密度之所以如此之低，一個難以回避的歷史原因是缺乏現代足球的文化傳統。在巴西、阿根廷、法國、德國這些足球強國，孩子在街頭和社區空地上自然接觸足球，踢球不是家庭的主動選擇，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足球始終是一個需要主動選擇的項目，全社會自然不會在足球上投入很多資源，踢球的孩子、教練和球場也就少。

此屆世界杯上，佛得角（人口約55萬）和庫拉索（人口不足20萬）均參賽了，佛得角還在三場小組賽和十六分之一決賽常規時間比賽中與強隊踢成平手，傳為佳話。但這兩支國家隊的主力大多是在荷蘭、葡萄牙出生和成長的移民后裔，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非洲球隊的核心球員也多半是在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的足球生態中長大的。這些國家打進世界杯，一部分歸功于自身的足球傳統，另一部分也歸功于殖民歷史留下的人口聯系，能夠依靠傳統足球強國培養的人才。

然而，文化傳統只是約束條件，而非宿命。日本和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都有激烈的升學競爭，也沒有歐洲和拉美的那種足球傳統，但日本男足過去三十年八次進入世界杯，韓國作為東道主之一于2002年打入四強。

制約中國足球參與密度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踢球對中國家庭來說機會成本太高了。在中國，高考是大多數普通家庭最可依賴的上升路徑，而職業足球的成功概率極低，孩子每周多踢幾小時球，就少學校幾小時文化課。足球道路一旦走不通，能否回歸教育軌道，是家長必須權衡的現實風險。

體育與教育相割裂的體制限制了家庭的選擇空間：一個孩子若想認真踢球，可以走校園足球路線，但比賽頻次有限，很難達到較高水平，到了升學關鍵期，能堅持訓練和比賽的人越來越少；另一條路是進入體校或俱樂部青訓梯隊，強度和比賽質量更有保障，但代價是脫離正常教育軌道，一旦踢不出來便難以回頭。中間缺少日本、韓國那種將校園聯賽、社區俱樂部與職業體系相互打通的成長通道，家庭難以找到兩條腿走路的可行路徑。

05

舉國體制在足球上難以發揮作用

舉國體制的優勢在于集中資源，針對明確目標，在有限時間內產生可量化的結果，這對測量成本較低的奧運項目非常適用。但足球人才發現的先決條件，是各個年齡段都有較高球員密度的基層比賽生態，這是行政命令無法直接創造出來的。

2015年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及次年的配套規劃提出，到2020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要達到2萬所，中小學生經常參加足球運動的人數要超過3000萬，足球場地要超過7萬塊。到2020年，學校和場地兩項指標均超額完成，但經常參加足球運動的學生人數則未能達標。

行政力量可以命令建球場、規定比賽場次，這些都是能寫進文件、被上級驗收的供給側數字；而真實的、持續的、具有競爭意義的參與，是更難測量的需求側結果。舉國體制遇到了一個在結構上與其優勢完全不匹配的項目。

日本在1993年創立J聯賽后不久，便確立了所謂的“百年構想”：職業俱樂部扎根地方社區，青訓覆蓋基層，學校聯賽提供持續比賽，國家隊是這一系統的自然產物而非優先目標。這個框架經受了三十多年的考驗，核心邏輯始終穩定。韓國則將大學足球納入教育體系、打通聯賽上升通道，降低了家庭的參與成本。

中國也提出過校園足球、體教融合這些方向，但這些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和考核指標層面，形式大于實質。頂級聯賽還經歷過資本涌入、薪酬虛高的時期，球員留在國內的收益遠高于去歐洲二三線聯賽打拼，留洋意愿因此減弱——這不能簡單怪球員，而是激勵結構的問題。

腐敗經常被當作中國足球不行的一個原因，但更準確地說，腐敗其實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可以預期的結果。但為什么同樣的體制，足球界就更加腐敗呢？這很可能也與測量成本有關：誰該上場、誰該進國家隊，很難像舉重、游泳那樣用客觀數字說清楚，哪個隊贏球也有很大的隨機性，教練和官員的裁量權就有很大的分量，給了權錢交易可乘之機；再加上足球商業化收入高，腐敗的金額就會比較大。

如果官員更清廉，中國足球大概率會好一些，但這解釋不了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同樣的體制，為什么很多項目能拿世界冠軍，足球卻長期無法出線？球員密度低才是中國足球長期落后的根本原因，官員再廉潔，孩子踢球的密度上不去，足球人才照樣出不來。

有人可能會說，20世紀80年代容志行那一代，中國隊還是亞洲一流，只差一步就進入世界杯，而那時候踢球的人并不比現在多。這是因為球員密度是相對于競爭對手而言的：當時日韓的足球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整個亞洲的競爭水平都很低，中國靠專業體制集中訓練出一支隊伍，就足以在亞洲名列前茅，這和前面講的女足的道理是一樣的。

但即使在那個年代，中國與歐洲、拉美強隊的差距依然巨大。后來日韓把亞洲的競爭門檻不斷抬高，而中國的球員密度沒有跟上，就被逐漸甩在了后面。

06

有希望，但沒有捷徑

既然我們缺乏足球傳統，球員密度太低，在其他領域行之有效的體制無法提升足球水平，一個自然的選擇就是任其自然。我們有全民普及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在奧運獎牌榜上排名前列，沒必要在足球上一定要與別人一爭高下。但我估計多數讀者不會接受這個選擇，我自己在情感上也不愿意接受。如果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重回世界杯，有朝一日成為足球強國，那么唯有改革，知難而進。

如果本文的分析成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提高足球運動的參與密度，首先就是要降低家庭讓孩子踢球的機會成本：讓校園聯賽在正常課程框架內得到制度性保障，讓踢球受傷有完善的保險覆蓋，讓走了足球路線的孩子仍然能夠順利回到教育軌道。其次，是從區縣層級起建立穩定的分年齡、分水平聯賽，讓人才在持續競爭中自然浮現。最后，是為基層教練市場的發展創造條件——參與率提高了，沒有足夠多的合格教練，只會變成低質量消耗。

由于參與密度的重要性大于參與總人數，可以考慮在某個直轄市或者某個省（如上海、江蘇或廣東）做長期改革試點，在資金和教練資源上有所傾斜。選擇省級單位，是因為足球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體育與教育相割裂——本身就是一個省級權限問題：學籍管理、綜合素質評價標準、教育經費統籌都是在省一級制定和執行的，也只有在這個層級，才能把校園足球和高考、學籍這些環節真正打通。

歸化若干球員、建設少數精英足球學校、更換國家隊主教練，這些都屬于頂端的調整。國家隊是整個生態系統的頂端，也是它的結果：頂端的配置變了，底部的參與密度不會隨之改變；而底部的密度上不去，頂端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中國足球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孩子在更真實的比賽中踢足夠長時間的球，使足球生態在一些地方形成有競爭意義的密度。日本和韓國差不多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的起點更低，教育競爭的壓力更大，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

中國足球要走進世界杯，沒有什么捷徑可走，只能在長期穩定的積累中，逐步形成一個能讓更多孩子長期踢球、持續比賽、反復篩選，并在踢不出來時仍能回到正常教育軌道的足球生態。

教授簡介

朱天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桑坦德經濟學教席教授、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他于2005年加入中歐，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十年。過去十多年來，朱教授專注于從全球比較的角度研究中國經濟，著有《中國增長之謎》、《中國式增長》和《趕超的邏輯：文化、制度與中國的崛起》，并常在各類傳媒及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

封面和文中圖片由剪映AI生成。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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