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挨餓我們浪費面包！親歷者痛訴：以軍把囚犯當狗取樂

我該從何說起普世人權的神話？我跪在地上，被束線帶捆著，弓著身子，用兩根手指緊緊抓住一個黑色塑料袋，里面裝著我被剝去的一層層衣物。我設法把護照塞到額頭下面，讓薄薄一層紙隔開皮膚和水泥地。“希望”，那首我小時候經常背誦的以色列國歌，在我頭頂循環播放。“好狗。”一名女獄警用英語說。

這是我第二次在前往加沙的船上報道時，在國際水域被綁架并被送進以色列監獄。去年秋天，我以記者身份加入自由船隊聯盟的媒體和醫療船“良心號”，并在今年4月和5月再次登上“阿達拉號”航行。“阿達拉”在阿拉伯語中意為“正義”。自2008年以來，已有20多次船隊行動試圖突破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但只有最初幾艘船成功抵岸。5月18日至19日，以色列海軍特種部隊襲擊了最近一次行動。這次行動包括“全球蘇穆德船隊”的船只，共有50艘船被劫持，來自45個國家的428名參與者遭拘留，船上所有人——包括我——都被強行押送到加沙以北的阿什杜德港。

據報道，數十人肋骨骨折、其他骨骼斷裂、遭電擊槍擊傷、肺部塌陷、多處槍傷、被注射不明物質。至少發生了15起暴力事件，嚴重侵害案件數量不明，至少已有兩份相關證詞公開。至于那些看不見的傷痛，那些會在數月甚至數年后才顯現的傷害，至今無法統計。

我們被運送到的兩艘船，實際上就是海上監獄。在距離加沙約250海里的海域，我們的船只被以色列海軍損壞、遺棄或徹底擊沉后，被拘留者被迫從軍用級硬殼充氣艇，也就是“佐迪亞克”艇上爬上折疊梯，在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監視下，登上在海中劇烈顛簸的軍艦。每個被拘留者都被分配了一個號碼，戴上腕帶，并被剝去保暖衣物。許多人因長途航行渾身濕透。我們被人用手和槍托推搡，被命令脫掉鞋襪，赤腳站在濕漉漉的金屬甲板上，在多名士兵注視下接受第一次搜身。

甲板上擺著5個開口朝內的U形集裝箱。以色列人用第6個集裝箱來“處理”我們，后來它被稱為“酷刑集裝箱”。監獄院子里到處是污水外溢的移動廁所。成袋的皮塔餅暴曬在烈日下，旁邊是幾箱水，顯然遠遠不夠滿足被拘留者的需要。沒有足夠空間容納所有人。集裝箱里人滿為患，擠不進去的人整夜在院子里來回走動，以免睡在潮濕地面上，以色列守衛則一直盯著他們。擠進集裝箱的人也只能和陌生人肩挨肩睡在一起，連手腳都伸不開。

如果有人起身去廁所，回來時，原先在地板上的位置往往已被別人占去。為了御寒，我們撕開裝皮塔餅的塑料袋，用碎片做成簡易“毯子”，勉強蓋住身體一部分。裝水箱的紙板鋪在冰冷的金屬和破損的木地板上，成了墊腳物。面包屑被當作枕頭，墊著我們瘦削的骨頭和淤青的肢體。就在幾英里外，巴勒斯坦人仍在挨餓，誰會愿意這樣浪費食物？

武裝守衛站在帶刺鐵絲網后的高臺上監視我們。4門反海盜水炮始終朝下對準圍欄，頭頂上的以方人員輪班值守。我們多次索要經期用品數小時后，守衛才把一個塑料袋扔進圍欄。我看著它砸在地上，像是對人道援助投送的拙劣模仿——一種偽裝成供給的羞辱。對加沙人來說，這種場景危險地熟悉。接下來的兩天兩夜里，以色列守衛朝圍欄內開槍。自由船隊聯盟另一艘船的瓜德羅普籍船長瑪蒂爾達·馬萊，被上方射來的所謂“低致命性”豆袋彈擊中。彈丸撕裂了她大腿的肌肉，后來她不得不在伊斯坦布爾接受手術。

在監獄船上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早晨，一群武裝守衛進入我們的籠區，舉槍對著我們，命令所有人退到地面畫著的一條線后面。一名比利時被拘留者朝守衛尖叫，徒勞而魯莽地試圖喚起他們的人性。我在幾米外看著他們近距離朝人群開槍，擊中了一名站在那位高聲喊叫的比利時人身后的人。兩人很快都被抬走。

隨后，我們被一個個叫進集裝箱，接受下一步“處理”，頭被粗暴地按低。有些人遭到毒打，嚴重到我們在院子里等候時都能聽見毆打聲，只能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無力干預。之后，我們被命令跪下，身體前傾，低著頭，雙手用束線帶捆住，而以色列國歌則在一旁循環播放。地板上有尿騷味。有些人以這種受壓姿勢在太陽下被曬了數小時。

在不知持續了多久的俯臥和跪姿之后——這種姿勢磨破了我們的膝蓋，也拉傷了肌肉和骨骼——我們又被戴上運輸鐐銬，手銬和腳鐐之間用短鏈連接，行動受到極大限制。所有年齡段的人，包括一些70多歲的人，都被要求保持這種姿勢。從港口出發后，我們被押上裝有狹小隔間的囚車，送往克齊奧特監獄。巴勒斯坦人把這種車叫作“移動墳墓”。在路上，我聽見有人乞求守衛把勒得手部失去血液循環的束線帶松一點。我和一名年輕的馬來西亞醫生莉亞娜·法爾漢被安排在一起。她的頭巾在拘押期間被扯掉。我們互相取暖，靠在一起，輪流把頭枕在對方腿上，在金屬鎖鏈之間調整姿勢，試圖找到一點點緩解。

到了監獄后，我們在戴著鐐銬、后來又換成金屬手銬的情況下，被一再強迫跪下，并被命令把頭貼在前面那個人的背上。只要有人抬頭，哪怕只是轉頭看向別處，守衛就會把他的頭猛地按回去。來自新西蘭的參與者哈霍納·奧姆斯比說，他曾被毆打至失去知覺。一名士兵還威脅要用電擊槍電擊他的下體，隨后多次踢踹同一部位，導致他尿血。

當以色列士兵命令我們站起來時，我們仍必須低著頭，抓著前面那個人的衣服，在走廊里拖著步子向前挪動，不斷踉蹌，像一條被鎖住的隊伍。我們戴著束縛在永不熄滅的熒光燈下睡覺。誰若試圖碰牢房里的電燈開關，就會遭到使用催淚瓦斯的威脅。我懂希伯來語，因此能聽懂周圍那種漫不經心的施虐。守衛認出了我，因為我去年秋天也曾被關押過。“她是那個猶太人，她以前來過。”我聽見一名守衛說。

“你要是把她打暈，我給你100謝克爾。”一名男守衛在把我交給別人時開玩笑說。“可我有兩個兒子要結婚了。”一名女守衛抓住我的胳膊回答，“那就給200。”牢房按性別分開。進了牢房后，女性仍不斷請求把手銬松一點。其中一名女子阿邁勒·薩利赫的頭巾也被扯掉了。她痛苦不堪，手腕腫得厲害，看起來像是骨折了。

阿邁勒出生于伊拉克土庫曼人家庭，在芬蘭長大。后來，她向土耳其當局作證，稱自己遭到以色列守衛侵害。我們這個大約有12名女性、人員不斷輪換的牢房里，大家一起爭取讓一名糖尿病囚犯拿到藥物，也試圖分散彼此對疼痛的注意力。

我們拿不到廁紙，只能喝讓人不適、甚至可能致病的水槽水。墻上寫著阿拉伯語留言，顯露出一個月前還被關在這些牢房里的巴勒斯坦囚犯的生活痕跡。有些留言里，囚犯寫下自己的名字、被關押日期，以及留給孩子的話。用英語提出要求無果后，我們整個牢房一致認為，最好由我用希伯來語與他們溝通。但得到的回應只有冷漠和輕蔑。對于那名手腕受傷的女子，回答是：“我不在乎。”對于那些手部失去血液循環的人，回答是：“那又怎樣？”

對于索要救命藥物的請求，回答是：“那你也許就不該來這里。”對于要廁紙的請求，回應則是笑聲。讓許多船隊參與者意外的，不是虐待本身，而是國際社會對虐待的反應。后來我們得知，就在我們被鎖鏈束縛、遭到毆打的同時，關于我們遭遇的泄露視頻已在全球激起憤怒。

來自愛爾蘭的白人活動人士卡特里奧娜·格雷厄姆，在與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對峙時被按住頭部，這一畫面似乎比過去兩年半里5萬名在以色列襲擊中死亡或受傷的巴勒斯坦兒童，更能激起外界震驚。為什么我們的遭遇能夠刺破主流媒體上方那層被制造出來、令人麻木的迷霧，而這層迷霧長期遮蔽并埋葬著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監獄中每天遭受的虐待？

數十年來，巴勒斯坦人——其中許多人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遭行政拘留——一直講述那些嚴重到超出常人理解的酷刑。眼下，近1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關押在以色列軍事監獄中。似乎只有當外國活動人士從同樣的地方走出來，帶著相似證詞時，政治領導人和媒體機構才突然找到了憤怒的理由。就在船隊仍在海上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項調查，記錄了巴勒斯坦囚犯的證詞。他們稱自己在拘押期間遭到以色列守衛侵害。一名巴勒斯坦人告訴《紐約時報》，自己曾在以色列守衛監督下遭受涉犬虐待。

與我們相鄰的牢房里關著馬克斯，一名跨性別男性，他也曾乘坐“阿達拉號”。在以色列人登船前，他曾請我幫他用希伯來語起草一張紙條，要求以色列守衛遵守他們自己的規定，讓跨性別被拘留者可以選擇由哪一性別的人對其進行脫衣搜查。據馬克斯說，搜查他的是女性，而男性守衛在一旁觀看。“你這條該死的小狗還真乖。”其中一人用英語對他說。

在監獄里，馬克斯起初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后來另一名來自船隊的跨性別囚犯才被安排與他同住。整夜里，我們都在走廊里呼喊他，偶爾能聽到幾聲壓低的回應。我們牢房的人害怕天黑后會發生什么，于是輪流盯著走廊，試圖保護他。以色列監獄體系的設計目的，就是讓人失去穩定感并被去人格化。每隔幾小時，我們就會被轉移到不同牢房，與新一批參與者重新打亂編組，任何連續性和集體組織的可能都被切斷。

和我上一次被拘押時不同，這一次我不再把守衛用希伯來語說出的每一句威脅都翻譯出來，包括那些同樣涉及暴力、侵犯或蓄意施加最大暴力的威脅。把每一種羞辱都大聲轉述出來，似乎已沒有意義。《新政治家》就此向以色列監獄管理部門和以色列國防軍尋求評論，但未獲回應。

我們當時并不知道，關于提前釋放我們的談判其實已經開始。守衛似乎一心想在剩下的幾個小時里，盡可能壓縮進更多恐嚇、暴力和羞辱。我們確信，這場拘押終究會結束。正是這種確信支撐著我們。而巴勒斯坦囚犯并沒有這樣的確信。

如果過多停留于我們的痛苦，幾乎會讓人覺得瑣碎。巴勒斯坦囚犯在這種酷刑體系下已經承受了數十年。這種暴力并不只針對男性。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有些孩子只有13歲或14歲——同樣承受著這套監禁基礎設施。莉娜·賈爾布尼在2017年獲釋前，曾在以色列監獄中度過15年。有些巴勒斯坦囚犯被送回家時已成尸體，家屬甚至無法辨認，遺體在死亡后仍戴著鐐銬。他們的尸體影像被投放在等候室的屏幕上，家屬只能絕望地試圖從中辨認出一點熟悉的特征，好認領自己的親人。

今年5月，59歲的記者阿里·薩穆迪獲釋。他曾于2022年與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勒一同遭以色列軍方槍擊。獲釋前，他已被以色列軍方拘留近一年，期間未被起訴。出獄時，他因饑餓和疾病減重60公斤，相當于體重減少了一半。以上還只是他身上可見的傷痕。我們或許會合理地設想，施虐者把受害者當成玩物，而不是人。這是一種思維上的構造——任何仍有道德底線的人，在試圖為暴行尋找一種根本不存在的邏輯時，也許都會這樣想。但這種設想最終無法給悲痛帶來安慰。

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以色列社會對這種苦難心知肚明，并認為它可以接受，甚至從中取樂。歸根結底，這關乎世界認為誰的生命更有價值。從這樣的機構里出來，不可能毫發無損。沒錯，船隊成員遭到毆打。關于嚴重暴力的報告仍在不斷出現，而且隨著幸存者逐漸消化自己所經歷的創傷，這類報告很可能還會增加。

但這場道德危機不能停留在我們身上。當我們為之奮斗的巴勒斯坦人被遺忘或被漠視，被當作以色列“正當防衛”的附帶犧牲時，我們又怎么能只為國際人士、只為我曾并肩航行的人感到痛心？2025年10月，我曾在克齊奧特監獄被關押5天，期間遭多名男女獄警毆打，導致一只眼睛瘀青。與我同船的兩人也作證稱遭到以色列獄警侵犯。我們這次任務中遭受的暴行更加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