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的水位

一

前幾天新華社刊發評論文章《國足成績再不好，也不是造謠的理由》，講的是“佛得角邀國足踢友誼賽被婉拒”傳得沸沸揚揚之際，中國足球協會7日辟謠說，暫未收到佛得角足協關于來華開展國際足球友誼賽的正式函件，更不存在“婉拒”一說。

按常理，權威發聲，以正視聽，事情就該結束了。

但在各種短視頻社交媒體的評論區里，輿論的走向卻跟有關部門期待的走向不太符合，不少人排隊轉發自媒體的二手傳聞，并在這份蓋章通稿下留下了幾乎一致的評論：“本來沒覺得，現在怎么越覺得是真的”、“肯定是怕輸得太難看，私下拒絕了，被曝出來才趕緊否認的”。

其實歸咎下來，不是網民智商集體退化，硬要說，這本來就是宣傳自食其果。

佛得角的精彩表現大家都看在眼里，官媒們大張旗鼓宣傳“佛得角唯一球場是中國援建”，“佛得角足協感謝中國”之類的，本著雖然沒能去世界杯但是還是要贏的心理，硬要蹭。

另一方面熱度起來了又控制不住，開始說“自媒體抹黑中國足球，博取點擊、實現流量變現”。怎么說呢，就…挺精分的，說的是你，不讓說的也是你。吃瓜的網民被溜來溜去，好像誰真的把這事看得很認真似的。

越辟謠，大家感覺越信了，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防御本能。

二

針對這兩天網上沸沸揚揚的體育局女干部占車位事件，7月11日，長沙市發布了一份兩千余字的聯合調查組《情況通報》。這份通報全文兩千余字，初讀之下，客觀理性，精確到分秒，甚至列出了彭某某父母是“普通下崗職工”這樣極具平民色彩的背景。但如果用編輯和主編的顯微鏡去剝離其詞匯的微小差異，你會發現其刀筆吏的立場操縱已經到了令人驚嘆的段位。

呦呦鹿鳴把這篇通報做了像素級的拆解，里面字詞的微妙偏向，堪稱教科書級別的修辭暗示，原文已經消失了，這里摘一些大意：

同樣是不動車，寫到業主閔某時，用的是“堵住彭某某車輛”，通篇寫了4次“堵”；而寫到女干部那同樣在系統內上班的男友以車堵人時，卻輕輕下筆，用的是“將車停在閔某的車頭前”。“堵”是惡意的對抗，“?！笔强陀^的靜止。

同樣是不配合挪車，寫到女干部時是客觀狀態的“未移車”，寫到業主時則是主觀對抗的“拒絕移車”。

女干部撒謊解釋，通報用“稱”；業主表達訴求，通報用“聲稱”。女干部缺席調解，用中性的“未到現場”；業主缺席，卻變成了“以繁忙為由拒絕到場”。

在這種詞匯的游戲里，女干部成了一個樸實、委屈、只會撒點小謊的普通職員；而車位被占長達數日的業主，則被塑造成了一個胡攪蠻纏、態度惡劣、甚至敲詐勒索5萬塊的“惡人”。

通報還選擇性地折疊了關鍵的事實鏈條：

它隱瞞了最重要的一幕——7月1日下午，業主在車庫親眼撞見女干部拿鑰匙取東西，當場戳穿了她“在外出差”的謊言，這才是業主出離憤怒、徹底堵死車輛的信任起點；

它將女干部在民警面前大聲叫囂“我可以不走（移車），你愛堵就堵著”的強硬，虛化成了輕描淡寫的“雙方發生口角”；

它大肆渲染業主提出“把5萬塊補償款捐給廣西災區”的條件，以此引導公眾產生“訛詐”的聯想，卻對女干部提出的“不能公開道歉、不能拿調解書、車主必須同等向她道歉”的無理籌碼只字不提。

三

這種選擇性照亮，在最近的洪水等災難性的事件中更為常見。

作為曾參與過多次災難網絡志愿救助的普通人，我打開響應程序看到的真實求助，是密密麻麻的“人”，與熱搜上干干凈凈唱著愛國歌曲的救援視頻，極為割裂。

沒必要，真的沒必要。

但朋友圈里，社交平臺上，也靜悄悄的。

從什么時候開始，所有的事件都靜悄悄的呢？可能是一篇一篇帖子沒了，一篇一篇文章沒了，一個一個記者換了行業，一個一個熱血冷掉了之后吧……

問結果的人沒了，再然后問原因的人也沒了，接著就沒人再關心事件了，那么就可以說沒有事件嗎？

四

下面我們以鄰國韓國為例，來看看過去觀念水位的變化，會產生什么影響。

任何公共事件，本質上都是一次信用事件。每一次出面發聲，都是在用管理中樞的信用進行資產質押。如果通稿是真實、坦誠、有錯即改的，那就是在往信用賬戶里存錢；如果文書是遮掩、偏袒、精修字詞的，那就是在用高息從信用賬戶里提款。

社會公信力是一本賬，而且是利滾利的負債賬本。在漫長而持續的公共信用透支后，社會的底層共識正在發生悄無聲息的轉變。人們在長期的信息真空與反轉里，會形成了一套堅固的邏輯——“凡事先懷疑”。當通稿不再能作為信用中介，人們就不再看藍底寫了什么，而是退回到自己的經驗里，去感知。

你告訴我外面沒下雨，但我摸了摸自己的褲腳，上面全是濕泥。這時候，我就只信泥，不信你。

這種“只信泥”的防范姿態，很大程度上是被科層系統里那些充滿“藝術成分”的文牘修辭訓練出來的。

我們越來越習慣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了了之”來收尾很多事件。宣傳天真地以為，互聯網是沒有記憶的，熱搜撐不過三天，只要把眼前的矛盾抹平，事情就算是“過去”了。

但社會心理學的賬本很微妙的，它是無數個選擇積起來的共識，是下一次做抉擇時候的參考。

物理上的水退去了，但心理上的信用赤字沒平。每一次“不了了之”的通報，看似平息了輿論，其實都是在社會信用的堤壩上開一個蟻穴。

社會信用有什么用？

德國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曾對信任做過一個極度理性的定義：信任的本質，是降低社會的復雜性。

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如果我們缺乏基本的社會共識與信任，這個系統就無法正常運轉。因為有了信任，我們不用每天清晨把買回來的牛奶送去實驗室檢測三聚氰胺有沒有超標，不必擔心給嬰兒穿的紙尿褲里含有致癌的化工殘留，不用懷疑每天炒菜用的花生油，是用裝過煤制油的化工罐車混運進廚房的，也不用擔心楊梅要泡泡藥水……

因為有了對社會規則和制度信用的基本信任，我們簽下一份合同時，不需要去調查對方三代的人品；聽到一條公共信息時，不需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去考證其真偽。信任，讓合作的摩擦力降到最低，讓交易成本近乎為零。

這就是被稱為現代社會運轉的最基礎的防線——盧曼防線。

一旦這道防線失守，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生活會變得極其沉重和疲憊。因為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里，我們消耗了太多的心智和摩擦成本。

你需要學會看配料表；需要學會分辨原研藥仿制藥；需要登記、上報、寫保證書、寫承諾書；需要擔心自己有軟肋，連說話聲音都不敢大；需要不接境外電話以防止被電詐；需要小心展覽上仔細拍照的人、無緣無故問你天氣的外國人；需要把自己的繳稅用來雇傭在橋頭的看橋員；還需要擔心“躺平了”有可能是境外勢力的謀劃……

在這種不透明的環境下，人們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信息饑渴，唯恐擔心自己在其中成為鏈條的最后一環。

最終，社會進入一種典型的“低信任均衡”狀態。這是一種類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因為沒有信任，每個人都把自我防御機制開到最大，以最大的惡意去防范身邊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

沒有人敢首先選擇相信別人。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優先懷疑，以最保守、最防范、最孤立的姿態生存。于是，每個人都優先選擇不相信，社會整體的水位也就變得越來越不值得相信。

這樣的水位會造成什么影響呢？這正是問題的所在。社會觀念的水位不是一下子就降低的，而是在不知不覺中，每個人的合力作用下影響了人們的認知、決定、選擇。

假設在韓國，今天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明天突然放開二胎；今天合法的課外培訓班，明天一紙文書需要關停；今天說好的育兒補貼，明天需要研究決定；今天歡迎企業免費入駐的工業園，明天要強制入股20%……動蕩下，人們會選擇觀望，這是基因、人性，是關于生存的本能。所以這也就是為什么，韓國幾年前出生率驟降，年輕人不愿意結婚生孩子，大多都希望考公務員，沒考上就不工作，大學招生也史無前例地高，熱衷于炒股或者是綜藝......一環又一環，跟韓國社會現實密切相關。

但在南韓的居民全員忙著抓北朝鮮特務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一開始，大家其實都是普通人，就想要健康開心地生活，安心賺錢，照顧家人，幸福生活，僅此而已。

這有什么問題呢？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