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一）

2026年3月14日晚，中南大學湘雅醫院2023級神經病學專業研究生孫同學離開宿舍后失聯；次日下午于湘江橘子洲大橋附近被打撈上岸，已無生命體征。

孫同學在工作群發布的“上完最后一個夜班了，后續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是其最后的遺言。

根據孫同學多位好友的回憶，她生前曾多次向身邊人透露“壓力很大” 。這種壓力主要來源于醫學生“并軌規培”的身份。現在網傳有一份孫同學的遺書，不過其真實性尚待官方核實，但至今官方未出調查報告，我們也無法得知遺書是否真的為孫同學所留。

考慮到重大輿情事件，如果是有“別有用心之徒”編造的遺書，流傳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大，肯定會有第一時間的辟謠，且刑事拘留造謠者，并嚴查其背后有沒有“境外勢力”蠱惑與煽動。如今已經整整四個月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辟謠內容，也沒有權威的調查結果公布，所以就現在本文引用并分析孫同學遺書中的內容。

孫同學遺書中提及導師谷某某（湘雅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主任醫師）為其安排了大量與藥企合作項目的事務、學術申報和行政雜務，嚴重擠占了正常的規培和學習時間。她常在導師和臨床帶教老師的雙重要求和指責間左右為難，“橫豎都是挨罵”。

遺書提到她曾因壓力過大有過極端行為，被救下后，未被給予有效的心理支持，反而被強制送往精神科治療。期間，她還被要求簽署各種保證書、免責書。但導師非但沒有給與更多幫助，反而以“不給畢業”相威脅，甚至說出“再鬧一次別想從精神病院出來”的話。

據孫同學同窗在社交網絡上悼念的消息，她本科期間成績優異，保研成功，在同學眼中是一位開朗活潑的女孩，她的離去讓身邊親友倍感意外與痛惜。事件引發關注后，導師谷某某已處于停診狀態。湘雅醫院院長回應稱，其停診并非被停職，而是因個人受到社會騷擾，暫無法正常工作。

（二）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這是偉大領袖對我們最高學府下的評語，這背后隱含的就是封建化的學閥問題。

偉大領袖一生先消滅了所有軍閥，又掃清了所有財閥（買辦），整個晚年都在整頓隊伍中的門閥勢力。所以區區學閥，在偉大領袖的標準里確實只能算是“小廟”。

但是“小廟”也有自己的特點——王八多。王八這種東西，你一敲它，它就縮回自己殼里去，你還真拿它沒啥好辦法，因為它那塊自留地確實挺堅固的。但你不理它了，它又把頭伸出來惡心人了。

還記得武漢理工的導師王攀嗎，就是精神控制折磨自己學生陶崇園，最終導致他自殺的那位。

陶崇園為導師王攀洗衣、送飯已是家常便飯，還更有“叫爸爸”這種精神壓迫。結果呢，短短兩年過去，事情冷下去了，王攀又出來招生了。還好網友的記憶又被喚醒了，又把“王八”罵得縮回自己殼里去了。

注意哦，王攀的公職、教職、待遇都還在的，當時的處罰只是不許招研究生了，可見這個封建化的“烏龜殼”有多牢固。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分析過這個問題：當前我國高校人才培養與科研體系中，導師與學生之間形成的，本質上是一種前現代的、帶有強烈封建人身依附屬性的權力關系，而非現代高等教育、科研體系應有的平等學術指導關系，甚至連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勞資契約關系都遠未達到。上文中孫同學和陶同學的隕落，從來不是個體的意外，也不是個別導師的道德失范，而是這套依附性體系必然結出的悲劇果實。

我們必須先直面一個核心判斷：為什么說這套關系的本質是封建人身依附，甚至不如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資本主義的勞資剝削，哪怕再殘酷，其底層邏輯依然是契約化、可退出、權責有邊界、有第三方兜底的市場化關系。但當下研究生與導師的關系，完全突破了這套現代規則的底線，回歸到了封建宗法式的人身綁定——

導師掌握著學生從入學到畢業、從學術生涯到職業前途的全部 “生殺大權”，學生一旦進入師門，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的人生，完全押在了導師一個人身上，沒有任何替代選項，更沒有安全的退出通道。你想換導師？絕大多數高校要求原導師簽字同意、新導師接收、院系層層審批，等于讓學生自己去打破這套權力閉環，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你想退學？考研數年的努力、學歷門檻、職業規劃全都會崩塌，沉沒成本高到絕大多數學生根本不敢選。

還能體現“封建化”的導師權力的無限擴張性與無邊界性。比如孫同學，導師可以強制她承擔藥企合作項目隨訪、倫理材料審核、行政PPT制作等與學術培養完全無關的事務；陶崇園的悲劇中，導師可以讓他給自己做家務、帶孩子、處理私人財務，甚至要求他喊自己 “爸爸”……

讀過研的朋友都知道，導師可以讓學生給自己的商業公司免費打工、侵占學生的學術成果、用畢業資格要挾學生無條件服從任何指令。學生為什么不敢拒絕？因為這套體系里，導師的權力沒有上限，他的個人意志，就是學生學術生涯的最高規則，一句 “不服從就別想畢業”，就足以堵死學生所有的反抗可能。

這種權力，已經完全超出了 “學術指導” 的范疇，變成了對學生人身、時間、精力乃至人格的無限度支配，和封建領主對領地內屬民的全權支配，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也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孫同學陶同學們的悲劇從來不是孤例。只要這套封建人身依附的權力結構不被打破，只要導師依然掌握著對學生的一票否決權，只要學生依然沒有安全的退出渠道與申訴通道，類似的悲劇就會不斷重演，區別只在于會不會被輿論曝光、會不會引發短暫的關注。

我們此前無數次對同類悲劇的反思，大多停留在 “加強導師師德建設”“關注學生心理健康”“規范帶教行為” 這種隔靴搔癢的層面，完全回避了最核心的制度性病灶 —— 就像我們不能只靠勸領主仁慈，來改變農奴的處境，必須從根本上拆解這套人身依附的權力體系。

（三）

在這篇文章中，我從宏觀的視角做切入點，為大家講解革命運動的迫切性、必要性，今天就談一談微觀的視角。還是希望我們看待歷史，要建立一個全面的、辯證的眼光來看，拒絕二極管思維。

那篇文章中舉了很多彼時“學閥”“民國大師”“封建士大夫”現象舉例子，是為了讓大家了解，運動中不僅僅有《三體》批判葉哲泰這樣的反智主義現象，對于舊秩序的沖擊也是顯著的。有些領域“學閥”讓位之后，年輕人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反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創新與突破。

所以凡事不能一概而論，并不是每一個科學家、學者、專家都是“學閥”，也并不是每一個年輕人對于權威的質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本文還是要繼續深入分析“學閥”相關的話題，其他的領域也可以觸類旁通。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說過：“老人家革的不是命，革的是人性”。按理說能成為“學閥”的，首先都是飽學之士，至少會在自己所在的領域中取得了超出常人的成果。那為什么高學歷高素質的人才，依然要搞門戶關系、以權謀私、打壓學生呢？

肉體消滅“學閥”確實容易，運動中也證實了：再硬的學閥也硬不過幾條武裝帶。但是，學閥打倒了，誰來搞研究？搞研究搞出成果來的，會不會成為新學閥？所以這就是本文題目所說的——殺人容易，誅心難。想要解決學閥問題，老人家當年給出的藥方是“誅心”：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但最后大家發現“誅心”太難了，還是“殺人”容易。本文就是要展開分析一下誅心的難度，要消滅學閥需要誅什么心。而且不僅僅是學閥問題，官僚、買辦、資本家的問題，很多也都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誅心其一：血緣、親情、圈子——一個成功人士，如何拋卻這些“私心”。

誅心其二：“精英”的任性——一個在領域內絕對成功人士，而且其專業性之高無法得到正常的監督，就只能指望這些精英們自身道德素養嗎？

誅心其三：基本的良心，以及拒絕糖衣炮彈腐蝕的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如何在研究中避免世界學術高地——美國的影響；如何在面對壟斷資本、企業巨頭友善合理的“資助”下，避免干擾研究的中立性、正義性等等。

（四）

學閥之所以稱之為“閥”，就在于其一個穩固、密閉、排外、利益共同的小圈子。而人性很難避免這些小圈子。

比如說我是個長江青年學者，我輔導輔導我孩子功課合情合理吧？不能說學歷比別人爸媽高，這就不公平了吧？魯迅先生都說過，“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對不對？總不能對孩子好是錯吧？

那我更進一步，輔導孩子參加奧賽行不行？指導孩子寫論文發表行不行？讓孩子幫我搞搞研究，到時候加他一個名字行不行……我孩子通過發論文、搞奧賽上了名校，等到了保研的時候，我給導師院長打個招呼行不行……

所以說“誅心”難啊，誰也難免有些這樣的“私情”。但是，看似一步一步“合情合理”的“私情”之上，還有“公義”。“徇私”發展到了極致，就是賈淺淺這樣：

上面是賈淺淺的詩，如果單單是文學層面的爭論那是不值得討論的，有人就愛寫屎尿屁的詩那是人家的自由。但是，賈淺淺有一個身份非常特別：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陜西省青年文學協會副主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賈淺淺詩歌引發輿論關注后，許多作協作家、領導為其站臺，核心觀點大致就是：這就是藝術，你們屁民不會欣賞。

然而這些拍馬屁的“文學家”們說來說去也沒說出賈淺淺的藝術在什么地方，也沒有舉出除了這些屎尿屁詩之外的代表作。很明顯換一個張三李四寫這種事，普通人都會覺得這是粗鄙不堪的神經病，然而她是賈平凹的女兒，她就能憑借父親的蒙蔭獲得文學副教授、作協領導以及一種作家溜須拍馬的地位。人民只能感慨： 才華并不會遺傳，但地位可以繼承。

賈平凹可以蒙蔭子女，可以豢養一批馬屁精，在文學界、作協領域有著重要的地位，這就是“閥”的具體形態。

魏晉南北朝那群士族搞“清談”就是這樣：你吹捧我、我吹捧你，大家一圈人互相吹捧，每個人身價就上去了，現在文藝圈就保留著大量封建殘留。大家去知網搜一搜，很多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吹捧賈淺淺的“嚴肅論文”：

你給我吹捧抬轎子，我讓你發核心期刊，大家各取所需，豈不美哉？學術士族階級當如是也。

再說一個大家可能忘了的事件，疫情期間饒毅教授舉報裴鋼等教授學術不端。饒毅所舉報的人也是同類型的“閥”。

裴鋼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李紅良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有一個同事：武漢大學副校長、醫學研究院院長舒紅兵，舒紅兵娶了自己的學生王延軼，王延軼現在擔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在疫情期間曾經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值得一提的是，饒毅在疫情期間也給舒紅兵寫過信，很直白的表示你娶學生做老婆這事不地道，更不應該讓她擔任病毒所所長，她專業不是干這個的：

這就生動形象地給我們展示了什么叫做“利益集團”。這個世界有門閥，有財閥，而像賈平凹&賈淺淺，裴鋼&李紅良&舒紅兵&王延軼等人，也有一個屬于他們的專有名詞：學閥。

最后饒毅的舉報結果如下，官方回復：不存在論文造假，僅僅是圖片誤用。

然而更有趣的是，有人質疑饒毅教授替自己未成年女兒發論文，饒家小姐最后憑借優異的“科研成果”申請到了耶魯大學。

我們暫且不做誅心之論，我們就斷定饒家小姐是“將門虎女”“家風優良”，小小年紀就擁有了優異的科研能力，完全憑借自己的努力申請到了耶魯大學。但是，我想說的是：普通人家的高中生，絕對沒有、不可能有、全然沒有、篤定沒有機會和條件在這些科研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還是排名很靠后的作者。

上面“絕對沒有”這句請大家自行腦補加大字號，以示強調之意。所以小鎮做題家們心里不平衡是有原因的：我們十二年應試教育走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教授家女兒憑借七作、十一作的論文申請到了耶魯，我們心里能平衡嗎？

有網友就調侃：我從小干家務很勤快，我去實驗室給的大佬刷刷試管燒杯、打掃一下衛生，能不能給我一個十一作的位置啊？

然而這件事情不能一味批判，因為人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注定是社會動物，我的親屬、我的家人有的社會關系，我怎么可能忍住不用呢？而且這種事情也不違法違規啊，誰說我不能發一個十一作的論文呢？

所以說這就回到了本小節開頭的問題——這是根植于“人性”層面的頑疾，“誅心”很難。

（五）

所謂的“人情世故”“小圈子”就是這么根深蒂固。不僅僅學術圈有，各行各業都有。比如當年大爛片《擺渡人》，就有大半個娛樂圈為它站臺叫好：

怎樣擺脫“人情世故”這種人固有的“本性”？就是要靠樹立共產主義理想，變“小愛”為“大愛”，變“私心”為“公心”。

新中國剛剛成立，毛澤東的表弟就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主席直接拒絕了他來北京的請求，并批評了他：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毛岸英更是給他的表舅寫了一封1700字的長信：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 當然，對于自己的近親，對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并努力于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可是古往今來，有這種境界者能有幾人呢？所以說“誅心”難啊。

（六）

學閥問題第二個辯證點：就是有些精英們的貢獻，確實遠遠遠遠超出普通人，有些工作必須要由他們來完成；但是他們工作的“高精尖”程度，往往又難以得到監督——與普通人有著不可逾越的信息差。

資本家的窮兇極惡都在表面上，就算他們用溫情脈脈的面紗包裹自己，就算他們給勞動者灌各種毒雞湯，就算他們讓御用媒體給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難戳破他們的畫皮；只要不斷的給人民科普，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識破資本家嘴臉的人民也會越來越多。

但是學閥不一樣，學閥的專業壁壘太高了，別說人民群眾了，你讓一個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評判一下業內同事，隔行也跟看天書一樣。所以說學閥在自己領域掌握了幾乎100%絕對的話語權，這個比馬云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厲害的多了。就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饒毅舉報裴鋼學術不端的事件，我看了看他們討論的內容，想說點什么，屁都說不出來。

之所以是學閥的地位要比資本家穩固一萬倍，專業壁壘就是他們天然的護城河、保護傘，普通人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只能指望“閥”內部的科研工作者們能夠有高素質、高道德，進行自我監督、自我約束。這只能是有且僅有的唯一選擇。

有人說，科學家群體普遍道德素質高于普通人，我們可以相信其群體內部的“自審自查自凈”，以使這個群體是為了全體人類最廣大的利益。但是智商和道德水平是否有正相關，沒有任何研究去證明。而且這些事情就怕有反例，一個反例的出現足以摧毀多年以來所搭建的信任。

舉一個歷史上最著名的科學家與資本勾結欺騙大眾的例子：發明出含鉛汽油的美國科學家托馬斯·米吉利，他力證自己的產品是無毒無害的——

“10月30日，米基利舉辦新聞發布會，向公眾證明四乙基鉛的使用是安全的。會上他以自己為實驗對象，先是將四乙基鉛灑在他手上，然后打開一瓶四乙基鉛，將其放在鼻子下聞了60秒。”

結果汽油燃燒時產生的鉛嚴重污染了大氣，使得世界各地患鉛中毒的人急劇增多。他還發明了氟利昂，因此米吉利本人也被稱為“地球歷史上對大氣影響最大的個體生物”和“歷史上殺戮最多的個體”。

這種不信任感不就建立起來了么。但是，我們還需要從另一個角度來去看這個問題，揭露米吉利欺騙大眾罪行的，是另一位科學家克萊爾·帕特森，他頂住了來自石油資本巨大的壓力，用詳實的數據證明了含鉛汽油對環境的巨大危害。這說明精英階層內部還是有自我凈化的空間的，只是自我凈化的時間過去了整整四十年，鉛已經毒害了一整代歐美人。

我這里不是在暗示或者影射什么，只是想舉一個普遍性的例子來說明：如果這些精英不能很好地把持住自己，滑向了特權主義，我們人民群眾似乎也沒任何好辦法。這也是大家對于精英們普遍警惕的根源——“精英無罪，懷璧其罪”，大家只能靠這種天然的警惕與敵意去制約精英們可能向特權主義滑坡的趨勢。

（七）

所以我在上一篇講張雪峰的文章中說了，我們要鼓勵各行各業的人打破信息差。尤其是各行各業中“抬轎子”的人們，不要認為你轎子抬得好就能變成老爺了，屁股要跟人民群眾坐在一起，努力曝光精英和老爺們的信息壁壘，促進人民群眾覺醒。

舉幾個“信息差”的例子，比如當年國有資產流失的時候，各種廠長們就利用了上上下下的“信息差”——廠長和小舅子可以通過廠里的資產，去銀行抵押貸款，再用銀行的貸款，去購買廠里的股份，再用所購得的廠里股份去抵押新的貸款，再以此購買更多的股份……

同時還能操控財務報表和生產節奏，讓工廠呈現虧損狀態，這樣估值就更低，就更方便操作了……就這樣空手套白狼滾上幾圈，優質國有資產就被既得利益者無聲無息地私有化了。然后廠長還是那個廠長，工人還是那個工人，工人們集體下崗，再以原來三分之一的工資重新與工廠簽約，福利待遇假期全砍，繼續做一模一樣的工作。

當然，上位者的權力和“閥”集團的地位是根本，但是正如本文所說，信息差是最表象的東西，是接近社會真相的第一步。首要先解決了這個信息差，形成最廣大的社會共識，然后才能再去尋求社會改造。不戳破這一點，有多少人會覺得廠長和小舅子是拯救廠子的大英雄、解決就業的人民企業家呢。

最近寫過很多關于“學閥”的文章，學閥們的專業壁壘，就是最高級的信息差，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基本就跟看天書一樣。基于此，學閥掌握了人脈關系、項目經費、論文審批、行政領導，導致學術圈像封建時代一樣強調人身依附關系。

還有一些精英行業，普通人和從業者之間的信息壁壘也非常嚴重，最具典型的就是金融、法律、醫療行業。而這些行業恰恰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最賺錢的精英行業，這就說明了信息壁壘也是資本的一部分。

去年有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湘雅惡魔”事件，我簡單來幫大家回憶一下，他干過很多令人發指的事件，比如一個檢查有沒有癌細胞的手術，直接把病人的胰腺脾臟都切除了，然后騙家屬說這是病變器官。

比如找不到腸道的梗阻，就把正常的腸道切下來給家人看；對于壓根不是腫瘤的健康病人，直接上化療；還有急診病人刻意耽誤手術時間，而是花了15個小時等待病情惡化，就是為了送進ICU多收錢……

國家紀委要求：不僅查出劉翔峰違反醫學倫理，還涉嫌嚴重違法；不僅要查出劉翔峰本人的問題，還要查出是否存在監管失職、利益輸送、合伙牟利的問題。堅決維護醫療領域的誠信。都說互聯網沒有記憶，我們大家不要失憶，一起等一等這個答案。

所以這件事情加劇了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不信任。我們還堅定不移地相信：湘雅惡魔是醫生中的絕少數，醫鬧也是患者中的極少數，但是這些害群之馬卻讓醫患信任加劇惡化，讓善良的醫生和善良的患者為他們構筑的“猜疑鏈”而買單。

而且這些領域也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行業普通從業者跟行業精英——也就是“閥”的待遇天差地別，這些領域的金字塔之陡峭也是冠絕所有行業的：

比如，普通規培醫生跟大科室主任之間的差距是一道鴻溝，主任跟院長之間的差距又是一道鴻溝；

再比如，銀行柜員跟私募、投行、資管、券商核心成員的差距，還有清北復交人金融學子這些已經算是精英了，他們跟投行里省部級領導兒女的差距；

再比如，剛讀完博進高校的科研民工跟混了幾十年的老教授的差距，老教授跟院士的差距……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在告誡大家：即便進入這些高信息壁壘行業的精英們，大多數其實也是“抬轎子”的，如果他們能夠意識到——自己也是屬于人民群眾的，也是絕大多數的被壓迫者，而用于曝光信息壁壘，那將會是“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大好局面。

可惜還是精神貴族多，敢于革自己命的人少——“能給老爺抬轎子也是老爺給我的恩典，你也配？”

于是乎，即便是最基層的銀行經理，也會利用信息差去欺騙大爺大媽們，把不知道轉包了幾手的垃圾理財，裝成我們大銀行發行的產品，利用大爺大媽們對銀行公信力的天然信任，挖個大坑給他們跳；即便是剛入行的醫生，也會為了科室“績效”，多開藥、開貴藥、濫開檢查、用貴材料。

我用這些“高信息壁壘”的行業舉幾個例子，首先最典型的，政府招標項目就是信息壁壘最高的，簡直是信息、權力、資本，在不同“場域”中互相轉換、密不可分最好的例子。

（八）

以“信息壁壘”而論，金融、法律恐怕都是小菜一碟，沒有什么比高精尖的科研領域更能體現出“壁壘”的內涵了——這也是“烏龜殼”為何如此堅硬的根源。

也正因為科研體系是極端精英主義、極端高門檻與封閉性的特點，所以它注定帶有資本剝削與封建人身依附二者所共同具備的表現。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過很多研究生被導師剝削的問題，很多研究生連廉價勞動力都算不上，就是導師的包衣奴才和通房丫鬟。因為科研體系還沒到資本主義剝削那么“先進”呢，還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水平上。

封建，講究血統、門第、人身依附關系。讀過研究生的朋友都知道，導師的地位、你跟導師的關系基本上就決定了你學生生涯進程，個人的能力、科研實力反而都要排在其后。這種封建化是如何“自我繁殖”的呢？很簡單，就是我們高校相當長時間以來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的制度，這就與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執政非常類似。

大約十多年前，一線城市拔尖的高校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留學人才，才對自我繁殖的門閥學術圈有了一定的沖擊。但對于二三線城市、次一級的高校來說，他們本身吸引國外留學博士的能力較弱，因此這種封建化自我繁殖在這些高校更為明顯。而且就算留學生回來了，搞研究也得拜“學閥”的碼頭，否則處處都是坎。很多優秀人才引進回來，結果又負氣出走的不在少數。

但是反過來看，越是小城市、越是普通高校，就越依賴少數優秀的“學科帶頭人”的光環，從正面意義上講他們能力強、給學校帶來主要收益；從反面意義上講，他們就是某種程度的“學閥”——這就是辯證法。

封建化的特點是什么呢？毛澤東的秘書王力在其回憶錄《反思錄》的這一段話我引用過很多次了，因為非常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我就再復述一遍：

“毛澤東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么辦？這是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回顧一下近幾年來高校性侵的案例，就能很好地理解什么叫做封建化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了：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實名曝光老師性騷擾——不了了之；2016年8月，北京師范大學學生發布調查報告《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師大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報告中揭露北師大某學院副院長s教授性騷擾女學生——不了了之；2016年10月，有學生匿名舉報稱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劉某性騷擾女性，并發來對話截圖，截圖中的文字內容不堪入目——不了了之；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北電A廖沙性侵事件——不了了之；2017年7月，多名網友在知乎爆料，電子科技大學通信學院張翼德老師曾在課堂上傳播具有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意味的言論，并多次利用考試成績、保研名額威逼利誘女生進行性交易——不了了之。諸多高校能有這樣的實力“護犢子”，這就是典型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封建化。

更有甚者，一些因為性侵被處理的教授，依然能通過種種其他形式“東山再起”，這就是封建化的學術圈“血統、門第”在起作用。例如2014年6月網友匿名控訴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吳春明多次性侵女學生，并曬出吳春明的“艷照”和聊天截圖，引發輿論廣泛關注。10月，廈門大學決定給予吳春明開除黨籍、撤銷教師資格處分。

但是，2015年12月，吳當選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就在今天，還在微博上看到網友爆料，被查明有性騷擾行為并被取消教師資格的北航計算機系教授陳小武，3月29日榮登2018年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答辯名單。所以說對于特權利益集團來說，不管是道德缺陷還是違法犯罪都不是問題，是不是“自己人”才是關鍵。

所以在那場轟轟烈烈的歷史進程中，提出了“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口號。說明我們當年的革命是徹底的：軍閥、門閥、財閥、學閥一起斗，一個都不能少。

但是，網絡輿論可以在道德層面對學閥們進行監督，但是無法從專業技術領域有任何一點幫助。饒毅教授對抗整個學術圈的不端行為和潛規則，我特別想給他點支持，然而他們那些專業知識我真是毛都看不懂，根本就提供不了一點有力度的輸出。還是上面那句話，只能指望學術圈內部有高素質、高道德的人才越來越多，進行自我監督與凈化。

然而現在財閥與學閥已經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我們很難去苛責他人的道德選擇，在這樣一個即將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面前，論文造假甚至都算小事了，如何讓國民經濟命脈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進程不被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才是真正影響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在2017年《中國經濟藍皮書》總章第四部分政策建議中，專門有一小節講到了“改革科研體制”。其中節選一小段：

從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我國財政支持的科研項目，即國家級的項目往往被部分學術權威、“明星”科學家或者“圈內人”所把持，而真正潛心科研又沒有關系的年輕科研人員往往得不到較多的經費支持，而項目立項后往往缺乏嚴格的監管機制和科學的評估機制，難以保障科研項目的產出效率，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而出不了高水平的成果。

所以，怎么辦？這又回到了本文開頭的話題——“誅心”不是不好，是很難辦，很漫長，甚至需要經濟基礎層面的改變。領袖的選擇是發動運動，自下而上地去打擊學閥、門閥，但是曾經給領袖去實踐的時間，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