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不端者“落榜”大學？從“錄用公示”看招聘背后的法律邏輯與制度之“寬”

這兩天，一則新聞在國內學術圈和公眾輿論中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安徽大學一份擬錄用人員名單，因其中一位博士惠某某此前被核心期刊《戲劇藝術》認定為存在“逐字翻譯”式的學術不端行為，而站到了風口浪尖。

隨著公示期于7月12日結束，安徽大學于7月13日迅速發布通報，明確表示正嚴肅復核，如情況屬實將依規不予錄用。

我看到這條新聞時，第一反應不是“大快人心”或“嘖有煩言”，而是想要追問一句： “錄用公示”在法律上究竟意味著什么？ 它在招聘流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又為何能成為我們檢驗一個人誠信底線的“最后一道關口”？拋開情緒，我們不妨從法律與制度的視角，來拆解這一事件的深層邏輯。

一、真相追蹤：學術不端與錄用公示的“碰撞”

讓我們先回溯一下事實。這位惠某某博士，在被安徽大學擬錄用的前夕，其于2025年發表在核心期刊《戲劇藝術》上的論文，被該期刊認定為一篇對2012年某英文碩士論文的“逐字翻譯”，且未做任何引用標注。編輯部在撤稿聲明中明確，惠某某本人也承認了學術失范事實。這里的關鍵是“承認”——這意味著這不是一個學術爭鳴，而是一起事實清楚、當事人認可的性質嚴重的學術不端。 根據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學位法，像這類情況，學位授予單位可是有權力撤銷其博士學位的。

緊接著，2026年7月6日，安徽大學公示了擬錄用名單，惠某某的名字赫然在列，公示期至7月12日。正是這個公示期，成為了輿論發酵的窗口，也讓大學在公眾監督下有了緩沖和決策的空間。

二、法律透視：公示期，到底在“公示”什么？

很多人可能會問：“既然學校審核過，為何還要公示？” 這恰恰點中了招聘程序的核心法律意義。從法律性質上，“錄用公示”不是“錄用決定”，而是“錄用意向告知”。 它的本質，是招聘單位履行行政或人事程序中的一個法定環節，意在將擬錄用人員的基本信息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其功能類似于行政法中的“聽證”前置，是一種程序性正義的體現。

安徽大學人事處在此前回應時用的詞很精準：“公示期間主要是接受各種反饋信息”。這在法律上，叫“異議受理期”。正是這個公示期，給了公眾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的法定窗口。因為最終的法律決定——“是否錄用”，其效力是在公示期結束、且無有效異議通過后才“定型”的。 如果在這一期間發現擬錄用者存在道德、法律或學術上的嚴重瑕疵，那這個“錄用決定”就有被終止的充分法律依據。

所以，安徽大學7月13日的回應“如屬實將依規不予錄用”，從法律上看，并不是“回心轉意”，而是本就符合“程序正義”與“實質公正”的應有之義。大學有權利、更有義務，在接到有效舉報后，對錄用條件進行重新審視，這絕不違背法律精神。

三、制度之“寬”：爭議背后的“容錯”與“零容忍”

更深一層，我們應當看到，這套制度的設計，實際上是“嚴”與“寬”的結合。

“嚴”的一面，在于“零容忍”的底線。 安徽大學的官方通報用詞是“對師德師風問題始終保持零容忍態度”。“零容忍”在制度語境下，意味著一旦查實，后果將具有確定性。正如通報所言，“如情況屬實將依規不予錄用”。這不是一個可以商量的余地，而是一個基于既定規則的硬性處罰。在當代高校聘用制度中，“師德師風”已不僅是道德要求，更上升為“法律紅線”，違反它，意味著觸碰了“生存之基”。

“寬”的一面，在于“程序”給了“改正”的機會。 有人質疑，惠某某的論文被撤稿在先，為什么大學還要將其列入擬錄用名單，這是否是一種“資格審查不嚴”？我倒認為，這恰恰體現了制度對“程序鏈條”的尊重。任何一個決定，都需要“窮盡”所有程序，才能做出最終仲裁。 公示制度，就是給了制度本身一個“自我糾偏”的機會。這比“一錘定音”更顯公平，也比“在內部直接否決”更顯透明。

因此，我們不該簡單認為“公示期結束就啟動核查”是校方反應慢，而恰恰應視為“程序正義”的體現。在法律的天平上，程序的完整性與結果的正義性同等重要。 只有在走完所有應走的程序后作出的決定，才最具說服力，也最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考驗。

四、深度反思：誰是“學術不端”的真正買單者？

事件發展至此，我們也許要問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僅僅一個“不予錄用”就夠了嗎？ 這背后是否還有更大的制度性反思？

從惠某某本人來說，一位博士，十年寒窗，遭遇學術不端指控，又接連失去學術理想，其個人“失足”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但在法律的眼中，個人的“失足”不能抵消“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 一旦不端行為被認定，不僅有“不予錄用”的可能，更有“撤銷學位”的潛在后果。依據學位法，學術不端行為嚴重者，將撤銷其已獲得的學位。這也意味著，即使被取消錄用，此事也未必畫上句號，他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是否會對他的博士學位啟動審查程序，將是更值得關注的“下半場”。

而回到高校招聘制度本身，我們也需反思：為什么審查機制在“錄用前”不夠敏銳？ 學術造假的檢測技術日益精進，高校在錄用科研崗人才時，是否應該將“學術成果查重”與“過往發表文章篩查”前置至資格審查階段？而非依賴“公示期”來補漏？這其實是一種制度上的錯位。如果我們的“防火墻”是事后監督為主，那么類似事件必難根絕。

五、法律的人文溫度：要嚴懲，更要喚醒

行文至此，我想說一個在法律教育中常被提及的觀念——法律不僅是規則，更是一種關懷。我們當然要依法依規對學術不端嚴懲，但我們更要追問：促使一個人放棄誠信的根源是什么？ 是科研評價體系過度強調“量化”導致的浮躁？還是對“成功”的功利化定義帶來的壓力？如果一個優秀的青年學者，因為這一念之差，可能毀掉一生的事業，這背后不應僅僅是“幸災樂禍”，更應是一場嚴肅而真誠的“學術倫理教育”和“法律意識普及”。

從這個角度看，安徽大學的這份通報，不僅是一個“處理決定”，更是一次對全社會的“法律宣示”。它告訴我們，在追求高學歷、高能力的今天，“誠信”這一底線，永遠比“能力”更具決定性。 在公開招聘的賽道上，能力與學歷是“入場券”，而道德與法治素養，才是真正的“通行證”。一旦失信，無論在學術聲譽上，還是法律權責上，都將面臨無法回避的約束與懲罰。

最后，我想用一句話來收尾：“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這句話在今天依然有它的法律效力。學術誠信是學術生命力的源頭，而法律，正是守護這個源頭的水閘。愿我們每個人，在法律的凝視下，都能守住內心的清白與真實，這才是對知識、對他人、也是對自己最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