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窮對我們一家的關懷

編者按：
2026年7月11日，是開國上將宋任窮117周年誕辰。因一生踐行“把百姓利益放最前面”，他得到無數人的愛戴。今天我們轉發“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姚桐斌之妻彭潔清所寫《宋任窮對我們一家的關懷》一文，緬懷這位革命前輩。

2009年是宋任窮誕辰100周年，宋任窮對黨和國家所做的貢獻，對我們一家的關懷和照顧令我永生難忘。他對知識分子的關心，對黨的路線的認真執行，令我欽佩。宋老所具有的正直、正義、忠誠、寬厚的可貴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1968年6月8日，我的愛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姚桐斌被毒打致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七機部部長宋任窮的關懷下，桐斌的冤屈得以伸張。盡管后來宋任窮調離了七機部，但他對我們一家一直關懷備至。

桐斌被迫害致死，冤屈長期沒有得到伸張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七機部陷入一片混亂。七機部是搞航天工業的，屬于國防尖端技術部門，保密性強。當年無論是配備各級領導干部，還是挑選技術干部和工人，都是好中選優。七機部的隊伍在政治上、業務上都很強，是我國國防科技戰線上一支極其寶貴的隊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幫”一伙的挑動和破壞，造成七機部大亂不止。“九一五”和“九一六”兩派斗來斗去，打來打去，派戰不息，成為北京市乃至全國聞名的“老大難”單位。我的愛人姚桐斌就是在此期間被毒打致死的。

姚桐斌，1922年出生，幼年家境貧寒。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邊逃難、邊謀生、邊求學，立志讀書救國。1945年，他畢業于當時遷到貴州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隨后到重慶北碚的礦治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1947年，他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伯明翰大學深造，1951年獲博士學位。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桐斌作為中國留英學會主席向毛澤東主席發出致敬電，并得到回電。1953年，他因領導愛國活動被英國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不得不離開英國，去德國亞亨工業大學任研究員。1956年在瑞士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底，他懷著“學有所成，報效祖國”的強烈愿望回到祖國。

回國后不久，桐斌便到剛剛成立的國防部五院 (七機部的前身)，領著十幾名大學畢業生開始創建中國自己的航天材料研究機構，擔任材料研究室主任。七機部成立后，他擔任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長。1958年以后，他主持了幾百項具有開拓創新的課題研究。特別是中央確定“兩彈一星”繼續上馬的決策后，迫切需要解決制作導彈的材料不過關的難題，他于1961年組織制定了導彈材料工藝的研究規劃，并致力于這項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桐斌對七機部的無政府狀態和科研生產秩序混亂深感痛心和惋惜。但是，他不愿隨波逐流，仍堅守崗位，照常工作。他對人說，“‘文化大革命 ’過了以后，我們還要大干一場”。但“文化大革命”尚未過去，他卻于 1968年6月8日被毒打致死，年僅46 歲。

桐斌被迫害致死后，我懷著悲憤的心情，一直為他申冤。周恩來總理得知桐斌遇害的消息后，因震驚而將手中的茶杯滑落到地上，氣憤地說：“姚桐斌是我從海外要回來的專家，國家需要這樣的專家！”他馬上讓協助自己工作的粟裕乘直升機前往七機部調查，嚴辦兇手，并要七機部軍管會開列了一份對重要科學家的保護名單。李先念副總理也曾就桐斌被迫害致死的破案懲兇問題作出指示。盡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由于七機部的混亂局面，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未能得到落實。當時，七機部的領導更換頻繁，每次來了新領導，我都寫信申訴，請求落實中央領導同志破案懲兇的指示。但是我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桐斌的冤屈長期未能得到伸張。

宋任窮出任七機部部長使我看到了希望

1977年10月，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宋任窮來到七機部，出任部長。我知道他當部長后，并沒有急于找他申訴。我想先看看這位部長怎樣處理七機部的混亂局面后再作決定。

宋任窮到七機部后，確實和以前的幾位部長不一樣。他面對七機部長期混亂的局面，深入群眾，反復進行教育，要求七機部內部增強團結，搞好科研生產。從1977年10月到1978年12月，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宋任窮晝夜忙碌，連節假日都不休息。他先后到七機部在北京的第一、二、三、五研究院，各研究所及直屬工廠，還到內蒙古、川北及南京的部屬單位，看望干部、科研人員和工人，也看望了一些老同志、老專家，同他們進行了交流和座談，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噓寒問暖，并盡量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困難。

當時，七機部在一線工作的技術干部有1.8萬余人。宋任窮到任后，在提拔技術干部時，凡符合德才條件的，不論參加過哪一派群眾組織，都堅決提拔，給予適當的安排。這些措施，加快了我國航天事業的發展進程。

1978年春節期間，宋任窮等領導到陜西和內蒙古看望第四研究院及七機部三線人員時，恰逢暴風雪襲擊，大雪封山。同年6月，宋任窮又到062基地視察。062承擔著洲際導彈的部分任務，但該基地地處偏僻山區，職工生活十分艱苦，科研生產條件也很困難。宋任窮原想對那里的情況作一次全面的了解，以解決存在的困難。但他畢竟已年近古稀，且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難，身體虛弱，這樣的勞累使他病倒了。由于病情嚴重，當地軍分區派來醫療組，但宋任窮高燒不退，不得不將他送回北京治療。

宋任窮在七機部時，還先后召開了五次幾千人到上萬人參加的大會，進行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在揭批“四人幫”搞亂七機部的同時，他還用很大的精力，抓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干部政策。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使我看到了為桐斌申冤的希望，我鼓足勇氣去找宋任窮申訴桐斌的冤案及我們一家所受的苦難。

我向宋任窮申冤，桐斌被追認為烈士

1978年2月的一天，我來到宋任窮部長的辦公室。宋任窮中等略高身材，瘦瘦的臉龐，戴一副眼鏡，談吐慢而清晰，略帶湖南口音。聽其言，觀其貌，完全是一位和善的長者。我進辦公室后宋部長請我坐下，為我倒茶，他是那樣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使我毫無顧慮地將這些年所受的苦難向他傾訴：

“1968年5月開始，七機部的兩派由文斗逐漸變成了武斗，我家的宿舍離‘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總部才幾百米，被他們宣布為戒嚴區，晚上9點鐘之后不準外出。我想這樣更好，桐斌晚上不用去辦公室加班了。

每年五六月桐斌都患花粉過敏癥，鼻涕、眼淚流不停，有時還發燒。那年6月他的過敏癥似乎更厲害。我勸他到中醫醫院去看看，也許中醫有辦法，同時他還可以借此機會住到我任教的學校去避避風頭。但桐斌說6月有一個重要會議，他必須參加。

6月5日和6日，桐斌帶著七O三所的三位室主任到空間技術研究院參加在那里召開的‘我國發展第一顆回收型人造地球衛星的技術討論和計劃工作會議’。在會上，桐斌參加了討論，作了發言，并接下了難熔金屬及其氧化涂層和高溫隔熱材料等多項重大研制任務。回所后，他立即向有關科室布置了具體的任務。

6月8日的早上，桐斌手提一熱水瓶，騎著自行車按時上班，一進辦公室他就擦桌子，掃地 (公務員早已不干這些事了)，泡上一杯茶，然后靜下心來辦公。快12點時，桐斌收拾辦公桌上的書籍文件，下樓回家吃午飯。這天去辦公樓上班的人不多，有兩名工程師見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長，您還在抓革命，促生產哪！外面正在武斗，您還是等一等，先別回家。’

‘謝謝你們的好意，武斗與我們有什么相干，再說，上午我批完了一個技術報告，吃完飯后還得回來接著干 ’。

想不到桐斌當天在技術報告上的簽名竟成了他的絕筆……”

說到此處，我已淚流滿面。宋任窮輕聲地勸慰我，要我喝口水。我接著說：“宋部長，桐斌是中午下班回家后被壞人拖出去用鐵棍打死的呀！當時我們最大的女兒9歲，最小的才3歲。現在10年過去了，七機部卻還沒有給她們的父親作政治結論，她們都要升學了，沒有結論，她們怎么辦？”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泣不成聲。宋部長很認真地聽我講述了桐斌被害的情況，對我這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他應允我，一定親自抓這個案件，并向中央匯報，請我務必節哀保重。

臨別時，我告訴宋部長我已經給李先念副主席上書，請組織追認姚桐斌為烈士，根據七機部現在的情況，要找出幕后的策劃者恐非易事。

談完話后，宋任窮部長送我到樓梯口。他對我遭遇的同情溫暖著我的心。

“文化大革命”前，宋任窮是東北局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剛到七機部，工作的繁忙和困難可想而知，但他卻抽出時間和我談話，并應允幫助解決10年前遺留下來的問題，實在難得。

由于宋任窮的認真負責，事情終于得到圓滿解決，他除了向李先念副主席寫了一封信外，在五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他和羅青長一起向鄧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建議追認姚桐斌為烈士，在全國科學大會開會以前舉行追悼會。

以下是宋任窮寫給李先念的信：

李副主席并報張主任、李政委：

接到李副主席和羅青長同志批轉彭潔清同志的信后，我們即同北京市一辦和一院工作隊負責同志進行了研究。一院工作隊與一院黨委作了關于姚桐斌同志的政治結論，經與羅青長同志商量，他表示同意。現將結論送上，請審閱批示，以便在全國科學大會前辦理追悼等事宜。

謹此，致
敬禮！

宋任窮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注：張主任為國防科工委張愛萍同志，李政委為李耀文同志)

1978年3月18日，在我國科學史上的空前盛會 —— 全國科學大會開幕的那天，七機部為桐斌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了追悼會。在追悼會開始之前，他們請我先到靈堂看看，當我見到桐斌的遺像用黑紗圍著掛在墻上，下面放著他的骨灰盒時，眼淚止不住簌簌地掉下。

回憶起桐斌曾參加上一屆全國科學大會，而如今他卻長眠于地下，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

宋任窮始終關懷我們一家

1978年12月，宋任窮調離七機部，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0年2月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盡管宋任窮離開了七機部，但我有困難就去找他。他對我仍然很熱情，仍然一如既往地關心我和孩子們，為我們解決困難。

1984年，為了解決住房問題，我不得不寫信給宋任窮，他在我給他的信上作了批示：

姚桐斌同志是從國外回來的一位有貢獻的科學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中央追認為烈士。姚的追悼會召開一事，周總理生前曾多次講過，他遺屬的住房問題，應妥善安排。此事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妥善處理。

此后不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我和孩子們在市區安排了住房。

在宋任窮的鼓勵與幫助下，我寫的一篇紀念桐斌的文章于1992年1月21日刊登于《人民日報》(海外版)。宋老認為，像桐斌這樣的愛國知識分子應該宣傳，并給時任七機部部長的林宗棠打電話，還寫了一信，內容如下：

林宗棠同志：

原在航天部工作的姚桐斌同志的夫人彭潔清同志寫了一篇文章，須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登載。特介紹她來面談。希接見面談。
敬禮！

宋任窮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1996年是交大成立100周年紀念，桐斌在海內外的校友捐款為他立一尊塑像，請我主持并和校友聯絡。這時，我又去中南海宋任窮的辦公室請他為塑像題詞。宋老非常謙虛地說，他老了字寫得不夠好，在我的請求下，他提筆寫了三幅“姚桐斌烈士”的字供我選擇，我覺得三幅都好，除了用在塑像上外，我將宋老的字跡一直珍藏至今。

1992年10月宋任窮從中顧委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下來后，一直到他去世，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一兩次。我去看望他時，都是習慣性地稱呼他為“宋部長”，就如1978年在七機部初次見到他時那樣。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熱情，毫無架子。我有幸結識宋任窮這位堅持原則、胸懷寬厚、無私奉獻、愛護干部的老部長，是我一生的榮幸。

作者：彭潔清

文章來源：《百年潮》2009 年第 5期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