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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裝周的后臺,時間以分鐘計。發型師們端著噴壺和梳子,在成排的鏡子前快速移動,電吹風的嗡鳴幾乎沒斷過。留給每顆頭的作業時間通常不超過一刻鐘,目的明確:讓頭發服帖、順從、不制造視覺噪音。緊貼頭皮的背梳,或是一絲不茍的側分,再拿定型噴霧封住可能翹起的發梢——過去十年,這是大部分秀場后臺的標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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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The Skinny Beep
過去幾季,男裝設計師的注意力逐漸從“做什么樣的衣服”滑向“衣服還能怎樣被理解”。腰線在下移,肩線在模糊,西裝外套里疊進連帽衫,正裝與便裝的邊界被反復涂抹。服裝曾是時尚設計語境里再確定不過的身份辨識,如今這種確定性正在消散,設計師卻還需要一個錨點來穩住整個品牌調性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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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The Skinny Beep
他們找到了頭發。比面料更直接,比剪裁更赤裸,不需要查閱秀評就能被感官捕獲。當服裝開始退向暗示,頭發便被推向前臺,去承擔那個更確切的表達。設計師們達成默契,從街頭、檔案或亞文化影像中打撈出某個視覺碎片,將其擰緊、放大,嵌入高時尚性的秀場中。頭發變成了一根引線,牽動觀眾對整個系列的閱讀方式——先看見頭發,再理解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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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的佛羅倫薩,Pitti Uomo 110,前Sant’Orsola修道院的廢棄空間里,DSM Kei Ninomiya的模特魚貫而出,頭頂高聳的粉色莫霍克,發絲間嵌滿鮮花——發型師Pablo Kuemin與花藝師Azuma Makoto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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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dsmkeinomiya
Kei Ninomiya將這場秀命名為“OUR PUNK”。朋克的尖刺輪廓與花朵的脆弱并置,粗糲與纖細在同一顆頭上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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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dsmkeinomiya
四天后的,Prada在發布了2027春夏男裝系列。Miuccia Prada與Raf Simons將主題定為“Clarity”。秀場是純白色的,地板被LED燈帶切割,像近年大熱的backrooms詭異美學。模特們被形容為“剛從通宵游戲session里走出來”。Guido Palau為他們打造的發型中,有一種被媒體稱為“樂高式朋克短發”(lego-like punk cuts)的輪廓,此外還有編成細辮的“鼠尾”(braided rat 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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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prada
但在這些形態背后,真正被調用的歷史資源是Liberty Spikes——這種誕生于1980年代英美朋克場景的發型,將頭發塑造成環繞頭骨的放射狀尖刺,其名稱直接指向自由女神像的冠冕。在原初語境中,它是一種顯而易見的、非常朋克化的激進抗議,刻意挑釁。但Prada的處理方式讓尖刺依然在,棱角卻被磨圓了。頭發自然豎起、交叉,制造出體積和張力,卻從不真正變得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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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uziawge
這兩者都不是對朋克風格的回歸,也不是對朋克精神的延續。這是奢侈品牌對待亞文化符號的標準操作:提取視覺沖擊力,剝離歷史上下文,將反抗轉化為審美,塞進一個關于“清醒決策”與“克制美學”的哲學框架里。
這套方法論在本季的巴黎同樣被反復檢驗。Rick Owens在東京宮發布“STONE”系列。模特們戴著Duffy打造的蓬亂漸變假發——這已經是Rick持續數季的簽名式處理。漸變假發不配合臉型,不配合服裝,盡可能保留了那種粗糲、不舒適、拒絕被消費的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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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Rick Owens
同一天,Comme des Gar?ons Homme Plus的秀上,長條織物取代了真人頭發。發型師Takeo Arai說:“我的目標是創造一種前所未見的發型——能留下強烈印象的那種。它完全由手工塑造。”“織物假發”這個概念本身就在挑戰“頭發”的定義——它既不是真發,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假發,而更像是一種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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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commedesgarcons
同一周,Kiko Kostadinov的秀上,Tomihiro Kono用黑頭帶在短發上壓出幾何紋路。靈感來自黑人理發文化——理發師用推子在頭皮上刻出圖形線條,那是嘻哈場景中極為常見的表達方式。Kono說他在“不斷追問如何在不剪發的情況下達到類似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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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kikokostadinov
Dries Van Noten的模特頭上散落著羽毛,呼應秀場背景中的“鳥鳴”;Issey Miyake Men有“建筑感頭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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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driesvannoten/@isseymiyakeofficial
Willy Chavarria的秀上,Chris McMillan為Romeo Beckham做了一款“吹背”——把頭發向上、遠離面部吹干,制造出蓬松的體積感。McMillan說他們刻意要區別于slick back——那種緊貼頭皮、用強力定型產品向后梳的經典男模發型。它要制造體積,要吸引注意,要讓頭發擁有自己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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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Instagram@willychavarria
這些案例連在一起,指向一個更深的邏輯:回看發型史,每一次“發型”這個概念被流行文化重新定義,都對應著更底層的邏輯變動。這與1990年代末Margiela的做法有相似的邏輯。彼時,Margiela轉向了“關于衣服的衣服”——把標簽縫在外面、把內襯翻出來。本季的頭發操作同樣是在追問“關于發型的發型”:這不是在優化現有手段,而是在重新定義手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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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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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裝周的發型并非第一次承擔如此重量。過去三十年里,它至少經歷過三次標志性的、能被稱之為“趨勢”的劇變。
1990年代初,grunge從西雅圖的潮濕地下室爬上T臺。Marc Jacobs 1992年為Perry Ellis把法蘭絨格紋襯衫、Dr. Martens和針織冷帽一股腦塞進秀場。頭發跟著松了綁——那種“像在路上隨手抓了兩把”的質感,本質上是整個行業對1980年代過度精致化的一次抗議。那是一個“反時尚”被時尚收編的時刻。Marc Jacobs本人為此丟了工作,但他的姿態像一顆螺絲,擰松了男裝周對體面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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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The Cut
2000年代,faux hawk從David Beckham的頭頂輻射到全球每個理發店。它看起來反叛,骨子里卻極度商業化——可復制、易打理、適合從街頭到辦公室的無縫過渡。同期男裝周上的spiky hair和干凈剃須的面孔,透露出一種體面感。那是“metrosexual”這個詞被發明出來的年代,男性grooming第一次被明確當作一門生意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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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WWD
2010年代,undercut統治了男裝周。兩側推光、頂部留長、向后梳平。它在Prada、Jil Sander、Versace的秀場上反復出現,有時梳成發髻,有時扎成cinnamon-bun knots。干凈、可控、不搶戲——那正是“Clark Kent式”的標準模板。它對應的是一個男裝商業體量急劇膨脹的時期,品牌需要的是可傳播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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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GQ
每一次男裝周發型發生轉變,都對應著男裝行業自身定位的調整。本季的不同之處在于:頭發不再回應行業的需求,而是在重新定義需求本身。這指向一個更遠的圖景。當頭發從背景走向前景,從“被打理的對象”變成“被討論的命題”,它就不再只是一個造型元素,而是一種敘事工具。工具一旦被發明,就不會被棄用。未來幾季男裝周上,頭發將繼續承擔敘事功能,但操作方式會進一步分化。一部分品牌會走向“可變化性”——發型不再是一次性的秀場裝置,而是能夠在不同場景中切換狀態的設計。另一部分則會走向競賽般的“去物質化”,繼續追問“發型還可以不由什么構成”。
更深一層看,當頭發成為敘事的常規工具,時裝周的語言系統就多了一個維度。這種語法的邊界在哪里,目前還沒有人能劃定——有趣就在于,一個行業開始追問自己最基本工具的邊界時,它通常不會停下來。它會推倒骨牌、摸索試錯,然后繼續推,繼續試,繼續打破自己定下的規則。
(圖片來源于品牌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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