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研究何以實現“全球轉向”

政治思想研究能否超越西方經典文本的既有框架，在不同文化傳統之間展開真正平等的比較？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經驗，能否從被比較的對象轉化為理論生長的資源？比較的標準、語境的差異、理論的普遍性等方法論難題如何應對？2026年6月17日至18日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舉行的全球政治思想學術研討會，正是對這些問題的一次集中回應。本次會議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全球政治思想學會（Association for Global Political Thought）協辦。華東師范大學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9年，是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的跨學科交流平臺。全球政治思想學會是一個跨學科學術研究網絡，致力于探討國際社會與全球語境中的政治觀念，總部設于哈佛大學。這是該學會成立以來的第四次年會，也是首次在亞洲召開。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德國、巴西、葡萄牙、希臘、新加坡、加拿大、亞美尼亞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哈佛大學、東京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塔夫茨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昆山杜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三十余位學者參會。

華東師范大學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宏圖主持開幕式。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瞿駿教授為開幕式致辭。他談到，全球政治思想學會首次將年會移至亞洲，而會議的舉辦地上海，其歷史本身就昭示了觀念如何跨越文明的邊界，在流通中再生。隨后，他回顧了華東師大歷史學系在思想史領域的深厚學術傳統。在歷史學系世界史學科的奠基人王養沖先生帶領下，歷經數代學者接續耕耘，華東師大設立了國內首個思想史研究博士點，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更進一步拓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格局。他表示，本次會議圍繞“全球視野中的政治思想”這一核心議題展開，期待不同學科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學者在對話中碰撞出新的問題意識。

李宏圖

一、比較的困境與“全球轉向”的路徑

會議首場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肖琦主持，聚焦于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美利堅大學助理教授李漢松與劍橋大學青年研究員曾宇寧（Chang Yi Ning）以“從比較到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為題作引導發言。李漢松回顧了華東師大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在引介劍橋學派、推動思想史多種研究范式進入中國學界方面的貢獻。他談到，當今不同民族、文化和政治共同體之間的接觸日益頻繁，而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存在巨大差異，傳統的分析框架已不足以應對。政治思想始終在比較、際遇和融通中生成，但比較與評判的標準、術語和推理模式本身就構成難題。僅僅“相遇”并不等于知道如何“相處”，因此需要比較不同文化對“政治”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曾宇寧進一步提出，“全球”不僅僅是一個修飾語，它同時促使研究者重新追問“思想”與“政治”本身的含義和邊界：何種行動與文本可以上升為“思想”？當面對與我們少有共通之處的群體時，“共同生活”又意味著什么？兩位發言人將這些問題作為開放性的“謎題”拋出，邀請與會者從各自的研究加以回應。

曾宇寧（左）、李漢松（右）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的報告從方法論層面重新審視中西文化論爭，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區分：“比較”一旦蛻變為以一方的“先進”批判另一方的“落后”，便淪為牽強附會的“比附”，喪失學術的嚴謹性。他將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比較歸納為三種維度：杜亞泉等人的“類型差異論”、胡適的“功能/后果論”和梁漱溟等人的“階段差異論”，并指出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接納伴隨著多元聲音的持續競爭。從晚清至今，中國知識界在追求普遍性的“真知”與堅守文化自主性之間往復搖擺，這種持續的張力本身便是文化與文明生命力的體現。

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袁尚系統梳理了英美學界思想史“全球轉向”的兩重面向：一是將“全球”作為分析范疇切實運用于思想史研究，考察觀念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交流與互動，關注歷史人物的全球認知；二是立足思想史本位，修正和復興已有方法論，提出“觀念史的回歸”“系列語境主義”等理論設想。但是，全球視角在豐富歷史解釋的同時，也帶來“全球”概念泛化甚至模糊思想史學科邊界的風險。有鑒于此，她主張批判性地使用全球視角，同時兼容多種敘事尺度，堅守思想史的核心屬性，重新思考傳統技法和經典主題的價值。

東京大學日本學術振興會博士后研究員Thomas Ashby則從湯姆遜（Ann Thomson）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拼裝”（bricolage）概念的借用入手，討論了史料作為異質的、遺留的“零件”如何被歷史學家重組為思想敘事。相比于劍橋學派偏重理性的、哲學層面的“工程學”式思考，“拼裝”思維因其對異質性、有限資源與翻譯過程的重視，格外契合全球思想史研究的需要，同時也提醒研究者在靈活調用不同語言與地域元素的同時，對時代錯置（anachronism）保持批判性警惕。在討論環節，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相藍欣認為，這種置于譜系之中又出乎語境之外的思想實驗，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觀念的淵源，也可以幫助我們反思時下疑難。

綜合來看，首場討論揭示了全球政治思想研究面臨的核心張力：既要超越單一線性觀念、避免局限于民族國家的敘事框架，以容納更廣闊的比較視野；又須守住思想史學科的方法論底線，避免“全球”淪為一個空洞的標簽。

二、海洋、島嶼與邊疆：政治想象的空間維度

由曾宇寧主持的第二場討論將視角從方法論轉向具體的空間維度，考察政治觀念如何依托海洋、島嶼和邊疆等物質載體進行傳播與變形。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柳愛林（???，Ryu Aerim）以《魯濱遜漂流記》在明治日本的翻譯史為切入點，講述了兩種并存的島嶼意象：一種將島嶼作為投射理想社會的虛構空間，另一種將其視為可供開拓與殖民的帝國邊疆。通過分析《動物議院》《夢境旅行記》《南洋漂流記》等作品，她發現這兩種意象并非依次出現，而是共時性地存在于同一批文本、甚至同一部作品之中。這些小說對現實政治變革的干預既深刻又富有創造力。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明從物質文化史的視角出發，選取9至10世紀、13世紀前后和19至20世紀三個時段，探討印度洋海域的人群流動與思想交融。黑石號沉船的發現表明中國瓷器早在9世紀已面向廣闊的海外市場生產；宋元時期楊廷璧、亦黑迷失等人的航行記錄和開羅藏經庫文獻則揭示了跨區域商人網絡中的物質與觀念聯系。他進而反思，傳統區域研究多以二戰后形成的板塊劃分為單位，而印度洋作為一個整體提供了理解跨區域流動的重要框架。在全球化遭遇困境的當下，各區域間的聯系將以何種形態持續，仍值得學者進一步探討。

在柏林-波茨坦“國際法治興衰”研究組擔任研究員的亞美尼亞學者Artur Simonyan則將空間視角延伸到后蘇聯地區，以中亞和南高加索為例，批判了主流“轉型學”（transitology）框架對領土沖突的忽視。在他看來，轉型學的關注重點集中于東歐和南高加索國家在多大程度上移植了西方法律制度，而根植于蘇聯時期憲法安排與自治區域劃分的領土爭端長期被忽略。他認為中亞案例呈現了一種替代性分析路徑，即通過憲法內部機制消化領土爭端，而非訴諸外部裁決或承認獨立。因此，他認為蘇聯時代的憲法經驗不應被簡單視為歷史殘余，而應重新評估其學術價值。

這三篇報告雖然時段和地域各異，卻共享一個基本關切。當研究者跳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分析框架，轉而關注海洋、邊疆、帝國等更大尺度的空間時，政治思想的生成與流通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面貌？這或許啟發我們，思想的全球轉向不僅意味著內容的擴張和交互，同時也意味著尺度本身的重構。

三、觀念的跨語境旅行

第三場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Timothy Baycroft主持，集中考察觀念在不同文化語境之間的傳播、誤讀和再造。任教于日本東北大學的巴西思想史學者Egas Moniz Bandeira以20世紀初列夫·托爾斯泰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對話為切入點，討論了憲政批判話語的全球流通。他選取留學圣彼得堡的張慶桐和固守中國文化立場的辜鴻銘兩位中國知識分子與托爾斯泰的對話為案例，試圖補足既有研究中俄國與中國之間思想互動的缺失環節。托爾斯泰在致“中國紳士”的信中主張，憲政并未限制暴力，反而擴大了參與壓迫的人數，因此應拒絕追隨西方道路而回歸農耕與信仰。這封信被譯為多種語言廣泛傳播，表明對憲政的批判性反思在當時已是一場全球性的思想論爭。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馬華靈聚焦于伯林與施特勞斯之爭在中國學界的接受與回應。他通過理論辨析提出，施特勞斯學派在批評伯林時始終混淆了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相對主義認為一切價值均由歷史、文化等特定條件決定，因而否認任何普遍性價值判斷的可能；多元主義雖承認價值受歷史影響，卻并不排斥人類發現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基于這一辨析，他批評施特勞斯學派忽視了兩者不同的理論前提，同時也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為伯林所作的辯護尚不充分，有必要提出新的多元主義理論框架以更有效地回應施特勞斯的挑戰。

柏林自由大學博士研究生、華東師范大學訪問學者陳振鑫運用“全球時刻”與歷史比較兩個分析工具，以中國國家社會黨及其代表人物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為例，將中國自由主義置于20世紀初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意識形態競爭的全球語境中加以審視。他通過梁啟超、張君勱等人的跨國思想流動案例論證，中國自由主義的衰落是全球思想競爭與本土政治選擇交織的結果。因此，全球史的方法有助于重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多重面向。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法學院研究員Salar Abbasi從阿倫特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出發，探討國家暴力施害者的道德心理機制。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以絕對的合法性為行為依據，其惡源于道德思考的缺失。他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為例，提出一種與之對照的理論類型：當施害者的行為不僅被視為合法，更被賦予超驗的道德正當性時，暴力便獲得了一種不容置疑的“道德授權”。他將這種源于自我確信之“善”的惡與阿倫特所論的“平庸之惡”加以區分，試圖拓展政治哲學中關于國家暴力與道德責任的分析框架。

會議現場

這場討論表明，觀念在跨越語境時并非簡單地被“移植”或“接受”，而是在新的知識環境中被重新理解、選擇性地挪用乃至有意地誤讀。研究者需要同時把握觀念的原初語境和接受語境，才能準確描述這一復雜過程。在全球化日益興起的時代，對語境的考察不僅需要重視其內在脈絡，也需要看到不同語境間的內在關系何以成為思想跨越的基礎。

四、經典命題的跨文化對話

第四場討論由昆山杜克大學的客座助理教授趙匡宇主持，圍繞具體的思想史案例展開，探討不同傳統中經典命題之間的對話可能。任教于昆山杜克大學的政治理論學者Lincoln Rathnam將16世紀法國的蒙田與戰國時期的莊子并置考察，認為兩人均通過“懷疑論的多元主義”抵達了類似的倫理政治立場。他們都承認人類存在多種合理且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絕任何全知式的知識主張和僵化的行動標準。兩者的差異在于自我觀和修辭風格。莊子堅持更為徹底的懷疑論，其修辭鼓勵讀者采取超脫的宇宙視角；蒙田則更關注身體經驗，主張謙遜踏實的立場。因此，這種比較政治的進路能夠彌補伯林式理論框架的不足，為自由主義原則提供更為堅實的跨文化辯護基礎。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方捷以孔德與密爾1841年至1847年間的通信為材料，揭示了實證主義內部在人性論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人類的分裂是否必然導致對制度未來的懷疑，還是存在著某種正確制度的可能性。兩人在1840年代共享實證主義立場，均主張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但在社會研究的基礎問題上產生了根本分歧。孔德從生理學出發，將性別差異視為先天結構性的，斷定女性處于“永久童年狀態”；密爾則強調教育與社會制度對人類性格的塑造作用，拒絕以生理因素固化制度安排。這場爭論的實質在于，何種證據能夠將人群差異確立為制度的本質，并由此決定制度變革的可能性邊界。

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文學與文化系教授鐘雪萍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切入全球政治思想的討論。她以1980年代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阿赫默德（Aijaz Ahmad）關于“第三世界文學”的爭論為起點，反思了“民族寓言”框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簡化處理。她的分析視角在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雖對中國革命抱有同情，但其理論框架未能充分容納中國革命文化實踐的獨特性；而世界文學理論以歐洲時間為坐標的系統化努力，也難以涵蓋非西方世界的多元時空經驗。她由此主張將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革命文學實踐置于全球反帝反殖民斗爭的脈絡中加以理解，若僅以“民族寓言”表示同情，則遠未觸及歷史的復雜性。因此西方學界應重新審視其理論預設，以更開闊的歷史視野理解中國革命文學的世界史意義。

從蒙田與莊子的跨時空對話，到孔德與密爾在實證主義內部的分裂，再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文學的理論框架之爭，由這場討論可見，即使同屬一個知識傳統，也并不意味著對核心命題的同質化理解。對經典命題的根本性分歧應當被放置在不同的知識傳統中，以比較的視野重新審視，從而重新校準既有結論。

五、從非西方經驗出發的思想實驗

第五場討論由布拉格查理大學高級研究員Anna Eirini Baka主持，將議題推向更具挑戰性的方向：能否從多元而異質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具有一般理論意義的分析工具？昆山杜克大學助理教授Lindsay Rathnam先回歸西方傳統，重新審視希臘跨文化思考的源頭，視希羅多德為“第一位比較理論家”。希羅多德重視人所創造的文化與制度如何反過來塑造人，重視局外人的視角，而在其筆下最早討論政體優劣的并非希臘人而是波斯人，由此顛覆了政治哲學起源的希臘中心敘事。因此，希羅多德的史學實踐打破了文化封閉論，其多元敘事策略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早期典范，值得重新評估。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殷守甫以中國南宋官員王之望的政治實踐為切入點，提出了“王之望時刻”這一分析概念：當經驗豐富的官僚意識到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失效時，轉而探索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參與方式。與波考克（J. G. A. Pocock）的“馬基雅維里時刻”不同，“王之望時刻”是斷裂的、孤立的，不同時期的類似嘗試之間并無直接繼承關系。他以這一概念為工具重新審視了中國古代、19世紀法國和20世紀中國的三個案例。其旨趣與其說是論證“東方”比“西方”更早實踐民主，毋寧說是追問我們能否擺脫幸存者偏差，看到那些在主流敘事中被系統遺忘的政治實驗與探索，從而以更具理論謙遜的姿態重新審視民主化的歷史。

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松平德仁（Matsudaira Naruhito）圍繞亞洲立憲主義的思想傳統展開討論，認為這一傳統有別于以國家-社會二分法為基礎的西方主流憲法理論。他以魏瑪時期憲法學家魯道夫·斯麥恩德（Rudolf Smend）的中國弟子徐道鄰為起點，考察了徐道鄰將儒家禮教視為中國社會根本規范、以“天下”作為超越維度使國家成為過渡性實體的理論構想，進而引入幾位日本學者的論述。其中，山室信一以“日本的沖擊”指日俄戰爭日本獲勝對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推動；島薗進將戰前日本國體神學理論追溯至中國的封禪；樋口陽一以日本的中世紀封建經驗解釋其戰后何以接受立憲民主，并反襯中國缺乏可類比的傳統；朝河貫一則以日本本土氏族記憶與中國輸入的國家政治經驗的并存解釋其現代化。這些對比揭示了中日國家構想的根本差異，其實質在于如何在多元空間秩序中理解非西方憲政的獨特合法性基礎。

劍橋大學青年研究員曾宇寧則以李光耀1959年至1963年間的思想轉變為案例，探討后殖民國家的民主悖論。殖民統治本質上反民主，新興國家因此必然追求人民主權，然而后殖民國家又常迅速走向集權。她主張超越“后殖民精英背叛民主”的簡單敘事，追蹤政治領導人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面對社會改革與族群沖突等問題時如何逐步調整自身的理論立場。以李光耀為例，他從受社會主義影響的沖突論者轉變為推行種族融合與同質化的國家建設者，這一過程折射出后殖民國家轉型的深層困境。

圍繞該主題的討論可見，與其從外部將現成的理論框架套用于非西方材料，不如從具體的歷史經驗內部生長出新的分析工具和問題意識。無論是從南宋官僚實踐中提煉的“王之望時刻”，還是對亞洲立憲主義思想譜系的重構，又如對希臘中心主義政治哲學敘事的質疑，抑或是從新加坡經驗出發的悖論再析，都試圖在承認多元經驗的前提下拓展政治思想研究的理論資源。

六、言說、行動與政治哲學的根基

最后一場討論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田潤主持，聚焦于政治行動的哲學基礎。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Christopher Holman圍繞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政治哲學展開，區分了試圖通過固定秩序投射理想社會的“永恒烏托邦”與拒絕將理想與現實和解的“持久烏托邦”。列維納斯強調存在著一種指向他者（the other）的、無限的倫理責任。他以列維納斯“他者的烏托邦”對霍布斯自然狀態理論的拒斥為樞紐，論證國家的合法性應當來自對他者不可還原性的倫理承認，而非個體對暴力的規避。自由主義訴諸超驗自然法和理性個體往往滑向辯護性立場，而列維納斯則持一種更具開放性的態度，由此為全球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超越既有自由主義框架的理論視角。

布拉格查理大學高級研究員Anna Eirini Baka從現象學進路出發，討論了“憲法本真性”（Constitutional Authenticity）問題。她借鑒胡塞爾的時間意識分析，認為憲政共同體的集體自我并非固定本質，而是通過敘事中介、習慣沉淀和言語行動在持存、原初印象與前攝的張力中持續生成的過程。立憲共同體無法僅憑自身完成所有解釋行為，需要通過基于信任與代表的代理機制來運作。這一現象學路徑為理解立憲主義的動態生成提供了超越制度文本分析的理論框架。

昆山杜克大學助理教授鄭芝炫（???，Jeong Jihyun）則以韓國殘障活動人士在早高峰中斷地鐵運營的行動為案例，探討挑釁性抵抗的認識論價值。她認為抵抗行為引發的“不適”本身具有認知功能，使受眾獲得一種關于受壓迫者處境的“有效知識”。其他群體雖然知道壓迫的基本事實，但往往嚴重低估其實際強度，挑釁性抵抗恰好提供了校正這種認知偏差的參照。這一框架為理解邊緣化群體在政治中的認知貢獻提供了新視角。

這場討論從不同角度觸及了政治行動的哲學前提：合法性的倫理根基何在？秩序的形而上學前提何以是非本質性的，并在時間中持續生成？邊緣群體的抵抗行為能否產生獨特的政治知識？這些追問將全球政治思想研究從差異性的觀念歷史梳理引向更深層、普遍性的哲學反思。

閉幕與余論

閉幕式由李漢松主持。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童世駿在致辭中提出，哲學與歷史學并非對立的學科，任何觀念都可以在哲學維度的“有效性語境”和歷史學維度的“發生學語境”中加以理解，真正理解一個觀念必須同時兼顧這兩個維度。他認為，我們這一時代面臨著學術研究與現實關切之間的斷裂。兩種語境的整合有助于學者在跨文化對話中既捍衛普遍理性的可能性、又不回避觀念的歷史條件性，由此重新思考標準與真理問題，更自覺地審視自身的位置性，進而為人文社會科學開辟更具建設性的未來。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高全喜則提出，當今政治思想研究需面對三重問題：自由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深刻對立、高新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帶來的思想沖擊，以及后發國家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與西方主導的后現代議題之間的巨大張力。他還特別提到，戰爭與和平問題長期被政治哲學邊緣化，在當今國際局勢下值得重新納入核心議程。

閉幕式

回顧兩天的討論，本次會議提供并深入探討了全球思想史諸方面案例，同時也為回答本文之初的問題引出了線索。而后者或許才是這次會議最突出的貢獻：與會者并未將“全球”簡單地等同于地理范圍的擴大或研究對象的機械拼湊，而是在方法論的層面上反思其可能性、并加以嚴肅探討。無論是對“比較”與“比附”的方法論辨析、對“全球”概念泛化風險的警示，還是從非西方歷史經驗中提煉分析概念的嘗試、對經典命題的跨傳統回應，都表明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者正在有意識地構建自身的方法論基礎，而非急于用“全球”的新瓶裝既有分析框架的舊酒。以這一方法論為基礎的全球思想研究將不再以特定理論路徑從外部削足適履地把握各個文明，而是內在地根植于亦平等獨立亦互相交融的各知識傳統之中。與此同時，會議也留下了有待繼續討論的問題：當不同文化傳統中的政治觀念被并置和比較時，如何避免一方的范疇成為衡量另一方的隱性標準？“全球政治思想”最終追求的是一種普遍性的理論框架，還是承認多元理論并存的開放格局？全球政治思想學會首次將年會帶到亞洲，本身即是對這些問題的一次實踐性回應。這次會議在豐富和深化我們對政治思想乃至全球化時代之當下的理解的同時，更向我們持續敞開這些問題，而這也正是學術共同體進一步對話的起點。

與會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