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觀察丨最高法調研會釋放信號：堅持 “九分落實” 做實民營經濟司法保護

據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報道，7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簡稱最高法咨詢委）調研成果交流會在北京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出席并講話。這場會議本身是最高法咨詢委的年度例行活動，但其中釋放出的信號卻值得高度關注——八個調研組、十六個省份、數萬公里行程，最終匯聚成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司法如何真正為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提供堅實保障。

▲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調研成果交流會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出席并講話。

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從中央出臺《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到《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推進，保護民營經濟的政治信號已經足夠密集。但信號密集恰恰說明一個問題：落實艱難。最高法自己組織的調研，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涉企案件審判效率有待提高”“審理周期長”“訴訟與行政、仲裁銜接不暢”等痼疾。

審理周期之困：民營企業耗不起的時間成本

此次調研形成的報告指出，涉企案件審理周期長是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對一家民營企業來說，一個官司打兩三年意味著什么？資金鏈斷裂、商業機會喪失、企業信譽受損，甚至可能訴訟還沒結束企業就已經倒了。審判效率不只是一個法律技術問題，它是實實在在的企業生存問題。

最高法咨詢委的委員們直言不諱地指出訴訟與行政、仲裁銜接不暢的弊病。一個糾紛，法院判了，行政機關不認；仲裁裁了，法院執行不了——多頭扯皮之下，民營企業家在制度迷宮里疲于奔命。這種制度性摩擦消耗的不是某個企業的利潤，而是整個民營階層對法治環境的信心。張軍在會上特別提到“審理涉企案件既要保證質量，也要重視效率”，這句話的背后，是對無數在訴訟泥潭中掙扎的民營企業針對性的回應。

發揮好商事調解的作用

此次調研將“調解前置入法的必要性”列為專門課題，足見最高法對多元解紛機制的重視。調研組建議“發揮好商事調解的作用”，這一方向無疑正確。但正確的事情做起來往往很難。

長期以來，商事調解在國內司法實踐中處境尷尬：調解協議的執行力遠不如判決，調解組織專業化程度參差不齊，企業和企業家往往把調解視為“不得不走的過場”。調研組建議進一步加強與司法行政機關的溝通協調，更好推進人民調解工作——這意味著，當前協調力度還遠遠不夠。真正有效的商事調解，必須有專業的人、有約束力的機制、有執行保障的閉環，而不是把民營企業從審判庭推到調解室再推回審判庭的循環。

“案多人少”的深層追問：誰在為司法資源短缺買單

調研揭示的另一個尖銳問題是“案多人少”對辦案質效的制約日益突出，法官助理不足的問題凸顯。這是法院系統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但在涉企案件領域，這一矛盾的后果尤為嚴重。

一個法官年均辦理數百件案件，怎么可能對每一起涉企糾紛都做到精細審查？當司法資源嚴重供不應求時，最先受到擠壓的就是案件的質與效——要么快結快辦犧牲公正，要么精耕細作導致積壓。民營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兩頭為難：追求效率的案件可能粗線條處理，追求公正的案件可能遙遙無期。最高法提出“把握好、落實好最后一道防線的定位”，這個定位說起來鏗鏘有力，如果法院系統資源困境不能從根本上緩解，最后一道防線就可能變成最漫長的一道防線。

調研之后，“九分落實”才是關鍵

張軍在講話中提出了一個極為精準的表述——“九分落實”。調研成果不能停留在會議室里，不能變成檔案柜里的報告，必須轉化為司法審判工作中的實際改變。這話說到了點子上，但“九分落實”的難度恰恰在于它需要的不是一場會議、一次部署，而是持續的、制度化的、可考核的執行力。

調研組圍繞司法保障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大量針對性建議：提高涉企案件審判效率、健全知識產權審判人才機制、完善激勵保障追責機制讓院庭長權責清晰……這些建議條條切中要害。但從建議到制度，從制度到執行，從執行到民營企業家的切身感受，中間隔著千山萬水。張軍要求院庭領導“主動認領責任”，這個要求本身就暗示了一個現實：如果不主動認領，這些建議很可能石沉大海。

保護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從來不是靠一次會議、一份文件就能完成的工程。它需要司法系統從上到下的觀念更新，需要審判機制的實質改革，需要“案多人少”困局的真實破解，更需要讓每一個涉企案件的當事人都能在司法過程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而不是在漫長的等待中耗盡信心。

最高法此次調研的坦誠值得肯定，坦誠只是第一步。民營企業家等待的不是一份調研報告，而是報告落地后司法環境的真實改變。這場調研成果能否真正轉化，取決于“九分落實”中每一分的扎實推進。

作者：林紅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