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花壇白骨案開庭：當庭翻供的兇手，能因“追訴時效”逃過死刑嗎？

2026年7月10日，四川瀘州中級人民法院門外，黃平手捧母親吳艷萍的遺像，眼眶深紅。28年前，10歲的他在年關前夕永遠失去了母親；28年后，他走進法庭，終于等來了這場審判。被告席上，站著母親昔日的閨蜜陳某芬，及其前夫楊某根。楊某根當庭認罪，陳某芬卻一改此前口供，全盤翻供，甚至將罪責推給同案人。

九個小時的庭審結束，法院宣布擇期宣判。這起被輿論稱為“瀘州花壇白骨案”的悲劇，因友情與金錢糾葛而起，歷經整容潛逃、改名洗白，最終在樓頂花壇被敲開的瞬間重見天日。作為法律博主，我想借著這起案件的開庭，和你一次聊透五個最核心的法律問題——這既是普法，也是對逝者與生者的尊重。

一、28年過去，為何今天還能追訴？

很多人第一時間會問：犯罪都過去28年了，訴訟時效不是早就過了嗎？這恰好是本案最重要的法律節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七條，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追訴時效期限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故意殺人罪的最高刑為死刑，一般情況下追訴期就是二十年。案發在1997年，到2017年即屆滿二十年。但本案中，吳艷萍當年失蹤后，因未發現尸體，當地極有可能僅作為失蹤人口處理，并未對故意殺人案正式立案。既然不存在“立案后逃避偵查”導致追訴時效中斷的情形，那么就只能走“核準追訴”這一特別程序。

2025年白骨被發現，案件性質確定為故意殺人，此時早已超過二十年。之所以2026年7月10日還能開庭審理，唯一合法的解釋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已依法核準追訴。這絕非程序上的走過場。核準追訴必須審查犯罪性質、后果、社會影響以及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只有在“必須追訴”的嚴苛標準下才予放行。本案中，兇手為謀財預謀殺人，埋尸樓頂長達28年，陳某芬又通過改姓名、銷毀戶籍、多次赴韓整容處心積慮逃避制裁，毫無悔改之意，甚至曾在朋友圈寫下“斗智斗勇才是人生哲學”。這種極端惡劣的情節，使得最高檢核準追訴幾乎成為必然。這一程序本身，便是我國刑法兼顧人權保障與實質正義的體現——正義或許會遲到，但法律為極惡罪行留出了永不關閉的窗口。

二、當庭翻供，法律上會怎么看？

陳某芬此前的認罪態度經歷過戲劇性轉折。2025年9月被押回瀘州指認現場時，她曾突然朝花壇下跪磕頭，痛哭連聲說“是我害了你，我到陰曹地府去給你贖罪”。但這次一審開庭，她只承認“致人死亡”的結果，對作案細節一概否認，聲稱系受楊某根慫恿才參與。這一翻供，讓旁聽的黃平一度呼吸困難，也在網絡上激起極大憤怒。

那么，從法律角度看，翻供真的有用嗎？《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反之，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換句話說，口供從來不是定罪的唯一依據，“零口供”照樣可以定罪。

本案客觀證據極為牢固：花壇內蜷縮的白骨，經DNA比對確認是吳艷萍；現場發現的衣物碎片與當年失蹤時的穿著一致；老商戶證實陳某芬向吳艷萍借款4萬元、接收大量鋪貨的情節；楊某根的當庭認罪供述將犯罪過程完整呈現，包括誘騙至倉庫、趁數錢時掐死、劫走金首飾、當晚埋尸樓頂等關鍵細節。陳某芬的翻供，在這樣環環相扣的證據鏈面前，非但不會動搖定罪基礎，反而在量刑時可能對她極為不利——認罪態度是評價“人身危險性”和悔罪表現的重要情節。翻供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釋，往往被合議庭認定為拒不認罪、悔罪，在死刑裁量中將成為從重因素。可以說，翻供是她的權利，但絕非明智之舉。

三、閨蜜變兇手，誰才是主犯？

陳某芬當庭將責任推給楊某根，試圖把自己塑造成被慫恿的從犯。這觸及共同犯罪的又一關鍵問題：主從犯的界分。

根據刑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主犯是指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從犯則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判斷標準不是看誰最終動手掐死被害人，而是看在整體犯罪進程中，誰起了決定性、支配性作用。

回到本案，陳某芬和吳艷萍是閨蜜和同行，正是她向吳艷萍借款4萬元并接受貨品幫扶，因無力償還而起殺心。案發當日，也是她以“還錢”為名將吳艷萍誘騙到四樓倉庫，這個誘騙行為本身就是殺人計劃得以實施的前提和關鍵。搶劫殺人之后，她與楊某根共同處理尸體、清洗現場，潛逃后又策劃改姓名、整容、銷毀戶籍，主導了整套反偵查行動。她在整個犯罪過程中絕非被動參與者，而是積極謀劃者和主要實施者之一。楊某根具體完成掐頸動作，同樣無疑是主犯。兩人屬于共同正犯，不區分主從。陳某芬的推諉，在法律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

四、死刑判決的可能性有多大？

黃平在庭上明確表示，不接受賠償調解、不接受兇手道歉，唯一訴求是依法判處兩人死刑。這一訴求在法律上能夠得到多大程度的回應？

刑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判斷是否“罪行極其嚴重”，要綜合考察犯罪動機、手段、后果、社會危害性及人身危險性。

這起案件的多項情節幾乎全部指向“極其嚴重”：為了區區4萬元（當時可在瀘州購買一套上百平方米房屋）和若干首飾，對幫助過自己的密友痛下殺手；掐頸致死、埋尸樓頂花壇，讓一個10歲孩子從此失去母親，在商城流浪、吃百家飯長大，初二便輟學尋母，人生被徹底毀壞；兇手非但沒有任何施救，還劫走首飾，當晚冷靜地處理尸體；潛逃28年間，陳某芬用整容、改名過上安穩生活，甚至將子女供上大學，而黃平父子卻長期被懷疑與排斥，黃平父親黃福千更被周圍人懷疑成真兇，積蓄耗盡，孤身守候。這一鮮明對比，將罪行帶來的社會撕裂展露無遺。此外，陳某芬當庭翻供、推諉罪責，也反映其時至今日并無真誠悔罪。盡管楊某根認罪，但他在殺人中直接動手，且同樣參與埋尸、潛逃，其認罪雖可依法作為酌定從寬情節，但相對于案情的極度嚴重性，尚不足以必然阻礙死刑的適用。綜合來看，合議庭判處兩人死刑立即執行的概率極高。當然，最終判決仍待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五、法理之外，我們還能反思什么？

這起案件之所以引發全社會熱議，不僅僅因為案情離奇，更因為它像一面鏡子，照見了人性之暗，也照見了法治之明。

黃平的父親黃福千，案發后長期被懷疑為兇手，甚至在警方帶真兇楊某根指認現場時，圍觀群眾僅憑背影就誤認為他是兇手。幸而最終真相大白。這個細節提醒我們：輿論審判何其殘酷，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法治理念在普通人心中仍有待深深扎根。每一個未經證實的猜疑，都可能毀掉一個無辜者余下的人生。

同時，陳某芬潛逃期間利用的戶籍漏洞、整容后的身份洗白，也在案件偵破后促使有關部門進一步收緊身份管理制度。今天，全國戶籍聯網、人像比對技術廣泛應用，使得類似的“換臉逃亡”幾無可能。這也是案件給社會帶來的制度性進步。

而對于黃平來說，法律可以判處極刑，但永遠彌合不了他28年的失母之痛。他在庭審中質問“為何要因為區區4萬元殺害我母親”，這個問題法律可以給出刑罰的答案，卻給不出真正治愈人心的理由。作為旁觀者，我們能做的，或許是在關注案件的同時，給予這個飽經風霜的家庭一份克制的尊重和安靜的善意，不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不制造二次傷害。

法律從不負責消滅人性的惡，但負責宣告：惡的代價，終究要付。花壇下28年的沉默，被敲開的那一刻，也是司法文明持續前行的回響。等一紙判決，還逝者以安息，給生者以交代——這，就是法治的底線與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