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抑郁、雙相障礙,有何征兆?抑郁癥和普通的不開心,到底區別在哪兒?精神疾病真的能治愈嗎? 那些讓人痛心的悲劇,有沒有可能提前避免?
這一期,我邀請到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從業30多年,他見過太多被誤解的人,也見過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遺憾。
很多時候真正傷害一個人的,不只是疾病本身,還有誤解、羞恥和孤立。而能夠支撐一個人走下去的,也從來不只是藥物,而是那些被理解、被看見、被接住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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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您說第一天進安定醫院就想逃。我特別好奇,剛找到工作,怎么一進醫院就想跑了?
姜濤主任:那時候不是“找工作”,我們是被分配到醫院。其實當時沒覺得找到工作的意義有多不同,關鍵是我們剛從綜合醫院實習回來,感受完全不一樣。
第一,病房模式不同。精神科的病房是全封閉的。第二,診療手段跟一般的內外科也不太一樣。第三,病人的整體療效反饋進程不一樣。其他科室也有治不好的病人,但大都能有立竿見影的反饋。可精神科這些患者并非如此。當時帶我的一位上級醫生說:“當精神科醫生,不要想有什么成就感。病人大部分都不一定能治愈,還會因為藥物副作用或疾病本身而衰退。”
菠蘿:您在《安定此心》里說,堅持到第五年的時候,您遇到了一個特別的病人,從此就留下來了。
姜濤主任:對,遇到一個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幾歲的小女孩,叫小吳。
那會兒正好是國企下崗潮,她父母雙雙下崗,家庭一下子什么都沒有了。她恰好在這轉軌期間考上了很好的大學。她壓力巨大,想靠讀書改變命運,學業上又比較吃力,上課時一下就發病了——其實是長期壓抑的抑郁、焦慮情緒爆發,但伴隨精神病性癥狀:幻聽,在課堂上大喊大叫。學校很害怕,通知家屬接回來,直接住院了,正好是我接的。
一開始,當地醫院診斷她是精神分裂癥。但后來我們發現她是躁郁癥:狂躁和抑郁同時存在,也就是現在的雙相情感障礙。
菠蘿:那和精神分裂有什么區別?
姜濤主任:精神分裂主要是思維出問題,情感以衰退、不協調為主。而雙相主要是在情緒方面:情緒不穩定,郁悶和亢奮交替出現,或者強迫、焦慮,這些都跟情緒相關。雙相抑郁也可能出現幻覺,不一定是精神分裂。
在住院過程中,我們就發現她跟病房里90%診斷精神分裂的病人都不一樣,好的時候情感表達完全正常,跟正常人一樣;郁悶時會有一些精神病癥狀,說些亂七八糟的話。但不像精神分裂癥那樣持續,而且情感交流非常好。
菠蘿:為什么這個案例對您影響這么大?
姜濤主任:因為當時她父母的病恥感太強了。他們是大國企雙職工,周圍全是同事,也有同齡孩子。女兒被診斷精神分裂癥,他們感覺“社會性死亡”了。加上下崗、老實巴交、沒有出路種種原因,一家子甚至當時都準備自殺了。后來他們透露要接孩子出院,我趕緊通知家屬親戚來勸,把希望講清楚,才同意繼續治療。結果這孩子恢復得非常好。
菠蘿:您用了什么“靈丹妙藥”?
姜濤主任:其實就是對癥下藥,用治療雙相的藥物。之前按精神分裂用傳統抗精神病藥,精神癥狀可能消失,但會加重抑郁,反而更難受,自殺觀念更強。精神類藥物一旦用錯,風險很大。比如雙相患者過度用抗抑郁藥,反而會誘發躁狂。
菠蘿:所以因為您做出了正確診斷、對癥治療,不光救了孩子,還救了整個家庭。
姜濤主任:她也挽救了我。這個病例讓我覺得,精神科醫生還是有存在價值的,還是有成就感的。
因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精神分裂癥似乎就是個口袋病,什么精神疾病都能診斷為精神分裂。但是后來發現很多病人并不是精神分裂癥,都可以通過調整診斷、治療獲得新的生活。
菠蘿:書里還提到你們會用“電擊療法”,這個是什么原理呢?
姜濤主任:正式名稱是無抽搐電痙攣治療(MECT),或者改良電痙攣治療。就像當電腦亂套時,給它格式化——通過外加電壓,讓腦神經細胞重新去極化、再極化,把一些不好的信息刪掉,比如自殺、自傷、拒食、木僵這些癥狀就會改善。
但療效維持不長,最多一個月。這一個月是治療窗口期,用來調整藥物、加藥處理。所以也不是長久之計,次數多了還會耐受。
菠蘿:對精神科醫生來說,有“治愈”這件事嗎?
姜濤主任:抑郁癥、雙相、焦慮、強迫是可以談治愈的。足量、足療程治療后,五年之內沒有任何波動、沒有復發,就叫臨床治愈。
但精神分裂癥不存在治愈,孤獨癥、抽動癥、多動癥也不存在,要貫穿一生。
菠蘿:有沒有人來掛您的號,自己覺得癥狀很重,您判斷后發現其實沒啥事?
姜濤主任:很多。這屬于輕度精神障礙,比如焦慮癥、疑病癥。有艾滋病恐懼癥、狂犬病恐懼癥,還有抑郁癥恐懼癥,也就是擔心自己抑郁走向自殺。
菠蘿:您會怎么跟他們說?
姜濤主任:安慰、鼓勵,講抑郁癥的發病和轉歸。告訴他們不符合抑郁癥診斷,不用擔心。
但他們往往在這兒聽完,出門馬上就去查,DeepSeek、小紅書、豆包都查一遍。還是懷疑,這就是疑病。
菠蘿:反過來,也有很多人明明有問題,但被家人“架”過來的。
姜濤主任:95%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都覺得自己沒病,不接受治療。抑郁癥、雙相還好一些,自己能意識到。
而分裂癥患者現實檢驗能力受損——一旦喪失了對自身疾病的判斷能力,說明已經很嚴重了。他區分不了現實和幻想,也不知道病對功能、家庭、人格的損傷。
菠蘿:精神類疾病更要早診早治。有什么早期信號是容易被忽略的?
姜濤主任:我們現在有高危人群早期識別和干預項目。高危人群包括:有家族史的(一級、二級親屬中有明確分裂癥);性格孤僻、離群、怪異、情商低、無法交流;早期出現奇怪想法,比如小孩老想發明永動機。這些超高危人群,我們提早納入干預——行為、心理、藥物,真的可以阻斷發病,不讓它發展成精神分裂癥。而這些高危人群或者超高危人群,早期用藥量也很小,而且病人本身還是一個相對正常狀態,接受度也高,所以很多人就能夠實現阻斷發病。
菠蘿:是終生不發病,還是往后延?
姜濤主任:真正地不發病。精神分裂癥發病高峰在14到35歲,男性35歲以后再診斷的很少。40歲前不發病,一般就不會發病了。因為精神分裂癥本質上是神經修剪過程出了問題:把好的剪掉了,壞的留下了。別的病也是類似,只是修剪的部位不同。
菠蘿:雙相、孤獨癥、多動癥都可以通過早期干預延緩甚至阻斷?
姜濤主任:對。孤獨癥兩歲就發病,感統訓練越早恢復越好,晚了就沒用了。所以所有精神類疾病,越早發現越好,先別管能不能治愈,及早干預肯定沒錯。
菠蘿:還是要消除社會病恥感。很多人就怕查出問題。
姜濤主任:家人也怕,也不愿意承認。但這幾年已經好多了,在廣泛科普下,現在的年輕人并不覺得得精神疾病有什么羞恥,大家覺得積極治療就行。這是社會進步。
以前很多人患病后就自生自滅,也完全被家人和社會放棄了。你看拾荒人群里,很多都是分裂癥患者,身體機能衰退了就撿垃圾活著,最后走丟了也沒人在意。
菠蘿:如果身邊親友或自己感覺精神沒勁兒、懷疑抑郁,您建議什么操作流程?
姜濤主任:直接去專科醫院,別在網上隨便填量表,這些量表往往不具有科學效度和信度。人的潛意識會對號入座,一看題就全填高分。
在精神科,我們與患者進行面對面交流。這是診斷的核心,也就是精神檢查:套路式的、刻板的,一段一段按決策樹來問。還有一些輔助手段,比如腦功能核磁、功能電位檢測。一般抑郁焦慮的人腦功能輸出會弱。
菠蘿:假設我是一個可能有精神分裂的人,您會問我什么問題?
姜濤主任:我不會直接問你“有幻覺嗎”“有妄想嗎”。
我就問——“最近感覺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樣” “你身邊有沒有奇怪的事發生?“你自己感覺有什么變化?”“會不會感覺到恐懼,或者覺得周圍人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從他的角度,讓他分享他眼中的世界。
因為面對這類患者,首先要降低阻抗。如果他癥狀很豐富,就會迫不及待地表達出來。但你要直接問“你有幻覺嗎”,他絕對不會說。
菠蘿:感覺傾聽的能力也很重要,要從里面捕捉信息,還要建立信任感。您怎么讓他們信任您、愿意跟您分享?
姜濤主任:要跟他有很親近的感覺,先有親和力。聊點別的——在哪兒住、喜歡什么。年輕人聊網絡話題,歲數大的聊文化、旅游這些。隨便先聊,聊完再慢慢進入正題。
而抑郁的病人大多數會主動表達:他很痛苦。因為他已經喪失了工作能力、家庭能力、交往能力,感覺非常沮喪,所以會主動求治,想改變這種狀態。
菠蘿:一個有抑郁癥的人和一個沒有抑郁癥但也不開心的人,最大區別是什么?
姜濤主任:抑郁癥患者會有功能的喪失。
遇到不開心的事,我們都有抑郁情緒,但我們知道第二天必須上班、必須行使家庭責任。但真正抑郁的人,沒力氣工作,不上班、不交往、電話不接、手機關機、什么事都不管——甚至孩子也管不了,心有余力不足。嚴重的連自我照料能力都喪失了:每天連吃飯、上廁所都覺得費力,不洗臉、不刷牙,萬不得已出門才洗把臉。我見過一個特別漂亮的女孩,抑郁那一年就穿一身秋衣秋褲,冬天披大衣,夏天就那一身,在家一年就出門見人時洗一次臉。自我料理能力都喪失了,這已經很嚴重了。
菠蘿:這種還有扳回來的機會嗎?
姜濤主任:能,趕緊吃藥就行,能回歸正常。抑郁癥患者有自殺觀念的占90%,真正有自殺行為或實施的,大約15%。
菠蘿:感覺精神類疾病有點像孤獨癥,是一個譜系?
姜濤主任:對,整個精神疾病都可以畫在一個譜系里。最重的一端是癡呆、孤獨癥這些類型,最輕的一端是焦慮、失眠——跟正常人很接近。
我們這個行業也在不斷細分。原來我們就幾個科——普通精神科、情感科、焦慮心理。現在好像得四五十個分類了。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更新很快。
菠蘿:入行三十年來,您覺得精神類疾病領域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姜濤主任:剛入行時真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什么癥狀就照本宣科診斷一個病。但隨著這么多年接觸病人,跟社會、文化、教育、人格打交道,你會發現一個簡單的癥狀跟整個疾病之間的關系,很密切、很復雜。單憑癥狀來看病,誤診率很高。
菠蘿:有沒有一些觀念,您入行時覺得是金標準,后來發現不太準確?
姜濤主任:有。比如幻覺妄想的判斷。我剛畢業時,只要病人出現幻覺妄想,首先考慮精神分裂癥,除非有特別有力的證據證明它與情緒密切相關,才考慮“伴有精神病性癥狀的抑郁”。但實際上很多病人根本說不清“先抑郁還是先出現幻覺”,所以大部分都被診斷為分裂癥,這其實不準確。現在幻覺妄想的診斷地位還很高,但標準更嚴格,考慮的維度更多。
菠蘿:有人覺得精神科不算科學,因為診斷標準老變。您怎么看?
姜濤主任:它是醫學科學的一個分支,有它的特點。精神科也在摸索中不斷認識、改進、提高,標準、診療思路都會變化。經常變,反而是進步的表現。科學就是沒有絕對正確的東西,要一直學習、及時修正。
菠蘿:您書里還講到一個點:精神科醫生需要和患者共情,但又要能抽離出來。
姜濤主任:這就是成熟醫生和年輕醫生的區別。有經驗的醫生能隨時跳進跳出,隨時抽離、隨時進入,很多心理專家也具備這個特點。
像我們這種干了這么多年的精神科醫生,有共情,但能保持冷靜,可以及時抽離。如果太共情,就容易誤診——你真心相信他說的,有些癥狀可能就忽略了。有些病人很聰明,甚至想“騙”你。
比如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孩子,來看診之前在網上查了很多信息,跟我描述“他在夏天出現了什么癥狀、冬天出現了什么癥狀”,特別符合雙相診斷標準。我覺得不對勁,說“你這癥狀哪兒抄的?這么典型?”他還不愿意承認。后來確診沒病。要解除記錄時他才說實話:他目的其實是不想學習、想休假。這個孩子特別聰明,后來還考上清華了。
還有一個孩子,醫生問什么都說“對對對”,引導醫生診斷成雙相。我到那一看,根本不是。他覺得自己是第幾代什么喇嘛轉世來拯救世界的,其實是個典型的分裂癥。
菠蘿:您年輕時有共情病人后跳進去出不來的情況嗎?
姜濤主任:我沒遇到過,但見過。當時一個售貨員老跟人吵架,被送來住院。一個進修醫生特別同情她,覺得她委屈、被陷害了,就跟家屬和單位杠上了,站在病人那邊,也說她沒病。最后鬧糾紛,請來一位資深老專家。老專家跟她聊,問“為什么老吵架”,她說“我都被任命經理了,誰都不認可我,還讓我賣東西。”——其實這就是原發性妄想。進修醫生幡然醒悟。這就是共情太深會誤診的一個典型例子。
菠蘿:您被投訴過嗎?
姜濤主任:也經常。但很多是無效投訴——有的受精神癥狀影響,比如患者投訴“我沒病,非給我住院”。醫院有專門機構判斷,不會一刀切。
最近一次被投訴是有人非要我幫他出具證明,寫明他“正常”。但是按規定我們只能寫“未見異常”或“未見明顯精神異常”。這是國家文件,有法律效力,不能隨便寫,他去哪個醫院都拿不到。
菠蘿:您書里寫:精神科醫生注定與世俗正義有時候會背道而馳。當患者犯罪時,很多人說“殺人償命”,而你們卻在尋找生物學原因,看起來像在開脫。
比如您寫到一個故事:一位產后抑郁疊加精神疾病的母親,親手掐死了自己出生四天的孩子。最后怎么判的?
姜濤主任:這叫利他性自殺——她先想自殺,但覺得“我死了孩子怎么辦?別讓孩子受罪”,于是就想先弄死孩子再自殺。當時按疾病無行為能力判的,沒有坐牢,而是積極治療。現在不會這么簡單了,最低也要在公安系統的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作為個人我非常同情她。這些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根本不至于發展到這種悲劇。
還有一個案例——北大博士回國,分裂癥沒人管,丈夫離婚跑了,她帶孩子,孩子夜里哭鬧,她控制不住把孩子摔死了。這個病例也是非常遺憾,她身邊的支持系統太差了,沒人幫她治病,孩子也沒人帶。
菠蘿:書里還有一個“老高”,是搞詐騙的?
姜濤主任:他當時處在躁狂期,思路特別活躍,也特別有鼓動性、感染力,弄了很多項目——建林場、搞企業、帶大家發家致富。他的想法很開放,但根本沒有規劃。買桌子、椅子、車送給學校,錢全花光了。他的這些行為涉嫌詐騙。那些出錢的人確實損失了。
我們管這叫“輕躁狂”。后來老高進看守所后進入抑郁狀態,自殺了。
菠蘿:會不會有人說,“這些人都已經是罪犯了,還有精神病,你還管他干嘛?值得嗎?”
姜濤主任:這就是文明程度的問題。社會越文明、越進步,對人性的探討、法律和生命之間的關系的探討就越細。不能說誰對,但你一定要尊重生命、尊重人性。作為精神科醫生,你跟他交流的時候,他就是個病人。
菠蘿:很多人擔心——“精神病殺人不犯法”,會有人假裝精神病逃脫懲罰嗎?
姜濤主任:裝病逃不過專業醫生的眼睛,我們有司法精神病學這個橋梁學科,那些醫生非常專業,你想得到的偽裝方式,全都有辦法規避。
菠蘿:最近有一個挺有爭議的事。四川有個精神病患者到一戶人家把一位女孩殺害了。網上有很多討論:有人說"他是精神病人,負不了責任";有人說殺人就要償命。在您心目中,這種情況什么叫正義?
姜濤主任:殺人肯定是極其惡劣的事情,給受害者家屬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和痛苦。但關鍵是看主觀惡意。真正的精神病人沒有主觀惡意——他是直接受幻覺妄想的支配,比如幻聽命令他去做,他根本沒有動機,完全處于失控狀態。比如癲癇病人在發作期的"朦朧狀態"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拿槍打死人——我們司法鑒定的第一個案子就是這樣的。事后他完全不能回憶,就像睡了一覺醒來,中間犯了滔天大罪。
這樣的情況下,他是需要承擔責任,只是責任的性質和程度不同。
所以對于精神科醫生來說,我們的任務是從專業角度是盡力還原真相。具體怎么判,交給法律。我們給法官提供最客觀、最貼切的專業意見,法官綜合各方面因素考量,不會單憑醫學角度。
菠蘿:當年您接診小吳那個年代,家屬病恥感很強。現在,雖說不會到同歸于盡的程度,但家屬感受肯定還是不好。有沒有讓您印象特別深的家屬?
姜濤主任:我有個剛上大一的病人,非常漂亮的女孩,人緣好,處處為人著想。她重度抑郁,自殺過好幾回了。但每次看病都是她自己來,父母從來不來。她父母是很出色的科學家,就覺得她很丟人:大學不好好上,又休學又得病。我也很心痛,我讓她把爸媽電話給我,她說"醫生你別打,他們不會接的"。這個孩子表現得特別善解人意。我打過去電話,果然家屬就是不接。再來的時候是她同學來的,告訴我這個孩子最后自殺去世了。我當時特別后悔——到死我都沒見過她父母什么樣。這是我見過最不能接受的病例。
菠蘿:您會譴責這種父母嗎?
姜濤主任:一是覺得他們沒盡到父母的責任,二是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太差了。其實精神疾病并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大家反而把精神病人隔離得很厲害,表現出很討厭。
菠蘿:為人父母,對孩子原始的愛應該是有的。這個父母這么決絕,是不是社會對患者家屬的壓力太大了?您能分享下,精神病家屬在社會上會遇到什么挑戰?
姜濤主任:挑戰很多。比如現在有一個"復學復工證明",必須由司法鑒定開具——主管醫生都沒有這個權利。病人好了想回去工作,必須開這個證明,不能很快回歸社會。再比如很多職業直接就不讓有病史的人參與。但其實從專業角度,他們完全可以勝任。而且用人單位也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聽到精神病人這個標簽就覺得有風險。
很多病人出院后抱團取暖,自己形成圈子,跟外界融入很困難——永遠被貼著一個標簽。
我聽過一個悲劇:一個學生可能是抑郁或雙相,住院后回到學校,宿舍里另外五個人堅決不跟她住,要求讓她單獨住。其中一個曾經和她是閨蜜的女孩還說:"我再也不能做你好朋友了,我接受不了。"結果這孩子自殺了。
菠蘿:如果身邊有人去過安定醫院、被診斷過,醫生也覺得他已經恢復了,我們普通人該怎么和他們相處?
姜濤主任:就像正常人一樣。分裂癥患者可能只恢復80%,會有一些痕跡——說話有時不靠譜,但能回來就行。情感病(比如抑郁癥、雙相)的患者恢復后基本就是正常人,思維、語言、交流都沒問題,只是情緒有時不太穩定。你可以提醒、安慰、陪伴。
菠蘿:他們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危害嗎?
姜濤主任:絕大多數都不會。精神分裂癥肇事肇禍的比例在整個人群中不到10%,其實很低。大家給予他們陪伴、交流,釋放溫暖和善意就好。也可以不用忌諱提到這個疾病,我遇到的病人自己也常說"我吃藥呢,挺好的"。就像感冒發燒一樣,你問"最近好點了嗎"完全沒問題。
菠蘿:在您眼里,什么樣的家屬算"好家屬"?
姜濤主任:全心全意陪伴、到處去看病的那種。
有一個特別印象深刻的病例。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的女兒得了最難治的分裂癥,幾經治療卻幾乎沒有進展。他把所有東西都賣了,在北京農村租了個房子,一直陪著女兒,一陪就是幾十年。女兒現在六十歲了,他自己從五十出頭陪到八十多歲——曾經叱咤風云的大老板,最后就租在一個特別破的民房里。
菠蘿:你們這行會看到很多人性光輝,也有陰暗。這么多年看下來,您對人性是更有希望還是更絕望?
姜濤主任:還是有希望。廣泛的來說人性普遍還是很好的,而且社會的包容度、大家的善意都比以前好多了。特別是我說媒體人、出版社這些人,都在努力做科普宣傳——大家對這些病的認知,比我剛畢業時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菠蘿:感覺現在有精神問題的人變多了,但專業醫生還是很缺?
姜濤主任:三甲醫院的醫生數量還行,但一線的社區、二級醫院特別缺乏。能獨當一面做科研教學的更缺少了。
中國有500萬醫生,精神科醫生剛過6萬——也就是剛剛超過1%的水平。而精神障礙患者保守估計9000萬,15個人里就有一個。這么對比看來,醫生的需求缺口巨大,但專業人士并不夠。
菠蘿:那您為什么堅持三十多年?
姜濤主任:我覺得是信念和情懷。前面有很多前輩在給我們做榜樣。在具體的工作中,我也確實體會到價值感和成就感——能幫到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患者和家屬也能獲得很大益處與慰藉。
菠蘿:干這行,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姜濤主任:首先是專業上的成長和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另外我覺得是心靈的進化,也可以說是"愛的釋放"。
菠蘿:您人生中,對您啟發最大的一句話是什么?
姜濤主任:是我的老師說的——"病人永遠可以是你的老師。你不看病、不下臨床,當不了好大夫。"所以我這些年一直看臨床。同樣的抑郁癥,病人反應完全不一樣,只有從病人身上你才能體會——為什么這個人這么治,那個人那么治?
菠蘿:最后,我想用您這本書封面的這句話來結束。
"真正支撐我們活下去的,
從來都不是藥物,
而是那些被理解和被接住的瞬間。"
我們每個人在某些時刻都可能成為弱者、成為需要幫助的人。我特別希望社會的發展能讓不管什么樣的人,都能夠被別人理解和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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