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我的紅色家風 | 不見經傳老紅軍

不見經傳老紅軍

講述人：武玉娥 武仁成 武春娥 武月娥 武仁清

講述時間：2023年7月9日

整理人：趙建雄

武海科（1927—2017），山西交城人。1937年5月，參加文水縣游擊支隊，為司號員小戰士；1938年4月，參加山西工衛旅，為兒童隊學員；1939年至1940年，參加山西新軍西山決死四縱隊，任三十五團衛生隊衛生員，參加百團大戰；1941年6月，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及參謀長秘書警衛員；1942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46年7月，在黑龍江軍區供給部皮鞋廠工作，任管理員、代理廠長，同年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月，參加南下干部大隊，先后任江西九江軍分區武寧縣大隊十區中隊長、九江軍分區后勤處管理股長、關西新圍管理股長；1951年10月，任空軍三〇三部隊七團軍事股長；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在空軍三〇三部隊運輸科工作，后到轉建大隊；1954年，帶病轉業回鄉，在西石侯村領導并組織了初級農業合作社；1956年秋，任西石侯村高級農業合作社檢察委主任；1958年至1960年，任西石侯村黨支部書記；1960年5月，任交城縣城關中心保健站黨支部書記，后任交城縣中醫院黨支部書記。1992年6月離休。

革命隊伍的“紅小鬼”

1927年4月，父親武海科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西營鎮西石侯村的一個雇農家庭。那時候，西石侯村隸屬于文水縣西城鄉。聽父親說，那時候他們家中有四口人，除了我的爺爺、奶奶，父親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即便是四口人的家庭，還是窮，生活過不下去。沒有辦法，我爺爺就跟著別人“走西口”，逃往他鄉謀生計，后來就再也沒有音信兒了，家中只留下我奶奶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孤兒寡母，無依無靠，被生活所逼的奶奶只能靠給有錢人家做針線活兒、當奶媽，甚至沿街乞討來供養父親和姑姑，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日子，常常是停炊斷灶、沒吃沒喝。面對危難又絕望的生活，可憐的奶奶沒有辦法，為了不讓父親、姑姑餓死，就找村里識字的人代寫了“賣身契”，逼著年幼的父親在契約上按了手印，把自己賣給了附近的寨子村。從那時候起，父親和姑姑就被奶奶帶到繼父家生活。父親說，那時候，他母親滿以為賣身可以換來一家三口的活路，沒想到他繼父對他們很不好，特別是對父親更是嫌棄，結果他們還是過著饑不飽腹、衣不裹體的苦日子。

父親說，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天地雖大，卻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年幼孩子的安身之處，他飽受風霜雪雨，歷經艱難困苦，簡直就是走投無路了。就在那時候，1936年春天，紅軍東征經過呂梁，父親第一次高興地看到原來還有這樣一支為老百姓打天下、謀幸福的軍隊，于是，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就萌生了要加入這樣一支隊伍的想法。1937年5月，父親聽說文水縣有一支抗日游擊支隊，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文水縣大隊”，他就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母親和妹妹，偷偷地報名參加了文水縣大隊，當了司號員，成為一名“小戰士”。父親機靈、膽大，給縣大隊站崗、放哨、偵察敵情、傳遞情報、后勤服務，受到了大隊領導和戰士們的喜愛、表揚。那時候，父親才十歲。

1938年4月，縣大隊考慮到父親年紀太小，但又是一個值得培養的好苗子，就把他送到山西工衛旅，讓他成為工衛旅兒童隊學員。聽父親講，那時的兒童隊是伴隨著工衛旅而誕生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淪陷后，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部隊領導把散在各連隊的孩子集中起來，組成了工衛旅兒童隊，跟部隊一起向交城山游擊區轉移。兒童隊的孩子們都是跟隨父母參加到工衛旅中的，他們中最大的不過十五歲，最小的十歲。他們中有的是隨全家一起參軍的工人的孩子，有的自己本身就是童工，也有城市貧民的孩子。兒童隊轉移到交城山區后，部隊派他們在附近村莊組織農民自衛隊進行操練，他們還對群眾進行抗日宣傳，有時候被組織起來去醫院照顧傷員、為被服廠整理軍衣和做翻整干糧袋等戰勤工作。同時，上級還派來文化教員教他們學政治、學文化、學軍事，掌握殺敵本領。后來，兒童隊還不斷吸收農民的孩子壯大隊伍，由開始時的幾十個工人的孩子發展到一百多人的隊伍。后來，兒童隊正式編入旅屬軍政干校第四隊。在戰火的洗禮中，兒童隊成長為一支堅強的抗日隊伍。父親說，就是在那時候，他被送進了兒童隊，開始接受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教育和抗日軍政大學“十大綱領”教育。父親從此接受了馬列主義革命教育的啟蒙，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政治主張洗禮。在兒童隊，父親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尊重教員、團結隊員，也能吃苦，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文化、軍事學習，父親進步很快，表現突出，成長為一名真正的小戰士，大家都親切地叫他“紅小鬼”。

戰爭時期的“好戰士”

1939年，父親進入山西新軍西山決死四縱隊三十五團，后來在衛生隊擔任衛生員；1940年8月，在交城、文水一帶參加“百團大戰”。當時，父親不僅要做好衛生員的醫護工作，同時還根據團部要求，參加動員、組織交城縣、區、村干部和自衛隊開展破壞公路、打擊日偽的行動。每一次行動，父親都積極地、機智地、勇敢地跟隊友配合，為大部隊作戰勝利發揮了很大作用。

1941年6月，父親擔任晉西北軍委及參謀長秘書的警衛工作；1942年被調回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參加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后，山西新軍決死四縱隊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序列，轉戰大東北、大西北、大西南。1946年3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所航空學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的第一所航空學校，父親被選派到那里，參加了由蘇聯人擔任教官的軍事訓練。1946年7月，父親被調到黑龍江軍區供給部皮鞋廠，擔任管理員、代理廠長；同年7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父親又被選派到黑龍江省委黨校參加學習，進一步比較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土地法大綱》以及黨的歷史，從而使他對共產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更加明確了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所肩負的重大責任和光榮使命。1949年元月，父親在黑龍江自愿報名參加了南下干部大隊，在南下干部大隊出發前的培訓中，他深入細致地學習了新解放區的各項政策，為日后的部隊工作奠定了基礎。1949年5月，父親隨南下干部團來到江西九江軍分區武寧縣大隊工作，10月份擔任了武寧縣十區中隊長。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同年8月，美軍飛機不斷入侵我國領空。中國人民忍無可忍，10月19日，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了鴨綠江，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全國掀起了參軍、參戰、支前的熱潮。父親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恨之入骨，發誓要為“保家衛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1951年2月，父親到江西九江軍分區后勤處擔任了管理股長；1951年4月，在江西關西新圍當了軍分區管理股股長，負責往朝鮮運送兵員，支持“抗美援朝”。1951年10月，父親被調到空軍三〇三部隊七團任軍事股長，在這期間，父親經歷了“三反”“五反”運動的嚴峻考驗，他堅決服從上級的指示要求，積極配合開展各項工作，團結廣大干部群眾，有力抵制舊社會惡習和資產階級思想，堅定保持共產主義革命精神，不僅自己主動接受思想教育，還努力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檢查反思，從而提高了認識和覺悟，也深刻感受到了黨的紀律的嚴明，以及黨的政策的英明和偉大。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父親在空軍303部隊運輸科工作，1953年年底，父親因身體健康出現問題，不能再適應部隊生活，經中南軍區批準轉業到轉建大隊，至此結束了他衷心熱愛向往的軍旅生涯。

父親后來的這些經歷，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講過。我們還是在他去世后，辦理有關手續時查閱他的檔案才知道的。父親小小年紀，十歲就參加了革命，在部隊經歷了十五年的戰斗生活，工作頻繁調動十七次之多，但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時時處處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黨叫干啥就干啥”“一心一意為人民”“團結大眾干革命”。他無條件地服從組織的安排，無論在什么崗位上都能團結大家一起干，每次調任，他從不計較官職的大小、兵種的好壞，他能上能下，可官可兵，可見他態度之端、胸懷之廣、覺悟之高、理想之遠。在他參加過的歷次戰役中，不論沖鋒陷陣，還是后勤補給，或是救死扶傷，他都不惜犧牲自己，總是為別人著想，能夠跟部隊首長和戰士們擰成一股繩，為革命工作奉獻自己的力量，部隊首長多次夸贊父親是“毛主席的好戰士”。

和平年代的“老革命”

父親因病結束部隊生涯后，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問他愿意去哪里搞地方工作。父親說，那時候，如果他提出要求，去北京、去上海、回太原，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父親跟別人想法不一樣，父親說，他是十歲的時候就從老家出來鬧革命的，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地主、打倒反動派、消滅剝削階級，讓窮苦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到處都是一窮二白，到處需要黨員干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去搞建設，特別是農村，更需要他們。他怎么能夠拋棄生養自己的家鄉，而去大城市享福呢？“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共產黨員應該堅持不變的本色。他在農村老家生活了十年，吃盡了苦、受盡了罪，但他對家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感情，對剛剛從舊社會熬過來的父老鄉親更有牽掛。因此，父親毫不猶豫地申請帶病轉業回到山西，回到老家西石侯村，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入到了建設新中國的偉大革命事業中。

1954年，也就是父親回鄉當年，正趕上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展，農業集體化開始。父親不顧自己有病的身軀，就在西石侯村開展統購統銷工作。他積極宣傳國家統購統銷政策，深入群眾家中和田間地頭，與村民談心談話，跟大家一起勞動，按照政府計劃實行糧食征購，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認可和肯定，也得到了全村百姓的支持和擁護。其間，父親積極響應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的第二次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帶領村民大力開展互助化合作化運動，他領導組織了西石侯村初級農業合作社，并動員、鼓勵、吸引更多的農民加入合作社。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主席在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對黨的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和政策作了系統闡述，并對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級農業生產合作，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那幾年里，父親積極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和“聽黨話跟黨走”“吃苦耐勞搞建設”的“老革命”精神，團結帶領全體村民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西石侯村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1956年秋，西石侯村由初級農業合作社轉為高級農業合作社，父親擔任了村里高級農業合作社檢察委主任。

1958年，根據文水縣縣委安排，父親擔任了西石侯村黨支部書記。關于西石侯村，有這樣一個傳說，古代的時候，在汾河南岸有類似于咱們后來說的烽火臺，別的地方的烽火臺都是用土壘起來的，而這里的烽火臺卻是用石頭壘起來的，當地老百姓叫它為“堠墩”。堠墩不遠處有個村子，人們就叫它石（堠）侯。后來因為河水經常沖漂，把村子一分為二，石侯村就分為東石侯、西石侯兩個村子。東、西石侯村，歷史上一直都歸文水縣管轄。當時流傳一句民謠，“西石侯，水圪漂；東石侯，堿地鬧”。西石侯村子比較大，汾河緊挨著村邊流過，所以經常有水災發生，農田村莊被淹。當時，因為西石侯村緊挨著交城縣界，但離文水縣政府駐地卻很遠，每年冬春農田澆水的時候，或者夏秋雨澇的時候，西石侯村往往會發生水災。每到水災發生，交城縣管不了，文水縣又管不及。面對這種情況，村民們苦不堪言，為了讓村民免遭千年的水患之災，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父親急西石侯村百姓所急、想西石侯村人民所想，多次組織、帶領一些村民代表找當時的晉中地委領導反映情況，希望把西石侯村劃歸交城縣，方便就近管轄。經過多方努力，1959年10月西石侯村劃為交城縣管轄，從而使全村近萬畝良田和幾千人口避免了水患的侵擾。一直到今天，西石侯村人民都對此感恩戴德，都銘記父親這位老支書給全村子子孫孫營造的福祉。父親在世的時候，人們每每說起這事，他總是說，“當時我也沒有想那么多，這也不是什么大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我應該做的。團結群眾，愛護群眾，為群眾辦實事，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干部的責任”。

1960年5月，因工作需要，父親從西石侯村村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被交城縣委組織部調到交城縣城關中心保健站擔任黨支部書記。后來，交城縣城關中心保健站經過多年幾次擴建后，更名為現在的交城縣中醫院。單位雖然多次更名，但父親的職務自始至終沒有變，一直到1992年6月份離休。在醫院任職的三十二年中，父親雖然一直是單位的“一把手”，但他從來不把自己當領導，而總是以一個普通職員的身份出現在同事和病人以及他們家屬面前。我們清楚地記得，只要是工作日，父親就吃在醫院住在醫院，總是以醫院為家，沒有上下班的概念，更沒有缺崗誤崗的時候。他時刻關心著醫院的醫患情況，他視每一位醫務人員為家屬，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他視每一位患者為親人，重視他們的病情和困難。

在醫院里，他既是一位堅守崗位的領導，又是一名忠實可靠的普通員工。那時候，保健站沒有食堂，父親就跟其他醫護人員一樣，自己在宿舍做飯吃，到周末才騎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回到石侯村的家里。母親一直是農村戶口，比父親小十一歲，他們是父親轉業回鄉后才結婚的，父親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給母親安排一份工作，哪怕是一份臨時工，好歹也能給家庭增加一點兒經濟收入。那時候保健站辦公經費困難，為了節約開支，父親就不聘用臨時工，每天早晚上下班前后，他都是起早貪黑，手拿笤帚和簸箕，自己把醫院的樓道、院子、廁所等地方里里外外打掃得干干凈凈。不忙的時候，他就跑到藥房幫助藥劑師抓藥賣藥，或者做飯給有困難或者行動不便、沒人照顧的病人送飯。很多時候，病人或者家屬還以為我們的父親是醫院的勤雜工，或者也是病人家屬，后來才慢慢知道父親原來是醫院的“一把手”。病人和家屬曾說：“武書記那個人啊，絲毫看不到他身上一點點醫院領導的影子，真是一個老百姓的好官！”多少年下來，父親跟不少長期住院的病人及他們的家屬處成了親人關系。父親還經常教育醫院的醫護人員說：“你們一定不能慢待病人，更不能歧視他們，甚至耽誤他們的病情。他們是病人，他們信任你們、需要你們，才來找你們、求助你們，所以你們一定不能再給他們增加痛苦了。他們都是老百姓，生活很不容易，咱們是國家干部，一定要服務好群眾！”父親就是這樣，感召并帶領醫護人員，一步一步地把保健站、中醫院辦成了老百姓放心的醫院。

1992年6月，父親經山西省委批準后離休，生活上享受退伍老紅軍戰士補助待遇，住房醫療、出行用車和生活用品供應享受廳局級待遇。這樣高的規格，這樣優厚的待遇，在普通人的眼中是物質財富，是一種特殊享受，而父親卻不這樣想，他把黨和國家給他的政治榮譽、物質待遇作為鞭策自己、鼓勵自己的動力。他從不向組織張口，也不向組織伸手，沒有給子女安排過工作，沒有沾過公家便宜，沒有坐過專車，沒有搞過特殊。他不僅堅持原則嚴于律己，還時刻以自己的苦難童年教育子女。他經常告誡我們：不管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崗位，一定要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忘記過去的苦難和歷史，一定要珍惜當今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他寄希望于兒孫后輩，教育我們要把革命的優良傳統代代傳承下去，“青山不老，綠水無憂”，只有不忘前輩革命初衷，只有團結人民大眾，我們的后輩才能在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革命道路上不斷前行，取得應有的成績，作出應有的貢獻。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六年了。在我們眼中，在我們心中，父親就是這樣一個“老革命”，雖名不見經傳，但他永遠是我們的驕傲，永遠是我們的榜樣！他的一生雖然平平淡淡，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功勛，但他無愧于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他始終保持了一個老紅軍老戰士應有的本色。我們永遠懷念他！我們也會像他一樣，永遠做一個人民群眾信得過、靠得住、值得處的好人！而且也會教育我們的孩子這樣做，讓他們在平凡的生活中、普通的崗位上，留下讓人民群眾稱道和記憶的東西！——這是父親的心愿，也是我們的家風！

編輯 | 劉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