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東亞史研究中的……琉球島影

《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全七卷），賀圣遂、李夢生主編，寧波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在今天的歷史研究領域中，全球史研究發展迅猛，其基本涵義既有從全球視野出發來研究全球史，以區別于從國別或專業領域等視野出發的全球史，同時也有研究者語境的全球化問題，即來自全球各地研究者帶來的是圍繞全球史研究的不同學術傳統、立場、觀念和研究方法。這兩種基本涵義匯集在一起，使全球史與區域史、普遍性與特殊性、區域方法論與跨國方法論之間相互交織。在這種研究趨勢中，我們有理由特別關注全球史與東亞歷史研究的關系，就如“京都學派”的權威學者宮岐市定所講的，“無論是在歷史還是區域層面而言，世界歷史上的亞洲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宮岐市定《亞洲史概說》，謝辰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年，第8頁）另外，濱下武志的研究指出西方為了在亞洲建立貿易關系而采取了與亞洲內部朝貢體系合作的模式；杉原熏也提出亞洲內部的貿易以及多地區經濟交流是促成世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應該說，作為歷史地理概念的“東亞”與在192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地緣政治學的那個“東亞”概念是必須區分開來的。子安宣邦曾經指出：“為了能夠重談這個‘東亞’概念，我們必須弄清楚與帝國日本一起誕生的這個概念的譜系，必須看清這個概念的消亡過程。不如此，我們就無法保證重新興盛的這個概念，不會成為由帝國日本主導的亞洲廣大區域之幻想的死灰復燃、不會再出現帝國亡靈式的話語。”（子安宣邦《東亞論—— 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3頁）這段話放在今天復雜的亞洲地緣政治局勢中來看，更有現實的針對性。也正是在歷史地理的概念上，歷史學家堀敏一強調希望“把包括中國、朝鮮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視作具有一定的結構的歷史世界來把握”（見堀敏一《隋唐帝國與東亞》，“前言”，韓昇、劉建英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國學者葛兆光的研究不僅使東部亞洲海域史成功地成為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更為強調了全球史意義上的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由葛兆光主編、匯聚了二十多位學者之力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全三冊，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國”叢書，2024年4月）的研究視野與敘事框架超越了國家和以往的政治史觀，克服了各種中心主義的影響，講述的是一部全球的、聯系的和互動的大歷史。“從中國出發”這個提法“要強調的是，從中國出發，絕不意味著站在中國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立場去討論全球史”（下冊，1511頁）。這就正如斯文·貝克特、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主編《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與實踐》的導言所講的：“全球史注重跨越邊界的聯系，同時參與空間轉向，因此它并不認為國家或區域是社會發展進程的天然范圍。它批評歐洲中心論，傾向于一種關系史——認為世界不同地區的發展相互影響，而不是認為影響是單向的。”（《全球的全球史》上冊，梁躍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6頁）同時我們也會注意到，西方學界對于東亞歷史上的地緣政治與宗藩關系較多從全球史觀的視角中弱化“主權歸屬”和民族主義敘事，回避敏感的沖突性議題，而試圖從文化史、跨國史的視域中研究東亞現代轉型與秩序重建的議題。

無論如何，從東亞史到全球史，單一的國別史問題已經難以自洽，單一的歷史學或國際法理學也難以解決多元的、復雜的歷史語境所帶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諸如東亞宗藩體系、近代殖民主義、戰后國際法和族群原住民主體性等層面上，單方面強化某種固化的、對立的立場和片面執著于理論體系的建構已經被證實難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因此，避免預設某種結論、窮盡所有真實史料的歷史事實考證，已經成為在歷史學與國際法理學之間有效對話的基本途徑。而在這個層面上，來自相關各國、各地區和各種書寫語言的史料文獻整理與出版已成為重要的基石。

正是在這樣重要的學術背景中，當我們讀到由著名出版家賀圣遂和李夢生主編的《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寧波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更能認識到這套史料集成在當下的全球史-東亞史-中國史研究場域中的重要意義。全書以繁體點校的方式，完整收錄現存于國內已刊刻或整理印行的有關琉球王國的漢文文獻，共計一百五十余種，近二百八十萬字。全書分七卷，包含四大部分內容：

一是歷朝使琉球記述，包括出使琉球記錄及有關琉球的地志、史志十六種，詩文集六種；編者指出：“本部分所收為歷次受朝廷任命出使琉球的使臣及其幕僚所作的出使記錄及有關琉球的志書、雜記、詩文。這些著作均系作者親歷其地的所見所聞，因而也是現存中國人有關琉球的記載描述的文獻中最可靠也最全面的部分。”（第一卷，編輯說明，第4頁）事實上，自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受封入貢以后，明清兩代屢派使臣前往琉球以行冊封賞賜之禮。現存最早的是嘉靖十三年（1534年）陳侃、高澄出使歸國后所作上呈帝覽、留存史館的《使琉球錄》，以后使臣歸國，除武臣外，均依例作出使錄。如陳侃《使琉球錄?群書質異》中有關于琉球官制的記述：“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錢谷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為文職者也。”（第一卷，31頁）于此可見琉球王國的官制在某種程度上意欲復刻明代中央文官體系，既有仿中原行政制度以運作政權之旨，恐怕也有在宗藩體系之中能夠與上國更方便對接之意。

二是歷朝有關琉球的專著，包括經部一種、史部正史類五種、別史類兩種、雜史類兩種、奏議類一種、地理類二十一種、職官類一種、政書類六種、子部兩種；編者特意提醒讀者，“不能不提的是子部所收的兩種醫書，其內容是琉球醫生向當時蘇州名醫曹存心請教各種疑難雜癥，曹存心所作的回答。書中病例多為多發于海島炎熱多濕地區的獨特癥狀，于此可見當時健康狀況，也反映了中琉兩國在科學技術上交流已十分深入”（同上，第8頁）。在這里可以看到，在琉球國史料的基礎上可以深入挖掘的議題不僅是地緣政治史、外交史，同時更有科學技術史和文化交流史等廣闊的研究場域。

三是《明實錄》《清實錄》及《籌辦夷務始末》中的相關史料；編者認為這一部分內容廣泛，兼收并蓄，是研究中琉兩國交往史的寶藏。

四是散見于史書、專著、詩文集、筆記、檔案中有關琉球的記載論述，包括唐代三種、明代四十四種、清代四十六種。

上述每種文獻均列有校點說明，不僅簡要介紹了該文獻基本情況，而且也時有對各種文獻的相互品鑒辨析，起到很好的導讀作用。如關于明代陳侃《使琉球錄》，編者認為：“明代出使琉球，自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起，至此已有十余次，然所有出使數據，因禮部失火，蕩然無存，故本書是存世最早的出使記，既無參考，又成書倉促，尚嫌疏略，清汪楫《使琉球雜錄序》謂是書面世，‘于是中山風土間為學士大夫所稱說，然其言弗質也’可謂的評。”（第一卷，第5頁）至于清代汪楫撰《使琉球雜錄》，“校點說明”中談道：“汪楫為古文名家，記事簡潔有序，一糾前錄雜沓糾葛之弊，于所親歷之地、親見之事，娓娓述來，使人如入其境。其學問淵博，故對前人所記多有辨析，如云久米村國人多寫作‘糴村’，讀‘枯米所’，乃琉球語讀久為枯，村為所，證以中華韻書；辨舊錄三清殿實為天尊廟，祀雷神普化天尊，均鑿鑿有據。然所記山川、島嶼名，仍得之于傳聞為多，為后編志書所批駁不采。……自明陳侃《使琉球記》（‘記’字應為‘錄’字之誤）以來，歷次使臣所著，多縷述前錄，而汪楫此錄很少直接地、成段地征引前錄，使本書記事清晰明快。前錄多將歷朝奏疏、論祭文、敕封文等列為首卷，本書則僅將此次出使有關奏疏另編為《冊封疏鈔》附于書后，一清眉目。凡此，均見作者創意不凡。”（第二卷，第3-4頁）汪楫撰《使琉球雜錄》與陳侃《使琉球錄》等出使記錄的體例文風等異同亦于此可見。

該書編纂工作啟動于2016年4月，先后列入2019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2018年浙江省重點出版物出版計劃、浙江省“十三五”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值得關注的是，寧波出版社作為城市和媒體雙重特色的綜合性出版社，很重視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曾先后出版《四明文庫》《寧波通史》等古籍叢書。

琉球國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中國封王、列為藩屬，長期深受中國漢文化的影響，因此傳世琉球史料中最多、最重要的文獻都是漢文。葛劍雄介紹說，除了復旦大學出版社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一輯）之外，還有臺灣聯經出版公司的《明清檔案》、中華書局等出版社的《清代中琉關系檔案》 （二至七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的《軍機處檔案》《內閣題本》等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整理的各種檔案等，加上正在整理編輯的《歷代寶案》和這部《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的問世，有關琉球的漢文文獻史料已經收羅殆盡，世人將可查閱全部漢文琉球史料（第一卷，序，第1頁）。

這里談到的《歷代寶案》，是琉球官員記錄和匯編琉球與中國明清兩朝往來公文之總集，由琉球王室組織編輯宮中所存文件而成，全部以漢文書寫。賀圣遂介紹說，從1372年到1879年，中琉交往五百余年，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檔案資料。《歷代寶案》就共分三集，收文始于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止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前后歷時四百四十三年。《歷代寶案》的內容豐富，包括明清兩朝中國皇帝敕封、祭祀、諭令琉球歷代國王的詔敕及琉球謝恩、入貢、祝賀等表奏；中國禮部落實皇帝詔令與有關琉球入貢事宜的咨文及琉球國的復文；福建布政使司向琉球傳達皇帝詔旨、禮部咨文，琉球國回復相關咨文，以及入關入貢、承繼、派生入學、頒發歷書等來往咨文；兩國有關貿易及免稅等事務往來咨文；琉球國遣使入貢、謝恩或送回難民頒發給所乘船只及使臣的符文、執照等諸多方面，皆屬第一手資料，內容連貫豐富，對于研究中琉交往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浩繁卷帙見證中琉緊密交往——專訪〈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主編賀圣遂》）。目前，賀圣遂帶領團隊對《歷代寶案》全書整理校點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眼下正在出版過程中。

這套《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的編纂工作充滿艱辛。正如葛劍雄教授在序言中所講，“要將分散在浩如煙海、數以萬卷計的中國古籍中相關史料輯錄出來，不僅需要持之以恒的苦功，大海撈針的技巧，更需要敏銳的鑒別能力，尤其是對一些并非直接卻有價值的史料。如《清實錄》卷帙浩繁，琉球史料僅其中極小部分，且大多散見各年，編者逐年鉤稽羅列，形成完整的官方記錄”（序，第一卷，第1-2頁）。兩位主編既是著名出版家，同時也是古籍整理專家。曾擔任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賀圣遂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4年調入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期間曾赴杭州拜訪國學大師姜亮夫，并跟隨蔣天樞研讀《說文解字》。李夢生杭州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歷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總編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總編輯等職，曾擔任《全元文》副主編，點校、箋注多種重要古籍。201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在賀圣遂的主持下曾出版了《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第一輯），收錄了琉球人用漢文編著或刊印的文獻。《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則是完整收錄了中國人編纂著述的有關琉球國文獻，前后兩部文獻集成相互補充，為研究琉球歷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第一手漢文史料。主編賀圣遂感慨地說：“自隋朝以來1400多年，中國與琉球官方及民間交往的各類文獻，如此豐富，浩如煙海，怎能不令人感嘆中琉友誼之源深流長，歷史上的中國政治、文化、經濟對琉球發展所起的作用無可替代！”（《浩繁卷帙見證中琉緊密交往》）

關于出版這套點校本《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的重要意義，葛劍雄教授在“序”中明確指出：“在中日關系和東亞格局的研究中，琉球史料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琉球早已被日本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美國已將沖繩的行政管轄權歸還日本，琉球歷史依然是一個相當敏感、錯綜復雜的問題。無論是著眼當前，還是面向未來，歷史事實總是繞不過的前提。《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為我們了解、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賀圣遂、李夢生等先生多年的編校之勞和這項重要成果理應得到格外重視和充分肯定。”（第一卷，第2頁）這里說到二戰后的琉球歷史的敏感與復雜，使我想到的是在我們成長的年代中，“沖繩”這個概念是最先知道的，后來才知道“琉球”，這與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們媒體的國際新聞報道直接有關。后來進大學讀書，才開始知道一點琉球群島的歷史。

琉球群島是分布在臺灣東北與日本九州島西南之間的弧狀群島，由大小五十多個有名稱的島嶼和四百多個無名小島組成。作為國家的“琉球”是指十二世紀在琉球群島出現的南山、中山、北山三國，至十五世紀中山國建立統一的琉球王國。有文字記載的琉球歷史可追溯至中國《隋書·東夷傳》中關于“琉求國”的記載。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告其國”，琉球中山王察度首次派遣使臣赴明進貢，開始奉中國正朔，向中國朝貢，正式建立了中琉兩國之間的宗藩關系。中國自周秦以來歷代中原王朝與地區政權的關系中存在著一種宗藩關系，明清時代的宗藩關系具有某種制度化特征，核心是冊封與朝貢制度。藩屬國尊中國為上國，“奉正朔，求冊封，定名分”，新君需經中國皇帝正式冊封才具統治合法性，冊封儀式包括頒賜詔書、印璽、冠服和儀仗等。藩屬國則定期派遣使節，攜帶貢品赴中國朝覲，如琉球是兩年一貢，中國王朝通常實行“厚往薄來”，回賜物品價值遠超進貢。史載，清朝的屬國主要有安南（越南）、緬甸、錫金、尼泊爾、暹羅（泰國）、南掌（老撾）、朝鮮、琉球、蘇祿（菲律賓的一部分）等。

這些都是我們比較熟習的歷史事實敘事，但同時仍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把“屬國”與“自主”的概念放在錯綜復雜和充滿變化的中、日、朝三國歷史語境中闡釋，力圖通過在概念與史實之間相互辨析的研究方法，澄清在宗主國與屬國之間外交話語的含混表述中的確切涵義。比如他對于“朝貢體制”這個概念的準確性懷疑，認為應改為“朝貢體系”；同時他認為即便是“朝貢體系”這一概念也是“沒有熟讀史料、缺乏史實根據的一種假說。然而就是這樣一種論調已經成為當下的通論，不但在各處毫不懷疑地被引用，還被提供給一般公眾作為歷史敘述的前提。筆者不得不對此抱有強烈的危機感，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仍需要立足于史料和史實加以確認的命題”（岡本隆司《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中朝關系與東亞的命運》，黃榮光譯，三聯書店，2012年，11頁）。是耶非耶，都值得思考。無論如何，岡本隆司指出在史料與歷史敘事中的概念使用的復雜關系，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就以“屬國”概念下的琉球國外交政治而言，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中國封王、列為藩屬之后，琉球王國作為屬國的表現頗為正常。清朝統治中原以后，琉球王國一依明制而奉中國正朔，受冊封及二年一貢從無間斷。但是有學者的研究指出，這時琉球王國本土由于不斷受到日本勢力的侵襲和滲透，事實上已是“兩屬”。其內政全受制于日人，民間風俗也逐漸日化。只有每當清使將臨時，日本人在琉球者才事先走避。這種明屬中國、暗屬日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不過在咸豐三年（1853年）琉球與美、法、荷蘭訂立通商條約時，仍然承認自己是中國的外藩，使用清朝的年號正朔及文字，只把日本稱為自己的友邦（李則芬《中日關系史》，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253頁；轉見鄭海麟《釣魚臺列嶼——歷史與法理研究》[增訂本]，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16頁）。當其時琉球王國的這種搖擺態度不難發現，但是“兩屬”這個概念確實是指向岡本隆司念茲在茲的“屬國”與“自主”之間的灰色地帶。但是岡本隆司在他近年的研究論文中對于“雙屬”觀點仍然提出商榷的意見，他認為“雙重從屬”這一概念是一種方便的解讀，但是這一框架對于理解十九世紀圍繞該王國地位的歷史進程和爭論來說，是不夠的。事實上，雖然日本、中國和琉球都使用“雙重從屬”來指代琉球對于中日兩國的態度，但是該詞對各方的含義不同，不同的認知支撐著對于吞并事件的不同反應。因此，重新思考“雙重從屬”的概念，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傳統東亞世界秩序“現代”轉型過程的理解（岡本隆司：《重新思考琉球王國的“雙重從屬”》，載于《國際歷史評論》，2025年，47卷，第3期）。這些討論和爭議對于深化和細化我們對于中琉兩國“宗藩體系”的認知和敘事很有啟發意義。

讀《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的確深感應該重返歷史語境，從原始史料中重新思考“朝貢體系”“藩屬國”“宗主國”等概念的真實涵義。因此，首先要解決史料中的語言問題。正如葛劍雄所言：“查閱和理解琉球歷史文獻，除需具備一般閱讀中國古籍的能力外，還必須了解、掌握其特殊用詞用語、書寫格式、相關習俗制度等。根據我有限的查閱范圍，就曾發現其中有些漢字的含義和用法是琉球、日本所特有的，有的則是著錄時就存在或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訛誤，涉及禮儀、祭祀、出使、朝貢、爵職、姓氏、文書、方言、地名、用具、習俗、物產、航海、氣候、水文、船舶等方面的詞匯和句式。如僅根據一般通用的含義和解釋，非但不能正確理解，有時連句子都點不斷。《集成》雖不可能一一作出注釋，已經以不同版本作了校勘，采用新式標點作了整理，為讀者掃清了大部分障礙。”（第一卷，序，第2頁）這里提出的關于“正確理解”的問題相當重要，關乎對中琉兩國宗藩關系歷史真相的確切認知。

據介紹，福建師范大學于1995年創立琉球學學科，以琉球地理、歷史、文化及中琉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涵蓋琉球起源、宗藩關系演變、日本吞并過程等領域，其學科定位與中國學、韓國學、日本學并列，去年該學科正式入選中國歷史研究院“絕學”學科扶持資助計劃。所謂“絕學”，通常指冷門或面臨失傳的重要學問。但是，琉球學的意義并不止如此，其“絕”不僅關乎學問，更關乎國事。一部琉球史發展到今天，從中琉宗藩關系到日本強行吞并琉球國，再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風云突起的釣魚島問題，以及今天沖繩列島的“軍事要塞化”的加劇趨勢，琉球學關聯著歷史記憶與現實沖突，關乎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正義伸張。另外從學術層面來看，琉球學非但不“冷”，而且正與前面所述的東亞史、全球史研究大勢相吻合，琉球國從宗藩體系轉向被吞并的歷史過程，正是東亞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對“琉球學”的重視，意味著中國學界在歷史學與國際法理學雙重視角中力圖深入挖掘歷史事實，以學術理性面向東亞歷史敘事的爭議與重塑。

琉球國的歷史之變源自1609年日本薩摩藩的入侵，王國被納入領屬，但是仍然維持著與中國明朝政權的宗藩關系。日本吞并琉球國的第一步是在1872年單方面設“琉球藩”，繼而在1879年更以武力強行設立沖繩縣，琉球王國正式被日本吞并。二戰結束后，琉球群島被美軍占領，至1972年美國向日本移交琉球管轄權，改設為“沖繩縣”。從歷史和國際法學來看，琉球國-沖繩縣的演變一直存在爭議；從琉球人民的意愿來看，爭取獨立與自由的斗爭也一直存在。前面說過沖繩與琉球這兩個概念在我們成長經歷中先后出現的問題，其實比這兩個概念更熟習的是釣魚島問題。現在檢索一下，還可以看到《人民日報》1971年12月31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其中談到：“釣魚島等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早在明朝，這些島嶼就已經在中國海防區域之內，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而不屬于琉球，也就是現在所稱的沖繩；中國與琉球在這一地區的分界是在赤尾嶼和久米島之間；中國的臺灣漁民歷來在釣魚島等島嶼上從事生產活動。”在我國史學界關于琉球歷史的研究中，釣魚島的歷史歸屬問題無疑是一項重要議題，《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書中收錄的歷代出使記錄包含對釣魚島等島嶼及中、外海域分界的描述，是重要而珍貴的歷史史料，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歷史依據。

鄭海麟的《釣魚臺列嶼——歷史與法理研究》（增訂本）（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是專門研究釣魚臺列嶼問題的專著，書中引述了陳侃《使琉球錄》、郭汝霖《使琉球錄》、徐保光《中山傳信錄》的史料論證中、琉地方分界問題；引述郭汝霖《使琉球錄》、孝崇業和謝杰的《使琉球錄》、夏子陽《使琉球錄》、汪楫《使琉球雜錄》、周煌《琉球國志略》論證中、琉海域分界的問題，證實歷史上的釣魚臺列嶼不屬于琉球而是屬于中國（鄭海麟《釣魚臺列嶼——歷史與法理研究》（增訂本），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25-30頁）。國際法專家管建強也特別強調從中國明清兩代出使琉球的官員記錄中獲取關于中琉兩國交界的記載，從而證實釣魚臺列嶼屬于中國管轄。他也歷數了明代陳侃、高澄《使琉球錄》，郭汝霖、李際春《 （重刻）使琉球錄》，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夏子陽、王士禎《使琉球錄》，胡靖《杜天使冊封琉球真記奇觀》，清代張學禮《使琉球錄》，汪楫《使琉球雜記》，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周煌《琉球國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記》，齊鯤、費錫章《徐琉球國志略》等文獻，指出：“它們皆對臺灣附屬島嶼包括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在內的東北諸島作了詳細記錄，其中特別記述了航海程次、‘黑水溝’海象，以及以‘溝’為中流海界、冊封使船出境入境過‘黑水溝’祭海的傳統制度。所有冊封使之記錄有力地證明：中國出使琉球之官員和兵役人等，皆具有明確的區分中琉宗藩兩國疆界意識并確知‘黑水溝’為中琉之間的天然國界。”（管建強《中日戰爭歷史遺留問題的國際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307-308頁）正如前幾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所講的：“這些塵封在古籍中的文字，不僅記錄了500多年的友好交往，也為今天的主權主張提供了不可撼動的證據。歷代使臣的出使記錄中，詳細記載了航海針路、船只規模和羅盤、沙漏等航海儀器的使用，其中對釣魚島等島嶼及中外海域分界的描述，在今天依然是界定中國領海的歷史鐵證。”（《〈中國琉球文獻史料集成〉：冷門“絕學”背后的歷史真相》，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2026-07-10）

這就是在東亞史研究中的琉球島影，所映照著的是不滅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