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身后留謎！把軍售和民生綁定，成軍工最順手的工具人？

林賽·格雷厄姆去世后，南卡羅來納州州長亨利·麥克馬斯特在社交平臺上評價說，格雷厄姆（注）既能大談全球防務政策（對外輸出戰爭，不斷增加軍費支出圖利軍工企業），也能談南卡普通家庭飯桌上（軍工企業給當地帶來的就業問題）的問題。

這句話比很多悼詞更能說明格雷厄姆對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的價值——從宏觀到微觀，他對于美國軍工集團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美國軍工企業最怕的并不是國會里沒人贊成造武器，支持增加軍費的議員很多，愿意站在軍工企業一邊的人也不少。真正稀缺的是另一種人：他能把一架戰斗機、一份軍售合同和一家普通人的收入聯系起來，讓選民相信軍工企業拿到訂單，不是資本家賺錢，而是當地工人有班可上、餐館有客人、學校畢業生有工作。

格雷厄姆就是干這個的高手。

《華盛頓郵報》曾專門報道（去年4月2日）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F-16戰斗機生產線。

這條生產線很特殊，美國空軍已經不再購買新造F-16，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當地組裝的飛機，主要賣給外國客戶。也就是說，格林維爾不少人的飯碗，直接取決于別國是否繼續購買美國F-16戰斗機。

這座工廠每年給當地帶來的經濟活動約為13億美元。洛克希德·馬丁稱，F-16項目在美國支持超過4.6萬個工作崗位，僅格林維爾就有大約1800個。截至2025年，工廠手里還有115架飛機的積壓訂單，客戶包括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巴林、約旦等。

這些數字背后，不只是工程師和裝配工。

《華盛頓郵報》采訪了工廠附近一家燒烤店的經理，F-16生產線搬到格林維爾后，這家店的午餐訂單增加了近三分之一。新來的顧客包括焊工、試飛員、房地產經紀人、卡車司機和理發師。當地技術學院還專門與洛克希德·馬丁合作，為生產線培養航空維修人員。

這就是美國軍工體系在地方政治中最管用的一招。

一架飛機可以拆成發動機、雷達、航電設備、起落架和大量零部件，訂單被分散到多個州和許多企業。最后，軍火生意不再只是華盛頓和五角大樓的事情，而是變成工人的工資、房屋貸款、飯店營業額和地方稅收。誰反對一項武器計劃，軍工企業就可以說誰在反對當地就業。

格雷厄姆很早就熟悉這種政治操作。

2003年，他的辦公室公開宣布，洛克希德·馬丁位于格林維爾的業務獲得了一份價值580萬美元的軍用飛機零部件合同。格雷厄姆當時專門強調，南卡企業正在為美軍提供技術和裝備。這實際是在告訴當地選民：軍工合同是我格雷厄姆爭取來的，工廠的訂單與我有關。

二十多年下來，這種關系會變得非常牢固，企業獲得合同，工人獲得收入，地方政府獲得稅收，議員獲得支持。軍工企業不一定需要議員公開承認自己代表誰，只要議員不斷把武器項目包裝成地方發展計劃，這套利益交換就能夠繼續運轉。

格雷厄姆的優勢還在于，他不只懂得向美國國內推銷武器，也懂得軍火出口真正賣的是什么。

斯洛伐克駐美國大使拉多萬·亞沃爾奇克談到采購F-16時說，購買這些飛機并不只是購買一塊會飛的金屬，而是購買與美國維持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伙伴關系。戰斗機交付以后，還要繼續購買彈藥、零部件、升級服務和維修保障。一次軍售可以帶來幾十年的后續收入。

問題也正在這里。

外國購買美國武器，不只看飛機性能，也要判斷美國國會今后會不會繼續批準零部件、維修和技術升級。美國軍工企業可以負責生產，卻不能單獨提供政治保證。它們需要一批長期活躍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的議員，向買家證明美國的政策不會輕易中斷。

從這個角度看，格雷厄姆相當于美國武器出口體系中的“長期信用擔保人”，通俗點說，他是軍火“掮客”。他在國會時間夠長，在國外知名度夠高，又有軍事經歷。外國官員看到的不是一家可能幾年后就更換管理層的企業，而是一名長期替美國軍事體系說話的參議員。

法國《世界報》在訃告中寫道，格雷厄姆在參議院工作二十多年，長期把精力放在軍事和國際事務上。他早年進入美國空軍法律部門，后來又加入國民警衛隊和空軍預備役。美國全國國民警衛隊協會的資料顯示，他在美國空軍現役、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三個體系內累計服役33年。

這種經歷讓他說起軍方需求時，比普通政客更容易讓人相信。

他還與民主黨參議員帕特里克·萊希共同領導參議院國民警衛隊核心小組，推動2011年的改革，使國民警衛隊在美國最高軍事決策體系中獲得正式席位。

這件事表面上與軍工企業沒有直接關系，實際影響很大。

國民警衛隊分布在美國各州。只要它在軍隊決策中的地位提高，各州就會提出更多裝備更新、基地建設、訓練系統和后勤保障需求。軍工企業獲得的不只是五角大樓的一張大訂單，而是遍布各州的采購和維護市場。

格雷厄姆因此不只是幫助某個企業拿項目。他參與擴大了軍工需求的政治基礎，讓更多州、更多議員和更多地方就業與軍事投入綁在一起。

他與軍工利益集團的金錢關系同樣值得注意。

美國公共誠信中心2013年的調查顯示，在2012年選舉周期中，格雷厄姆雖然根本不需要參加當年的選舉，卻仍然是全體國會議員中從游說人士那里籌款第二多的人。

這并不能直接證明某筆捐款換來了某個政策，也不能把所有游說人士都算作軍工代表。但它至少說明，華盛頓的職業說客認為格雷厄姆值得長期投資：一個當年不參加選舉的議員，仍然能吸引大量游說資金，原因不是競選形勢緊張，而是他擁有穩定的政策影響力和人脈網絡。

美國軍工利益集團需要的正是這種政治人物。

軍工企業自己要求政府增加軍事采購，很容易被批評為只想賺錢。而由一名擁有軍事履歷、長期代表軍工州的參議員出面，事情就可以換一種說法：是軍隊需要裝備；是工人需要飯碗；是為了美國與盟友維持長期合作關系。

格雷厄姆去世后，得克薩斯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在社交平臺上稱他是“無所畏懼的愛國者”，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則稱他是參議院的“巨人”。這些悼念很少談格雷厄姆在稅收、社會保障或教育上的成績，首先提到的基本都是國家安全和美國力量。

這說明連他的政治同行都知道，格雷厄姆最重要的政治資產是什么。

而格雷厄姆實在太與眾不同了，能夠同時進入特朗普私人圈子、控制國會預算程序、參與國防撥款，又能和民主黨議員合作的人并不多。

格雷厄姆恰好把這些條件全占了。

大西洋理事會副主席馬修·克勒尼格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與其說像反戰的塔克·卡爾森，不如說更像格雷厄姆。特朗普沒有放棄烏克蘭，又批準了格雷厄姆長期鼓吹的對伊朗和委內瑞拉軍事行動，這就是格雷厄姆影響力的體現。

這里所說的“軍工利益集團代言人”，并不是說格雷厄姆每天拿著洛克希德·馬丁或者雷神公司的發言稿念。

“美國軍工利益體系”也不是一家有董事長、有辦公樓的公司。它由國防企業、軍方、國會議員、游說組織、智庫和地方就業利益組成。這個體系需要有人不斷告訴美國公眾：威脅越來越多，庫存越來越少，盟友越來越危險，所以軍費只能增加，武器必須繼續生產。

格雷厄姆就是最熟練的那批人之一。

他生前既是美國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也是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成員，還進入了直接決定五角大樓資金分配的國防撥款小組，他能夠進入預算和撥款程序，決定無數的軍事訂單和軍事預算。

2023年，在美國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爭吵時，格雷厄姆認為原有協議給五角大樓的錢不夠，隨后，他推動參議院撥款委員會額外增加80億美元國防資金，其中包括補充美軍庫存、擴大軍工產能、解決武器項目受通脹影響的問題。單是提高軍工生產能力和供應鏈韌性，就安排了10億美元。

到了2026年，他仍在尋找繞開常規預算限制、繼續給國防系統加錢的辦法。4月，格雷厄姆公開討論推動新的國防預算協調法案；6月，他又在預算委員會聽證會上詢問白宮預算官員，是否應該為國防開支專門制定第三份預算協調法案。

按照美國“防務快訊”網站的說法，格雷厄姆對美國軍工集團來說，他是最熟悉程序、能夠把天價國防預算真正送進軍工項目的人——這句話并不是格雷厄姆去世后對他的“評價”，而是今年4月他強硬表態要求在某項預算審批中直接增加國防資金等相關言論和最終做法的總結。

格雷厄姆還很會為戰爭尋找能夠讓美國選民接受的理由。

談到援助烏克蘭時，除了所謂的“價值觀問題”，他還反復談論烏克蘭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礦產資源，他向美國民眾如此“灌輸”：援助不是白送，而是既削弱對手，又讓美國企業獲得訂單，將來還能參與資源和重建項目。

談到伊朗時，格雷厄姆長期要求打擊伊朗核設施，支持擴大軍事行動，甚至提出派地面部隊奪取伊朗石油出口樞紐哈爾克島。他在福克斯新聞上聲稱，美國當年能打硫磺島，現在也能拿下哈爾克島。《衛報》認為，他是特朗普對伊朗戰爭決策中的關鍵影響者之一。

對以色列，他幾乎沒有設置過援助上限。2024年美國一度暫停部分武器供應時，格雷厄姆要求五角大樓向以色列提供其作戰所需的一切裝備。內塔尼亞胡在悼念聲明中稱他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之一”，并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重要支持者。

對美國軍工企業而言，盡管失去格雷厄姆，不等于現有合同立刻取消，也不等于工廠第二天就會停產。真正的打擊，是它們失去了一個能夠完成整套“政治銷售”流程的人。

他可以在華盛頓解釋為什么需要某種裝備，在國外維護美國武器的長期信用，回到南卡以后又能告訴選民，這些飛機和零部件養活了多少家庭。

他還能讓游說集團愿意長期投入，讓軍事機構相信他懂行，讓地方商人相信軍工訂單關系到自己的生意。

美國軍工企業仍然可以找到議員支持某項法案，也可以找到說客推動某筆合同。但能把戰斗機、外國客戶、國民警衛隊、地方工廠、技術學校、燒烤店和選民飯碗全部講成一個故事的人，并不好找。

格雷厄姆對美國軍工利益集團的重要性，就在這里。他不只是替軍火商說話，而是負責讓更多人忘記這是一門軍火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