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潮汕成為“顯學”，一個潮州人如何書寫家鄉

☆他開始回望家鄉，寫出了他記憶和感受中的潮汕，將隱藏在潮汕歷史和文化中的世界性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英文世界，這些祖先，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個陌生人，對于陌生的英文讀者，我用這門陌生的語言，可以更加獨立地去描述他們。在敘述和被敘述之間，我和他們獲得了適當的距離，而不會背負上中文世界里早已被界定和概括的親情包袱。”

南方周末記者 林子人

責任編輯｜黎衡

▲潮州鳳凰塔。受訪者供圖

早在2011年，李梓新就想寫寫潮汕了。

那年，他剛出版了一本分析英國政治制度的書，與編輯聊天時提及下一本書是不是可以寫寫自己的家鄉。但那個寫作計劃沒有怎么經過討論，李梓新就主動放棄了，“覺得好像不是時候”。彼時的潮汕地區在中國人認知里還只是一個面目模糊、邊緣感十足的小地方，文化層面上被講述的故事乏善可陳。寫一本關于潮汕的書，會有讀者想看嗎？他有些懷疑。

他從2001年開始進入傳媒行業，當過記者、編輯，做過公關，2011年創辦了非虛構寫作平臺“三明治”。在他的印象里，潮汕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過主流媒體的注意，“別說封面報道了，就是長篇報道我都幾乎沒看到過”。

近年來，潮汕地區隨著美食進入大眾視野，然后潮汕牛肉火鍋店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推出。外地食客學會了像潮汕人那樣分辨什么是“吊龍”什么是“胸口朥”，去潮汕尋覓美食也開始成為旅行風尚。

李梓新在潮州出生、長大，在那生活了19年。每次回潮州，他都要去太平路走走。太平路也被本地人稱為“大街”，它是潮州古城唯一的干道，地位類似于曼哈頓的第五大道。2009年，潮州市為了開發旅游業重建了太平路，豎起了23座牌坊，太平路也被改名為牌坊街。李梓新每年都會回潮州一兩次，根據他的觀察，牌坊街一直不溫不火，到2014年、2015年開始有點起色。“那之后，感覺潮州的游客逐年在增多，在2018—2019年達到了一種比較理想的平衡狀態。”

“潮汕熱”的真正形成是在近五六年里。新冠疫情期間的國際旅行限制促進了境內游的爆發，潮汕地區開始成為熱門旅行目的地。在美食之后，游神、“營老爺”、英歌舞等傳統民俗也開始成為潮汕的招牌。

潮州作為“潮汕”中潮字的來源和歷代府治的中心，憑借保存得不錯的古建筑群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來潮汕的客流中一半以上的人。2026年春節假期期間，兩倍于本地人口數量的游客涌入潮州。

2026年6月，李梓新的新書《出潮入海》出版。從最初動心起念到真正落筆成書，十五年已過去。這個潮汕游子“出潮入海”，到了潮州家人們難以想象的遠方求學、工作和生活。但恰恰是在遠方，他開始回望家鄉，寫出了他記憶和感受中的潮汕，將隱藏在潮汕歷史和文化中的世界性展現在讀者面前。

▲《出潮入海》作者李梓新。受訪者供圖

01

從地方進入世界，從世界回到地方

與現在人們在公眾號文章和旅行vlog中看到的潮汕不同，李梓新記憶中的潮汕沒有太多值得艷羨的東西。1990年代初的潮州甚至沒有鐵路，只有普通人坐不起的飛機和通常需要過夜的大巴。當時潮汕地區內部的相互連通很微弱，除了交通不便以外亦有口音的壁壘。

潮州市區見不到海，只有一條韓江穿過城市中央，江水向東南奔流，從汕頭入海。汕頭組成了“潮汕”一詞中的“汕”字，在改革開放后位列第一批經濟特區之一。進入20世紀，潮州這個名字逐漸縮小為對今天潮州市的稱呼，盡管在英文世界里，“Teochew”（潮州的方言音譯）依然代表著整個潮汕地區。在李梓新的少年時代，潮州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持續跌落，作為一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潮州長大的孩子，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這座城市的昔日榮光渾然不覺。

離鄉似乎是每一個有抱負的潮汕年輕人的宿命，李梓新也不例外。對外部世界的癡迷從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直到1998年他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他才第一次走出潮汕，在普通話的環境里生活。在《出潮入海》中，李梓新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對必須融入某種更正統語言的感受：“我感覺北方普通話的世界和粵語（廣州、香港）的世界，一個比我們正統，一個比我們時髦高級。”如今他說話依然帶有濃重的潮汕口音，時過境遷后的文字，不足為外人道一個潮汕年輕人在融入主流語言、主流文化過程中，需要被小心掩飾的自卑。

“在21世紀前后，能夠走出小城市去往大城市的人，好像搬回去就是一種失敗。”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故鄉潮汕，李梓新開始了他的“出海”。國際新聞人陳婉瑩受李嘉誠的邀請，到汕頭大學創辦新聞學院。因仰慕陳婉瑩，李梓新來到這所新成立的新聞學院從事新聞和公關工作。在汕大工作期間，他結識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的前制片人、CNN戰地記者，生平第一次出國，帶領過學生去美國報道大選，頻繁往來于香港和內地之間。

眼界一點點被打開，李梓新離故鄉越來越遠。在倫敦大學學院攻讀了碩士學位后，他又為了陪伴孩子讀書，舉家搬到了倫敦。還未完全在倫敦站穩腳跟，疫情就迎面襲來打得他措手不及。諸事停滯，壓在心底的對故鄉的牽念浮起，李梓新萌發了用英語去寫潮汕的念頭。

“在英文世界，這些祖先，我的父母，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個陌生人，對于陌生的英文讀者，我用這門陌生的語言，可以更加獨立地去描述他們。在敘述和被敘述之間，我和他們獲得了適當的距離，而不會背負上中文世界里早已被界定和概括的親情包袱。”李梓新在《出潮入海》中這樣解釋。參加了幾個創意寫作工作坊后，他仍未滿足，申請上了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創意非虛構寫作專業，與知名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石黑一雄成為校友。

李梓新的英文寫作從對他最有精神象征意義的潮州老厝開始。那是曾祖父發達后建起的房子，在住房緊張的年代，曾祖父子嗣中的四個大家庭棲身其中。宅子中間的灰埕擺了若干褐色水缸，蓮花、芍藥、文竹和夾竹桃在缸中安靜生長，與旁邊擺放的芍藥和地上的石蓮構成了一個植物王國。受語言能力所限，李梓新沒有太多生動的形容詞去描繪這個兒時最初的游樂園，但發現僅僅是把這些名字事無巨細地擺放在一起，把綿密的細節串聯成章，就已經在英語里構成了獨特的語感和空間感。

他也很快發現，“英文世界的讀者對細節是貪之不厭的”。UEA的同學對他筆下關于潮州老厝的一切人和事都倍感興趣，在學習和彼此交流中，他開始用一種從未嘗試過的非虛構方式寫作，“以自己為主體，勇敢呈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總想著藏在事實后面，暗暗觀察”。

他從記憶中打撈出一個又一個細節，又在歷史文獻中發現家族史中語焉不詳的部分居然與一段被遺忘的潮汕歷史有所勾連。清末民初，李梓新的曾祖父通過刺繡抽紗一舉發家；1950年代之后，公私合營，他的阿公和父親相繼成為抽紗公司的員工，母親則為抽紗公司附屬機繡廠的計件工人。早在民國時期，抽紗就是潮汕地區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980年代初，抽紗再次為國家創造了大量外匯，是潮汕地區參與人口最多的產業之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數次出現女主角淑柔手捧繡棚刺繡的場景，記錄下了潮汕人關于刺繡抽紗的集體記憶。

潮汕與外部海洋世界的自由流動在20世紀下半葉一度中斷，人們早已遺忘抽紗的緣起與西方傳教士有關：抽紗是一門融合意大利、墨西哥等地區工藝的紡織技術，由美國傳教士耶琳夫人在19世紀末引進潮汕，本地女性基督徒林賽玉習得后把它與刺繡結合起來，發展出獨特的潮汕抽紗，物美價廉，很快受到海外市場的青睞。

在寫作過程中，李梓新漸漸意識到，“離散”是潮汕故事的母題：“即使在‘下南洋’的大門關閉之后，我的父母，其實也在去海南的十年間選擇了和潮汕的離散。”一位英國同學讀了他的文章后告訴他，第一次感覺“離散”（diaspora）這個詞似乎帶有一點被動性，而西方人的遷徙很少有這種感受。另一位英國同學說，“放逐和回歸”是具有世界性的故事主題。

2024年年底回國后，李梓新用了一年的時間寫《出潮入海》。他在英國學習非虛構創意寫作的經歷既構成了書中重要的敘事線索，也為他的寫作本身提供了新的方向。他經常和一位加拿大的寫作朋友珍妮探討寫作問題，對方看了他的書稿，提出這本書應該屬于“混合回憶錄”（hybrid-memoir)——一種糅合了個人敘事、歷史和社會分析的，此前在中文世界中罕見的文體。對于李梓新來說，在潮汕成為“顯學”之后書寫家鄉，他還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獨特文化的根源，潮汕如何書寫自我？”

他仍在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

▲潮州西湖。受訪者供圖

02

潮汕在不同的語言里會有

不同的人格和存在感

南方周末：這本書出版的時間非常巧，剛好在《給阿嬤的情書》熱映當下。請談談寫作《出潮入海》的緣起？

李梓新：大概2022年的時候，我其實最早是想寫我在英國的經歷。當時我只想為自己而寫，都沒有覺得它是一個需要出版的東西。2024年年底回國，我想拓展在英國上創意寫作班期間的寫作計劃，繼續書寫潮汕、我的家庭和我的個人成長。當時我面臨的情況是，要在一年之內寫一本書，它的體量肯定比我的英文寫作更大，結構也不是很確定。

《給阿嬤的情書》上映后，大眾心理也有點變化，潮汕成為一個“顯學”，但我寫書的時候潮汕還沒有那么顯學。如果讀者想要在《出潮入海》里找到一些呼應他們需求的潮汕，未必能找得到。我寫的是那些很個人化的東西，一五一十地介紹潮汕不是我理解的非虛構寫作的審美。

南方周末：和初稿相比，成書進行了哪些調整？

李梓新：實際上寫到五萬字的時候，就開始感到別扭了。寫在潮汕的童年故事，因為有一定的距離感，你在文學性上是可以把握的。但如果要寫到近十年的個人經歷，就很容易寫得像簡歷，比如你會羅列做過的事；如果是寫那些做得不錯的事，又太像自夸了，這很尷尬。

但我不想把這本書處理成全部都是關于童年的回憶。之前我在英國用英文寫了一些關于潮汕的文章，用另外一種語言故事，尋找我的“潮汕性”。我覺得這可以說是同一個故事的一體兩面，是蠻有意思的，我就想把這兩條線交織起來，為這本書提供一種推動力。

初稿里以童年視角書寫的內容只有兩章，編輯張吉人看過后提出潮汕的部分還不夠，我就拓展到了四章，然后引入當下視角，通過描寫我在英國書寫潮汕，在課堂上引起了同學們怎樣的反應，再返回到記憶中的潮汕，兩條線一直交織到第十五或十六章。最后五六章里，我描寫了重返潮州的經歷感受。

寫作是有“聲音”的。《出潮入海》里，彼時的聲音是童年的我，此時的聲音相對來講就是在UEA學習創意寫作的我。彼地是記憶中的潮汕，此地就是離開潮汕之后的所有地方。彼時此時，彼地此地，彼我此我，至少有八個不同組合供我考量如何去寫。英文中有時態的明確區分，這種不同時空的感受就比較強烈。

南方周末：所以這本書有點像是一個關于你的英文潮汕故事寫作的“元文本”。你的英文文章和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區別大嗎？

李梓新：文本本身有很大的差別。首先英文的文本沒有那么長，其次《出潮入海》并不是直接把英文文章翻譯過來，書中唯一靠近“翻譯腔”的部分是和兒子返鄉掃墓的那個章節。當然，書中寫到的很多事情我已經在英文文章中寫過，比如潮州老厝的環境，抽紗的家族史，阿公爬上五樓，來我們家吃了年夜飯就匆匆離去的事情。

后來我問了我爸，他說這就是潮州當地的習俗——老人要在每個子女家都吃年夜飯，這樣才會家族興旺。寫英文文章的時候我還沒有跟我爸求證過，開始寫書后我回潮汕，有了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印證記憶、收集素材。

先用英文去寫自己的家鄉，然后在中文世界里這樣寫作，尤其是非虛構寫作，還不算很多。當一座城市被另一種語言表述，它可能也獲得了一種所謂的世界性，或者一種新的人格。我們沒有太多地想到，城市在不同的表述里會有不同的人格和存在感。

▲UEA校園。受訪者供圖

03

我們對個人化表達的接受程度在提升

南方周末：在UEA學習創意非虛構寫作的經歷讓你對非虛構寫作產生了哪些新的認識？

李梓新：很深的一個感受是，絕對不能寫成事實的堆砌。作者的“聲音”是從內在情感里生發出來的，事關作者觀察到了什么，如何理解所處的世界。過去我們很容易把非虛構理解為對事實的忠實記錄和還原，但其實非虛構寫作需要提出一個議題（issue），再用你經歷過的事情去講述。

比如我們UEA的一位導師特莎·麥克瓦特（Tessa McWatt）寫過一本書叫《為我羞恥》（Shame on Me）。她身上有多元混血血統，她在書里把她身體的各個部位作為每章的主題。比如毛發、皮膚的顏色，甚至是臀部。通過描寫不同的身體部位她提出了一些“身體政治”的議題，然后用成長中的事情或者后來搬到倫敦后的經歷來敘述。非虛構寫作不是論證，論證就變成學術寫作了；議題也不等同于主題，而是一種在寫作中對自我表達起到很大推動作用的抓手。

在西方的語境里，個人化的表達也有普適性的力量，讀者能夠在個人化的表達里尋找自己能夠與之共鳴的感情。但我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中文語境里讀者的期待是，少一點個人化的表達，更希望看到學術化的深度分析。《出潮入海》的豆瓣短評里流露出一點點這樣的意味。以情感為驅動的寫作可能會被認為不夠深刻。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寫道：“在中文寫作里，特別是非虛構寫作中，大多數讀者傾向于將史料、背景大段大段地放置其中，成為主體，相對回避個人感受。而在英文寫作世界，似乎這些專業作者都想讀到、感覺到你那細如毛發的心思。”你是怎么看其中的文化差異的？

李梓新：我認為中國人對個人經驗是有一定懷疑的，我們傾向于認為自己和他人的差別很大。近十年來我們會在互聯網上看到，人們傾向于認為，那些名人、KOL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是和我們背景不同的，他們能跟我們一樣嗎？我們追求的是整齊劃一的美感。西方人對個人化的重視亦有其弊端，就是對權威的不信任，最終他們只能信任神性層面的東西。這種不信任其實也給西方社會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

不過，現在我們對個人化表達的接納和包容在變強，比如說近年來素人寫作的流行。以前，我們多多少少會認為能出書的人必須是學者、記者或得到某個機構背書的權威。現在我們確實在往更加認可個人化表達的方向走。我從2006年開始關注這個，當時我做了一個自己的新媒體，邀請寫作者來書寫自己的故事，后來“三明治”成立了就更是如此。我們覺得，個體的聲音是很有意思、重要的。這個趨勢逐年在漲。

南方周末：個人化的表達要如何與更廣泛的讀者群體產生共鳴呢？

李梓新：不能完全變成一個很自我的東西，寫作終究要與讀者產生關聯。舉例來說，現在“三明治”接到的投稿中有很多講述苦難的故事，女性的苦難、疾病的苦難等等。但這種苦難敘事如何變成有力量的東西，讓別人從中看到些什么，思考些什么，能達到這樣寫作高度的人不見得特別多。

我也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想，和別人產生關聯的東西是什么？我個人認為，離散或者遷徙是一個與讀者有點關聯的主題。我寫到了歷史上來到潮汕的傳教士的遷徙，我父母作為知青的離散，以及我自己的“出潮入海”，無論是去上海、香港還是英國。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人是能夠對這種遷徙有感覺的。現在有了《給阿嬤的情書》，潮汕地區以外的人也建立起了“下南洋”的概念，它變成了一個值得述說的話題。

▲李梓新和ARVON工作坊同學在山間。受訪者供圖

04

非虛構寫作的邊界在不斷拓展

南方周末：在我的印象里，何偉、梅英東等一批美國作家書寫當代中國社會的非虛構作品譯介到國內以后，“非虛構寫作”逐步受到關注。你是怎么理解非虛構寫作的？

李梓新：在汕頭大學工作的那四年里，我用WordPress搭建了一個給普通人發表文章的平臺，那是“草根媒體”（grassroot media）開始嶄露頭角的年代。一位如今非常活躍的歷史作家就在我的平臺上發表過文章，他那時就已經是很好的寫作者了；一個《華爾街日報》華盛頓辦公室的實習生寫了很多辦公室見聞；還有一個移民到澳洲的朋友寫了如何在墨爾本找房子的經歷。我覺得這些都是新聞啊，但那時還沒有意識到它屬于非虛構寫作。

后來了解到非虛構這個概念，我也沒有很意外。與此同時，我也一直沒有太糾結于如何定義非虛構。我不像很多人那樣認為非虛構就得是100%的真實，寫作中哪里有100%的真實？《尋路中國》中的“我”就是100%的何偉嗎？當然不是。但他描寫的東西就不是真實嗎？它也是真實。

我認為把非虛構寫作放在文學的范疇內，會有更大的空間，它不應該只被認為是新聞的某個子集。其實新聞反而是非虛構的一個子集，比如深度報道（long-form journalism）。非虛構可以和小說、詩歌、劇本并列，成為一種文學類型。旅行寫作、科學解釋性報道、人物傳記，甚至是有爭議的歷史非虛構，都可以算作非虛構。它可以拓展的邊界還有很多，也不斷有新的發展。

這些年日本還出現了非虛構小說。很多人對這個條目嗤之以鼻，我的理解是，作者根據某個真實事件，去想象一些對話。讀者在閱讀中既能得到文學上的審美感受，又能增進對某個真實事件的了解。

南方周末：作為寫作平臺“三明治”的創始人和國內較早開始關注、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人，你如何評價中文非虛構寫作在過去十多年里的發展？

李梓新：到了2015—2016年的時候，很多人在寫類似于《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這樣的特稿。當時“三明治”也培養了幾個作者，我們一度成為那些非虛構寫作平臺的其中一個，也出過10萬+的爆款文章。

但到了2018—2019年，我開始覺得這樣的寫作也變得程式化了。你采訪幾個人，寫一寫諸如“XXX住進地下室”“中產怎么怎么了”之類的文章，大眾仍然被工具化，被采訪的人缺乏主體性。所以我后來轉向讓寫作者去寫自己的故事，鼓勵他們拿回為自己發言的權利。

我仍然對第三人稱調查類報道有敬意，但我認為素人寫作者進行這樣的寫作并不容易，需要非常多的專業支持。學習第一人稱非虛構寫作是更好的途徑，后來此類寫作的出版旺盛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機構媒體漸漸開始意識到第一人稱自述的力量，比如馮遠征的《我穿墻而去》。

南方周末：從你在英國結識的老師、同學的反應來看，對中國文化、歷史的陌生并不妨礙他們理解一個中國作者書寫的故事。你在書中以歐大旭為例，談南洋華裔作家在英文世界出版有更大的優勢。請再展開談談？

李梓新：他們其實蠻感興趣的，東方的審美對他們來說很新奇。相對來說，現在東方審美的主流代表還是日本，中國的很多東西他們還不了解，這里就有大量的寫作空間。其實普通西方人對中國沒有“有色眼鏡”，他們能夠欣賞中式審美。

有影響力的南洋華裔作家的數量比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要多，后者可能現在兩只手就能數得過來：李翊云、郭小櫓、顏歌、馬凌云、王葦柯、錢佳楠……另外，南洋華裔作家的英文基礎普遍比中國大陸作家好，而且他們的寫作算是殖民地文學，更容易被納入英語文學的框架。

我很喜歡閱讀他們的作品，但又覺得他們代表不了來自他們族裔本源的中國大陸的聲音。歐大旭寫過《碼頭上的異鄉人：一個家庭的肖像》（Strangers on a Pier: Portrait of a Family），就是他的祖輩在異國他鄉扎根的故事，但他其實寫不到我們這邊的事。如果有可能，我們應該去補足這個聲音。

南方周末：關于來自南洋華人重要源流的潮汕本土作家如何書寫潮汕，與更廣大的讀者產生聯結，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嗎？

李梓新：需要具備一種獨特的聲音。最近很多人在討論薩莉·魯尼小說《間奏曲》的翻譯問題，去比較譯文和原文。但其實原文的文本本身就是很有特點的，這個特點好壞當然可以見仁見智，它至少是具備獨特性的。

對于英文是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的寫作者來說，英文寫作肯定是不容易的。當然，現在人工智能可以有一些寫作建議，但我有時候也會懷疑：人工智能當然能寫得比我地道，但它真的能代表我的聲音嗎？我們不是英文母語寫作者，但我們的聲音在英語世界就是獨特的，這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校對：吳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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