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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芘屬于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的一級致癌物。依據島內規定,食用油脂中苯并芘限量標準為2.0 μg/kg。而中聯油脂生產的第一批大豆沙拉油,被檢出苯并芘數值高達 8.1 μg/kg,超標達4倍。截至7月中旬,食藥部門已確認共有 5個批號的油品不合格,涉及油品總量達數百甚至數千噸。受波及的下游餐飲、食品制造、學校及零售賣場等業者,累計已突破 1000家,下架回收的產品多達數萬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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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最令人氣憤的是中聯油脂管理層在明知檢測結果異常的情況下,所做出的主動隱匿決策。中聯油脂成立于1995年,是由泰山企業、福壽實業與福懋油脂三家島內食品巨頭共同出資設立的,其大豆沙拉油在島內市場占有率超過3成。而中聯油脂現任總經理余凌沖,系由龍邦集團指派。6月15日,余凌沖召集泰山、福壽及福懋油代表召開“品保聯系會議”。當時,會議記錄顯示,各方代表已經明確知曉油品致癌物嚴重超標。余凌沖在會上做出了“不公開、不停線、繼續復驗”三大蓋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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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隱匿? 因為6月24日是中聯油脂召開股東大會及董事改選的關鍵節點。如果該食安問題在6月15日前后曝光,勢必導致泰山、福壽、福懋油三家上市公司的股價出現劇烈波動,甚至可能直接顛覆當時正在進行的經營權布局與董事席次分肥。為了確保大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余凌沖等公司上層不惜以“15天的要命空窗期”為代價,放任數千噸致癌毒油源源不斷地流入市面,被不知情的消費者食用。即使到了6月30日(股東大會結束、經營權穩固后),中聯向衛福部門通報時,依然采取了“避重就輕”的策略,將原本1289噸的實際產出量,謊報為522噸,企圖降低外界關注度和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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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新聞面對面》交鋒中,焦點在于“7月3日賴同框涉毒油案業者”與“2020年盧秀燕同框涉毒油案業者之間的時間性差異。
根據媒體公開報道的時間軸:
- 7月1日:中聯油脂的致癌毒油事件已正式被臺衛福部門通報并見諸報端。
- 7月3日:賴出席臺北寵物展,期間與中聯油脂大股東福壽實業的董事長洪堯昆(后因涉毒油案被檢調約談,并被裁定以1000萬元新臺幣交保)同框剪彩。
- 7月10日前后:洪堯昆正式被檢調傳喚并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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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黃揚明與綠營民代李坤城,針對毒油風暴的關鍵時間點展開激烈交鋒,不料過程中黃揚明卻一度情緒失控、憤怒拍桌狂飆,連主持人謝震武都看不下去,畫面曝光后引發討論。
黃揚明與李坤城近日在節目《新聞面對面》中火力全開,當時正針對毒油風暴的究責進行討論,藍營名嘴黃揚明率先指出,早在七月三號寵物展時,中聯的毒油風暴就已經正式爆發。 然而話音剛落,李坤城隨即提出質疑,犀利詢問黃揚明提到的洪堯昆,究竟有沒有跟盧秀燕同臺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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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質疑,黃揚明瞬間情緒難以克制,當場大聲斥責“那是五年前的事,你到底在講什么?”,甚至憤怒地連續對著對方狂吼“你在講什么嘛?”隨后更一巴掌拍在桌上。 李坤城則冷靜表示自己的意思只是提醒雙方應該要把時間序給找清楚、搞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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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綠營發言人吳崢在節目中面對黃揚明關于“臺衛福部門蓋牌隱匿、動作遲緩”的質疑時,拋出“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聲干嘛”的言論,更是將綠營刻在骨子里的那種傲慢推向了頂點。
黃揚明在《鄉民大學問》節目中將2026年的“中聯毒油案”與2014年的“頂新劣質油案”進行對比。他指出,2014年綠營還是在野時,對藍營食安漏洞采取了極其嚴厲的苛責姿態,要求相關行政人員道歉升職辭職,并進行全面徹查。
然而在當前的毒油案中,中聯油脂從5月中旬下游檢出苯并芘超標,到6月15日總經理余凌沖開會決定“蓋牌隱匿”,再到6月30日才向衛福部門通報,中途存在長達一個半月的監管盲區,且行政部門未在第一時間向大眾公開下游流向。黃揚明據此批評綠營的處理態度“又慢又怪”,指責衛福部門在刻意“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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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質問,作為綠營發言人的吳崢試圖從技術層面和執法流程進行防御,強調相關單位已在依規進行下架與后續查核。隨著辯論激烈程度上升,吳崢對黃揚明的連番追問表現出不耐煩,反問:“你跟我大聲干嘛?”黃揚明當即以受波及消費者的視角回應:“我是毒油案的受波及者欸,我不能大聲啊?我不知道我會吃到(致癌油)啊!現在有多少人受波及,你們綠營就這種態度!”此時,吳崢情緒失控,脫口而出:“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聲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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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在節目播出后瞬間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外界廣泛批評吳崢為“傲慢”、“無同理心”。次日(7月17日),綠營不得不出面發表聲明,承認吳崢的發言“流于情緒,用詞欠缺謹慎,愿深自檢討”,但聲明中同時聲稱,起因是“因應特定媒體人的情緒性攻訐”。針對這一“不情愿的道歉”,黃揚明回應:“沒錯,我有情緒,因為我是人,我在乎食安。”
針對這起事件,島內部分媒體和評論家多聚焦于藍綠攻防。但除此之外,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角度,可以得出以下更為理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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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業與供應鏈管理中,有一個經典的“1-10-100法則”:
- 預防成本為1:如果在原料采購、檢驗階段就阻斷風險,成本僅為1。
- 鑒定/攔截成本為10:如果產品在工廠出貨前被檢驗并截留,成本為10。
- 失敗成本為100(甚至1000):如果產品流出工廠大門,進入市面,其引發的召回、訴訟、商譽損失、罰款及健康醫療開支,將呈幾何級數暴增。
中聯油脂的總經理,顯然在決策時犯了大錯。他們為了在6月24日之前維持虛假的合規現象以保護短期股價,選擇將帶有致癌物的商品推向市場。
結果,這筆“外部化”的賬單在7月份被無情兌現:天價罰單,信用破產,高額的物理回收與商譽成本接踵而來,這起案例充分證明,在高度透明的現代資訊環境中,任何試圖將品質缺陷“蓋牌”的企圖,最終都會以“失敗成本”的千倍代價由企業自身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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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追問的深層次問題是:為什么在第一道防線上,相關監管部門未能提前發現問題?
島內資深食安學者指出,現行的食安篩檢機制存在嚴重的“滯后性”。監管部門的抽驗項目,往往是依據“過去已經發生過的危害”來制定的。例如,曾經發生過黃曲霉毒素超標,就加測真菌毒素;農藥殘留出過事,就加測農藥。像苯并芘這類在高溫提取、烘烤精煉或運輸倉儲過程中因環境污染、設備老化裂解產生的副產物,屬于“制程/環境產生的衍生物”。如果監管部門永遠等到事件爆發后才將其列入邊境必檢項目,那么建立的就不是“預警系統”,而是“食安事件的歷史紀念館”。
同時,現行的“自主管理”機制也暴露出了巨大問題。中聯油脂聲稱自己曾進行過三次自主檢驗,結果皆為“合格”。而下游南僑油脂自行檢測時,卻連續兩次測出超標。這說明所謂的“自主管理”在缺乏第三方獨立盲測和嚴格交叉比對的情況下,極易讓企業自我美化、規避合規責任。當企業利益與公眾健康相背離時,“自主管理”往往在第一時間就會被變形為“自主蓋牌”。
除了企業自身的責任,綠營在這場毒油案中所展現出的行政惰性與溝通失敗,同樣是核心誘因。從6月30日接到通報開始,衛福部門在長達一周的時間里未能及時、透明地向外界公布完整流向和受影響品牌名單,引發了民眾的無端猜測和慌亂。這種“蓋牌”行為不僅沒能保護企業,反而徹底透支了自身公信力。
在野對食安事件的質疑,本是促進修補與升級的正常手段。但綠營在面對質疑時,第一反應往往是開啟“泥巴戰”,試圖通過操弄來淡化自身的失職。這種應對方式不僅無法解決餐桌上的毒油問題,更進一步加劇了外界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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