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龍：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對《孫子兵法》的接受和運用——以詩作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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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契丹族裔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通過詩歌創作，生動展現了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運用。耶律楚材的詩歌強調“廟算”“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戰略思想，其子耶律鑄在詩中更多的是“奇正相生”“兵貴神速”等戰術思想。父子二人的詩作將孫子思想從漢文化經典轉化為指導實踐的思想資源，在多元文化交融中構建了獨特的文化認同。他們以詩歌為橋梁，把中原兵學智慧與北方民族軍事傳統相融合，豐富了中華兵學的表達形式，也見證了少數民族精英對中華文明的內在認同與創造性轉化。

關鍵詞：耶律楚材耶律鑄《孫子兵法》詩歌

文章出處：《孫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簡介：王希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特別委托項目（一般委托）“孫子文化與中華文明研究”（24CWTJ60）階段性成果。

宋遼金元時期，民族文化交融深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作為蒙古政權里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思想與活動一直是學界關注重點。綜觀現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為文學方面[①]；其二是人物與政治思想方面，探討耶律楚材以儒臣身份怎樣影響蒙古早期政治，推行漢法[②]；其三是家族與文化認同方面[③]。這些研究為深入認識耶律父子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廣闊視野。本文以《孫子兵法》為理論框架，梳理耶律父子詩文中的兵學思想，并將之置于中國兵學傳承與發展的脈絡里去考量，這樣有助于較為完整地把握他們的思想體系。這一探討也能具體呈現出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華古典兵學如何被少數民族精英所吸收、運用，并在這個過程中融入新的歷史經驗的圖景。

一、耶律楚材父子接受《孫子兵法》的歷史背景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思想與文學現象的產生，都深植于其特定的歷史土壤。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作為契丹裔士人，卻能在其政治實踐與文學創作中對漢文化兵學經典《孫子兵法》嫻熟運用并有所創見，這一現象本身便是宋遼金元時期民族文化大交融的縮影，他們接受孫子兵學具有歷史必然性與個人主動性。

宋遼金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空前規模的民族碰撞與融合時期。北方草原的蒙古勢力崛起，先后覆滅了西夏、金與南宋，建立了囊括眾多族群的龐大帝國。在這一歷史變局中，像耶律家族這樣原屬遼朝皇族后裔、后又仕于金元的“世侯”或文士，其身份具有典型的過渡性與復合性。他們既保有本民族的文化記憶，又長期浸淫于漢文化之中，同時親身經歷金元鼎革、天下一統的歷史進程。這種復雜的政治格局與民族關系，打破了單一的文化界限，為不同民族間的知識流通與思想借鑒提供了客觀條件。一方面，戰爭與統治的迫切需求，使得任何有助于“取天下”與“治天下”的知識與技術都獲得了流通價值，《孫子兵法》作為歷經千年檢驗的兵學經典，其在亂世中的實用價值愈發凸顯，自然成為包括耶律父子在內的各族政治家、軍事家所共同汲取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政權鼎革之際，舊的意識形態約束相對松弛，為不同文化間的借鑒與融合提供了縫隙。耶律父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對《孫子兵法》進行了接受和運用。

耶律氏家族自身的文化選擇特別關鍵。這一家族從遼初開始，對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一直保持深入認同與學習。東丹王耶律倍首開風氣，他在立國之初就向遼太祖建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④]，推動建立了孔子廟，確立了尊儒的家族風氣。耶律倍精通《左傳》，他曾“令人赍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⑤]，奠定了家族深厚的文化修養基礎。耶律倍在治理東丹國時“一用漢法”，這是他把儒家理念應用于政治實踐的早期嘗試。另外，耶律倍對兵學亦有著一定程度的實踐，他曾隨軍征渤海國，在遼軍奪取扶余城后，遼太祖欲馬上清查戶口，耶律倍勸諫：“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⑥]這一建議體現了他敏銳的軍事洞察與政治遠見，他還翻譯過《陰符經》，李筌稱這部書包含“強兵戰勝之術”的成分[⑦]，說明耶律倍對兵學理論有直接的接觸與興趣。值得強調的是，關于《孫子兵法》在遼代的傳播，雖然明確記載不多，但兵學思想的載體是多元的。“言兵者不止于兵書，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都有涉及兵學的內容，漢文典籍在遼的傳播也就必然地帶有兵學的成分。”[⑧]宋遼和平時期，中原文獻廣泛流入遼地，蘇轍使遼時就發現宋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在遼境“無所不有”[⑨]，這當中自然不乏論及軍國利害的篇章。漢族士人參與遼軍政事務，這也是中原兵學思想北傳并得以付諸實踐的重要通道。自遼初開始，韓延徽等漢族士人就成為契丹統治者的重要謀士。“漢族士人和武將在遼朝或參謀軍機，或率兵打仗，甚至擔任樞密使等要職，必然將中原漢族兵學思想帶入契丹。”[⑩]這給后來像耶律父子這樣的少數民族精英學習中原兵學，鋪墊下潛在的知識環境。到了金代，耶律楚材的父親耶律履，將家族的儒學修養推向了新的高度。耶律履以“通儒”聞名，史書記載他“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于《易》《太玄》”。他借助精通契丹、女真文字的長處，參與金世宗時期“譯經史”的文化工程，將儒家經典譯為少數民族文字，促進儒學在北方的深入傳播。他還積極運用儒術影響政治，曾給金世宗進獻司馬光的《古文孝經指解》，勸導時為藩王的金章宗研讀《尚書》《孟子》這些承載“圣賢純一之道”的經典。耶律履在朝廷“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呈現出儒家士大夫的品格與風骨。耶律履奠定的家學傳統，在他的子輩中得以延續且有多方面的體現。長子辨才“資倜儻，軀干雄偉”，長于武略，以射箭技術見長，投身軍隊后多次立下戰功，擔任過許多軍職，積累了豐富的軍政實踐經驗。次子善才“資雅重，讀書知義理”，走的是文臣的道路，長期擔任中央與地方官職，以清廉謹慎聞名，并且在金末汴梁危難之時選擇為國殉難，踐行了儒家的忠節觀念。[11]季子耶律楚材從小就承接了家學，“十三學詩書，二十應制策”[12]，“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13]，他的知識體系與價值認知已經深深扎根于儒學傳統，故能在蒙古政權中以“治天下匠”自稱，推行“以儒治國”的策略。至于耶律鑄，是在他父親耶律楚材的培養下，對這一家學傳統進行傳承和實踐。耶律楚材曾作《為子鑄作詩三十韻》，教導他“儒術勿疏廢，祖道宜薰炙”[14]。《元史》本傳記載他“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15]，展示出文武兼備的家風延續。耶律鑄成長在蒙古政權逐漸漢化之時，他繼承了其父溝通蒙漢文化的橋梁角色，通過自身的仕途與軍事實踐，將家族積淀的文化資源運用于軍政事務之中。

可以說，耶律楚材父子對《孫子兵法》的接受，是時代潮流、家族傳統以及個人際遇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處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前沿，這為他們深刻領悟且自如運用《孫子兵法》，打下了堅實的歷史和思想基礎。

二、耶律楚材父子詩歌關于《孫子兵法》的書寫

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并不是專門的兵學家，他們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與富有才情的文學家。他們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理解，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之中，形成了一種文學化的兵學書寫。這種書寫超越了簡單的概念套用，把孫子的戰略智慧內化成他們觀察時局、思考軍事與政治的思維框架，并通過精煉的詩歌意象與典故自然地呈現出來。

（一）耶律楚材詩歌中關于《孫子兵法》的書寫

耶律楚材作為蒙古帝國早期的核心執政者與軍事謀臣，他詩歌中反復出現的關于“廟算”的書寫，反映出他對戰略謀劃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他將《孫子兵法》中的戰略思想運用于軍政實踐的自覺意識。“廟算”一詞源于《孫子兵法·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16]。意指戰前在廟堂之上對敵我雙方各種條件進行周密權衡比較，從而制定勝算更大的戰略。耶律楚材詩中多次援引這一概念。在《除戎堂二首·其一》中他寫道：“除戎堂主震威名，一掃妖氛消未萌。不出戶庭成廟算，折沖樽俎有奇兵。何須公瑾長江險，安用蒙恬萬里城。坐鎮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復塞塵驚。”[17]這首詩題為“除戎堂”，取自《易經》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18]，意思是指整備兵器以防不測，耶律楚材借這個題旨，在詩中進一步強調“廟算”在軍事上的重要作用。“不出戶庭成廟算”一句，化用《孫子兵法》廟算思想，強調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智略。“折沖樽俎”典出《晏子春秋》，指在酒宴談判間制敵取勝，詩人以此暗合孫子“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全勝”思想，將外交斡旋視作“奇兵”之用，體現出他以智謀與政治手段替代單純武力征伐的戰略傾向。“何須公瑾長江險，安用蒙恬萬里城”，批判了依賴天險與軍事工事的被動防御思維，進一步凸顯“廟算”在戰略層級上的優先性。結尾“坐鎮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復塞塵驚”，則描繪出通過高層謀略實現邊境安定、兵戈不用的理想局面，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境界的詩意呈現。耶律楚材對“廟算”的推崇在其交游贈答之作中亦有體現。如在《張漢臣因入覲索詩》一詩中他寫道：“漢臣千里覲龍庭，欲使天皇致太平。十事便宜言懇切，三千貔虎令嚴明。好籌廟算如留相，莫憶鱸魚似季鷹。一統要荒君勉力，云臺須占最高名。”詩中“好籌廟算如留相”一句，以漢初張良運籌帷幄之典，贊譽張漢臣具備如留侯般的廟堂謀略之才，體現出耶律楚材對高層戰略籌劃能力的推崇。他的另一首詩《云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寫道“大權歸禁闕，成算出巖廊。”[19]詩中“成算出巖廊”一句，“巖廊”意為高大的廳廊，詩中借指朝廷、廟堂[20]，再次強調廟堂謀略對軍事行動的根本指導作用。

在《和張敏之詩七十韻三首》這首長篇詩作里，耶律楚材對《孫子兵法》的運用，呈現出從戰略到戰術的理解。他寫道“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儀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按堵無更肆，因敵不饋糧……”[21]詩作當中“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雖說并未直接使用“廟算”一詞，卻體現了相似的戰略預見思想。他描繪蒙古大軍的所向披靡：“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神兵速”這三個字，正是《孫子兵法·作戰篇》“兵貴勝，不貴久”，以及《九地篇》“兵之情主速”思想的生動體現，精準把握住了蒙古鐵騎憑借高機動性來展開迂回包抄、進行戰術穿插等特點。[22]“五事合天常”與《孫子兵法·計篇》所提出的“五事”道、天、地、將、法這一完整的戰略評估體系相對應，耶律楚材把兵家的理論框架與儒家“天常”觀念相融合，體現出他在儒家思想體系當中去理解和運用兵學智慧的思路。“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這兩句，體現了耶律楚材對《孫子兵法》最高戰略理想“全勝”的追求。“應兵無血刃”指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降虜自壺漿”則運用《孟子》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典故，描繪出了敵方百姓主動歸順、犒勞仁義之師的景象。這兩句詩一同構建了耶律楚材理想中的戰爭結果，也就是憑借政治優勢以及戰略威懾達成征服，而非單單憑借武力拼殺，這跟他在蒙古政權中推行“以儒治國”、勸阻屠戮的政治實踐相一致。“按堵無更肆，因敵不饋糧”，體現了他對《孫子兵法》后勤原則的具體運用，強調利用敵方資源補充己方，這與蒙古軍隊遠征時的實際補給方式高度契合，而“按堵無更肆”則描繪出了占領區市井安寧、商業照常的情形，這是對“因糧于敵”政策的補充，也反映出了耶律楚材注重保護社會經濟、維持正常秩序的治理理念。

此外，耶律楚材的筆觸進一步深入到具體的戰術場景與軍事訓練之中。《扈從冬狩》這首詩，記錄了蒙古皇室的冬狩活動，場面就像一場實戰演練：“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長圍不知幾千里，蟄龍震慄山神驚。長圍布置如圓陣，萬騎云屯貫魚進。千群野馬雜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23]詩里“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與《孫子兵法·謀攻篇》中“十則圍之”有一定的相通之處[24]，呈現出蒙古軍隊運用大規模包圍聚殲敵人的典型戰法。耶律楚材還對圍獵的具體部署進行了描繪：“長圍布置如圓陣，萬騎云屯貫魚進。”“圓陣”屬于古代兵法里一種攻防兼備的基礎陣型，《孫臏兵法·十陣》中即有“圓陣者，所以槫也”的論述，意思是圓陣能用在集中兵力進行環形防御上，同時也可以收縮包圍。耶律楚材用“圓陣”來形容長圍布局，生動地描繪出了圍獵隊伍的整齊與嚴密，而且揭示出了其戰術原理，也就是借助穩固的環形部署去預防獵物逃脫，達成全殲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楚材所描述的“萬騎云屯貫魚進”這種推進方式，其巧妙之處甚至可以跟《孫臏兵法》中對于破解圓陣的論述形成互文關系。《孫臏兵法·十問》專門針對擊破敵方“圓陣”的方法展開了論述：“擊此者，三軍之眾分而為四五，或傅而佯北，而示之懼。彼見我懼，則遂分而不顧。因以亂毀其固。”[25]也就是借助佯裝敗退來誘使固守的圓陣部隊分散、移動，在陣法松動之際去探尋破綻。而耶律楚材所描繪的“萬騎云屯貫魚進”——參與圍獵的軍隊如同云聚屯，又好似穿成一串的魚首尾相接、序列嚴整、整體壓上——正好避免了孫臏所指出的“分而不顧”的兵家大忌。這種緊密連貫、有序推進的陣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圓陣”的完整性與穩固性，讓敵人找不到可乘之機。這表明，耶律楚材很有可能以某種形式接受過《孫臏兵法》，并能把他對陣法的領會，自然地運用到對實際軍事行動的觀察與描繪之中。在他另一篇宏闊的史詩性作品《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中，耶律楚材把他對兵法的反思置于歷史長河之中。詩文“興亡千古事，勝負一枰棋。感恨空興嘆，悲吟乃賦詩……朝廷嚴袞冕，郊廟奏塤篪。校獵溫馳射，行營習正奇……”[26]中，“行營習正奇”這一句化用《孫子兵法·勢篇》的核心戰術概念：“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27]耶律楚材指出，就算是在和平時期的行營訓練里，也始終貫穿著“奇正”戰術。這是對蒙古軍隊靈活多變、出奇制勝的戰術根源的揭示，也是他從歷史維度對兵法實踐重要性的強調。

耶律楚材對《孫子兵法》的書寫有著多層次、多維度特性。從宏觀的“廟算”“全勝”戰略，到具體的“兵貴神速”“正奇”等戰術，再到“因糧于敵”的后勤原則，他熟練地運用兵學概念，將其轉化為觀察與思考軍事實踐的思維框架。這種書寫源于他親身參與蒙古軍事征伐與政權建設的實踐經驗，是他把兵學智慧、歷史反思與現實觀察熔鑄于詩歌藝術當中的獨特創造。耶律楚材的詩歌，因此成為其匯聚政治家眼光、軍事家謀略與詩人才情的重要載體，生動呈現了孫子兵學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生命活力與跨文化影響力。

（二）耶律鑄詩歌中關于《孫子兵法》的書寫

耶律鑄身為耶律楚材之子，他的詩歌創作亦呈現出對《孫子兵法》的深刻領悟與靈活運用。他繼承了家族深厚的漢文化修養，并且將兵學智慧融入詩歌意象與敘事里面，凸顯出他對孫子戰略戰術的吸收與文學表達。他的詩作題材廣泛，包含贈別、凱歌、戰場紀實等，以下結合具體詩作來分析耶律鑄詩歌中有關《孫子兵法》的書寫。

在《送寧朔》一詩當中，耶律鑄寫道：“說從薛燭授吹毛，從事孫吳與六韜。應策騰空調赤電，驚弦裂石試烏號。鼎魚幕燕由西極，假氣游魂在北郊。擊惰搗虛元有策，必須先直取窠巢。”[28]這首詩為贈別之作，以兵學意象勉勵友人。首句“說從薛燭授吹毛”借用薛燭論劍的典故，暗喻友人精于技藝，“從事孫吳與六韜”則直接點明友人對孫武、吳起兵法和《六韜》的研習，體現了耶律鑄對先秦兵學傳統的推崇。詩中“擊惰搗虛元有策，必須先直取窠巢”一句，集中體現了耶律鑄對《孫子兵法》戰術思想的融合運用。“擊惰”是《孫子兵法·軍爭篇》“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的深度概括，強調在敵軍士氣懈怠、兵力疲憊時發動攻擊；“搗虛”則呼應《孫子兵法·虛實篇》“避實而擊虛”及《計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原則，主張集中兵力打擊敵方薄弱與要害。[29]反映了耶律鑄對主動進攻、集中兵力打擊敵人弱點的戰術認同。

耶律鑄對“奇正”戰術的書寫尤為突出，這在其詩中多有體現。例如，《后凱歌詞九首·其六·降王》中寫道：“控黃龍戍爭雄地，登白龍堆摶戰場。奇正相生神算在，糞除勍敵獻降王。”[30]全詩以戰場勝利為背景，“奇正相生神算在”一句，呼應《孫子兵法·勢篇》中“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31]，強調戰術變化無窮、正奇互用的神妙算略。詩中“糞除勍敵獻降王”的結局，正是通過奇正相生的戰術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另一首《古戰城南》則更具敘事性：“結陣背南河，指顧望城北。冠軍申號令，謂彼是勍敵。今朝一戰在，有國與無國。但得社稷存，此命不足惜。風云為動色，士卒為感激。奇正遽雷合，橫沖奮霆擊。雌雄勢未決，忽忽日將匿。以劍指羲和，揮戈呼天日……”[32]詩中“奇正遽雷合，橫沖奮霆擊”生動描繪了正兵與奇兵如雷電般結合、迅猛沖擊敵陣的場景，這與《孫子兵法·勢篇》中“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相契合[33]，強調戰術運用的靈活性與突發性。耶律鑄通過“奇正遽雷合”的意象，揭示了兵法中奇正轉換的動態過程，體現了他對奇正戰術的深入把握。

耶律鑄對《孫子兵法》“速戰”與“機動”思想的書寫，在《后凱歌詞九首·其七·科爾結》中有著鮮明體現：“初若疾雷威似虎，復如脫兔速于神。想當持節為飛將，秪是今如著翅人。”[34]詩中“復如脫兔速于神”化用《孫子兵法·九地篇》中“后如脫兔，敵不及拒”的意象，強調軍隊在行動中應如脫兔般迅捷，使敵人措手不及。這與孫子“兵貴勝，不貴久”“兵之情主速”的原則一致，反映了耶律鑄對蒙古騎兵高機動性戰術的觀察與認同。

耶律鑄對《孫子兵法》的運用還深入到對軍隊組織和戰場指揮的描繪中。在《賢王有云南之捷》一詩中，他寫道：“詔出甘泉總六軍，渡瀘深入建元勛。旌旗蟠地慘遮日，金鼓震天寒攪云……”[35]其中“旌旗蟠地慘遮日，金鼓震天寒攪云”一聯以宏大意象渲染軍威，化用《孫子兵法·軍爭篇》的治軍眾之法：“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36]耶律鑄以“旌旗蟠地”“金鼓震天”的形象描繪，生動詮釋了孫子所強調的通過統一的視覺與聽覺信號來指揮大部隊、實現行動一致的軍事原則。

此外，在《戰城南》一詩中，耶律鑄進一步拓展了對孫子“全勝”思想的闡釋：“自來古戰場，多在長城南，少在長城北。茫茫白骨甸，如何直接黃龍磧。或云是從漢武開西域，耗折十萬眾，博得善馬數十匹……明皇不慮漁陽厄，萬里孤軍征碎葉……圣人有金城，貴謀賤戰不戰屈人兵。”此詩以歷史反思為基調，結尾“圣人有金城，貴謀賤戰不戰屈人兵”引用《孫子兵法·謀攻篇》中“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批判了歷史上窮兵黷武的教訓，強調謀略優于硬戰。耶律鑄通過對比漢武帝、唐明皇的擴張政策與元初“平江南”的勝利，突出“貴謀賤戰”在實現“帝王真統業”中的核心地位，體現了他對孫子“全勝”戰略的推崇。同樣，在《后騎吹曲詞九首·其八·邏逤》中，耶律鑄寫道：“磨崖金字昆侖頌，勒石銀書邏逤銘。且述要知方略在，圣人不戰屈人兵。”[37]此詩以銘功為主題，“圣人不戰屈人兵”再次強調“不戰而勝”的至高境界。

耶律鑄的詩歌在繼承耶律楚材兵學書寫的基礎上，拓展了對《孫子兵法》的書寫與運用。他對“奇正”“速戰”等戰術概念的文學化表達，以及對“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思想的高度推崇，呈現出了兵學智慧在詩歌之中的鮮活生命力。他的詩作是個人才情的體現，同時也是宋元之際民族文化交融與兵學知識傳播的生動見證。

（三）耶律父子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分野

總體來看耶律楚材和耶律鑄父子二人的詩歌創作，他們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書寫呈現出一脈相承又各具特色的樣貌。這種同中有別的特征，源于二人不一樣的歷史背景、政治角色和個人經歷，共同構成了元代初期少數民族士人群體對中華兵學傳統接受與轉化的生動畫面。

就書寫重心和風格而言，耶律楚材的詩歌更多地體現了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思維特質。他的詩作側重于“廟算”“伐交”“全勝”等宏觀戰略以及根本原則的闡發，目的在于“以儒化兵”，把兵學智慧有機融入到他自己的政治實踐當中，服務于使新興王朝穩定、減少戰爭破壞這樣的宏大目標。與此相對應，他的詩風一般顯得沉郁厚重，說理性較強，體現了他作為帝國制度奠基者的深遠考量。反觀耶律鑄，他的詩歌則更多地展現了軍事統帥的觀察視角。他多專注“奇正”“速戰”“擊虛”等具體戰術原則，意象更為具體，畫面動感十足，展現出他對臨陣機變的敏銳把握。

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二人職位與經歷的不同。耶律楚材身為運籌帷幄的宰相，長期處于決策中樞，他的視野自然聚焦于王朝奠基與長治久安的根本大計，他更多的是用文治來管理國家，靠謀略來取得勝利，曾在《扈從羽獵》這首詩中自嘲“自笑中書老居士，擁鼻微吟弓矢廢”[38]。道出自己作為文臣、遠離戰陣的身份特征，這也恰恰說明他更注重在廟堂之上運籌謀劃，而非親臨戰陣指揮。而耶律鑄則多次統兵作戰或扈從征伐[39]，他的身份更貼近軍事行動的實踐層面，故其詩筆能深入戰術執行的具體細節。同時，時代背景的變化也是重要因素。耶律楚材主要活動于蒙古大規模開拓、迫切需要建立統治秩序的時期，他運用《孫子兵法》帶有強烈的頂層設計色彩；耶律鑄則更多參與到元朝建立后的鞏固與征伐之中，他的詩歌對兵法的反映，更著重于既定戰略下的戰術執行與軍事經驗的總結。

然而，超越這些具體差異，父子二人共同彰顯了《孫子兵法》作為超越族群界限的普遍智慧，在宋元鼎革、民族交融的歷史洪流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與適應性。他們均非簡單地、教條式地征引兵書文本，而是將兵學思想內化為自身觀察、思考與表達世界的一種方式，并嫻熟地運用詩歌這一典型的漢文學形式加以呈現。他們的創作實踐充分證明，源自中華文明的經典兵學，已然成為包括契丹族裔在內的各族精英共同的知識構成與思想資源，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持續發揮著指導實踐、啟迪思想的作用。

總的來看，耶律楚材與耶律鑄父子二人的詩歌，從戰略與戰術、廟堂與沙場等不同維度，共同完成了對《孫子兵法》在蒙元時期接受史的文學書寫。他們的詩作，是個人才情與家族學養的體現，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兵學文化，在多元一體國家形成過程中生命力與影響力的切實見證，為后世理解這一時期的文化交融與思想傳承提供了珍貴的文學文本。

三、耶律楚材父子兵學思想對蒙元用兵的影響

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及運用，并非僅僅體現在詩文當中，同時也融入到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實踐當中。在蒙元多民族政權建立的過程中，他們身為契丹后裔，主動學習中原兵學，并把它轉化成影響國家軍事策略的思想資源。他們的兵學思想，通過上疏進言、帶兵作戰以及詩歌創作，實實在在滲透到蒙元時期的戰爭決策與軍事行動中，成為連接用兵之道和治國之策的橋梁。耶律楚材的軍政生涯開始于成吉思汗時期，而他的兵學思想切實影響帝國實踐，主要在窩闊臺執政之時。在蒙古滅掉金國及南下作戰的過程中，耶律楚材多次運用《孫子兵法》所強調的“全勝”“伐謀”等思想，來影響蒙古最高統治者的戰爭決策。這里面最顯著的，當屬汴京圍城后政策的轉變。1233年，蒙古軍攻破汴京，大將速不臺請求屠城，以此懲罰金人持久抵抗。耶律楚材立即進言勸諫說：“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這話看似是從功利角度出發，實際上融合了孫子“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的戰略觀與儒家保民思想，他指出，“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城，屠之則實利盡失。窩闊臺采納了他的建議，下達詔令停止屠城，汴京百萬生靈得以保全。耶律楚材這一舉措改變了蒙古軍隊以往“克城必屠”的慣例，也標志著以“得地”兼“得民”的治理思維開始進入蒙古軍事決策層。這種“伐謀”與“全勝”的思想，在他后續的建策中一以貫之。金亡后，秦、鞏等二十余州憑借險要地勢堅守，連續多年沒有被攻克。耶律楚材把其中的關鍵問題看清楚后，上奏說明：“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40]窩闊臺聽從他的建議下詔赦免，各州果然接連打開城門投降，山外之地迅速平定。耶律楚材此類建言，并非孤立事例，而是其一貫主張的體現。他逐漸讓蒙古高層對征服以及治理形成了新的認識，也為后來忽必烈南征時推行招撫政策奠定了一定的理念基礎。他詩歌中所表達的孫子兵學全勝、伐謀等理念與他反對濫殺、主張安民的實際作為是互為表里的。

在后勤保障與戰略規劃方面，耶律楚材的舉措雖沒有直接援引《孫子兵法》內容，但他的思想內核與《孫子兵法》中的具體篇章思想是相通的。蒙古早期征戰多靠即時掠奪，缺少持久穩定的后勤體系。1230年，耶律楚材上奏設立十路課稅使，建立稅收制度。從根本上來說，這一改革是為大規模、長時段軍事行動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持，其思路同《孫子兵法》重視經濟基礎、強調“因糧于敵”同時也需本國支撐的后勤觀念，在戰略層面確實存在呼應。在戰略規劃方面，見于《元史·耶律楚材傳》所載的一次重要廷議：“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41]這個提議的核心是所謂“制御之術”，也就是靠著交叉派遣不同民族軍隊遠征異地，讓他們因環境陌生、后方遙遠而更倚賴中央，去加強朝廷控制。這無疑是一種基于權謀的統治策略。不過耶律楚材敏銳覺察到這提議在軍事上的大風險，他言：“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這一諫言雖沒直接引用兵書，但內在邏輯與《孫子兵法·軍爭篇》“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42]的思想精髓很是契合。孫子深刻指出盲目追逐利益、過度驅使軍隊會引發的毀滅性后果。耶律楚材秉持著一樣的軍事理性，預測到長途勞師作戰、軍隊疲憊、不服水土以及疾疫等情況會極大地削減軍隊戰斗力，甚至可能致使戰略失敗。他提出的“各從其便”原則，實質是主張根據軍隊的民族構成、生活習慣與作戰專長，將其布置在相對熟悉且適應的戰場環境中，這可有效保護士兵的戰斗力，也可最大限度地提升軍事效率。這一建議最后獲得采納，避免了可能出現的一次軍事挫折，在決策層面將《孫子兵法》中蘊含的重視實際條件與士卒狀態的“知天知地”“卒善而養之”等人本理性，注入了蒙古政權的軍事思維中。

到耶律鑄這里，家族的兵學傳承得以在更為具體、更為深入的軍政實踐中延續與轉化。耶律鑄的軍事活動主要集中在蒙哥汗以及忽必烈汗時期，這恰是蒙古軍事行動從粗放擴張向注重策略與治理轉變的關鍵階段。他隨蒙哥汗征蜀時，“屢出奇計，攻下城邑”，已表現出靈活運用戰術的能力。在決定元朝命運的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中，耶律鑄受命帶領軍隊防備北邊，并參與了上都北郊戰役，幫助忽必烈取得了關鍵的勝利。這些經歷讓他能將兵書的原則與戰場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雖然具體戰例的細節因史料所限難以盡數還原，但他多次扈從征伐的經歷，以及他詩作中流露出的對戰場細節的精準把握，都顯示出他絕非紙上談兵的文人。從他與忽必烈的歷史互動來看，耶律鑄作為忽必烈的潛邸舊臣與長期倚重的親信，他在忽必烈朝官至中書左丞相，對于機務有著頗深的參與。忽必烈主動吸收中原文化，這就給耶律鑄運用與闡釋其兵學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以及文化環境。耶律鑄的角色不只是戰將，還是連接中原兵學智慧與元代最高軍事決策的重要媒介。在他的詩歌創作里，像對“奇正遽雷合，橫沖奮霆擊”這種戰場動態的描繪，對“擊惰搗虛元有策”這類戰術原則的強調，以及對“貴謀賤戰不戰屈人兵”這一戰略理想的反復申說等，并非單單是文學想象，而是他軍事閱歷與思想觀念的詩意凝結。這些觀念與他政治軍事活動中所形成的整體形象是相契合的，與元朝在統一進程中日益注重招降納叛、力求減少破壞的戰略傾向在精神氣質上是一致的。

結語

縱觀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對《孫子兵法》的接受、書寫與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軍事謀略應用，更深層次地體現為一種跨越族群的文化融合與認同。耶律楚材父子詩歌創作，成為連接不同文化傳統有效媒介。通過將“廟算”“奇正”“因糧于敵”等典型的漢文化兵學概念，與描繪蒙古“冬狩”“長圍”“鐵騎”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軍事活動相結合，耶律父子在詩歌意象層面實現了兩種軍事文化的對接與互釋。耶律楚材筆下的“長圍布置如圓陣”，是以中原兵學的陣型理論詮釋蒙古圍獵戰術；耶律鑄詩中的“奇正遽雷合”，則是用漢文化的戰術概念生動再現了蒙古騎兵的戰斗場景。這種文學化的詮釋，使得源自草原的實踐經驗，能夠被納入到中華兵學的話語體系中進行討論與傳承，同時也豐富了中華兵學本身的內容。他們的詩歌，因而成為不同軍事傳統相互理解、彼此融合的文本見證，為多元族群共存的帝國，初步奠定了共享的兵學文化基礎。

他們的詩歌創作與兵學運用，本身也是其文化立場與身份追求的體現。憑借深厚的漢學修養與高位的政治實踐，耶律父子向蒙元統治者證明了經典兵學戰略的有效，同時也向漢人士大夫展示了對中華經典的精熟與內化。他們并非以征服者自居，而是自覺扮演起文化傳承與轉化的角色。這份自覺有其深厚的家學淵源，耶律楚材曾作《為子鑄作詩三十韻》、《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為壽予因繼其韻以遺之》二詩來教育勸勉耶律鑄“儒術勿疏廢，祖道宜薰炙”，并令其“繼夜誦詩書”[43]，使其自幼便系統接受漢文化熏陶。耶律鑄亦使其子耶律希亮“師事北平趙衍”[44]學習漢文化，形成了跨越族裔的文化傳承。正是這種對中華文明的內在認同，驅動他們超越出身，在更廣闊的文明體系中尋求歸屬，并將其兵學智慧轉化為影響現實政治與軍事實踐的思想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父子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實踐，是在一種相對矛盾的儒家文化語境中展開的。閻盛國《宋代詩人筆下的孫武與〈孫子兵法〉》一文曾指出，宋代部分儒家士人對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兵家權謀之術抱有警惕乃至貶抑態度，認為其“詭詐”內核與儒家崇尚的仁義道德相悖，如司馬光、蘇軾等大家曾明確主張不必或不宜學習《孫子》。[45]這種態度在元代依然延續，魏鴻著、黃樸民主編的《中國兵學通史·宋遼夏金元卷》也論及此現象。[46]在詩歌表達上，如元代大儒劉因在《答或者以所注孫子見示二首》詩中認為兵家“權書不免增多口，霸論誰教混一途”[47]；理學家許謙《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其四》一詩以“安能鑿三窟，詭道收薛貴”[48]之句，直斥兵家“詭道”不足為取。這種主流儒家價值觀對兵學的疏離，反襯出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選擇的獨特與可貴。作為契丹后裔，他們并未被漢文化中這種內在張力所束縛，而是基于現實的政治軍事需求與超越族群的文明認同，主動汲取《孫子兵法》的智慧，將其從被部分儒者質疑的“權謀之書”，轉化為經世致用、融合胡漢的“兵學圣典”。他們的實踐，不僅是對中原兵學知識的吸收，更是在儒學主流話語之外，開辟了一條將兵學智慧“合法化”、實用化并融入王朝軍政體系的有效路徑。

總而言之，耶律楚材、耶律鑄父子在詩歌中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與運用，是一個從知識接受到價值認同的過程。他們將兵學智慧作為輔政濟世的實用工具，同時也將其視為可資共建多元一體文明秩序的重要精神資源。他們的文學實踐，生動體現了在特定歷史時期，非漢族群精英如何通過主動汲取、內化并創造性轉化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華兵學經典，從而參與到中華文明話語的延展與創新之中，為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文化認同的構建機制，提供了一個來自文學與兵學交叉視域的生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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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例如：閻福玲.耶律鑄邊塞詩論析［J］.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3）：80-84；徐雅婷.耶律楚材西域詩研究［D］.烏魯木齊：新疆師范大學，2010；雷旭寧.耶律鑄詩歌研究［D］.成都：西南民族大學，2020；陳光.耶律楚材文集原序與其詩學旨趣本色鉤沉［J］.民族文學研究，2024（6）：144-155.

[②]李慎儀.耶律楚材評傳［J］.史學月刊，1981（4）：22-25；蘇日雅.耶律楚材“以儒治國”政治思想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3；楊忠偉.論耶律楚材“以儒治國”的經濟思想［J］.民族論壇，2016（10）：58-62；郭亞賓.耶律楚材治學理政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20.

[③]王筱蕓.蒙元新西域詩與蒙古王朝認同建構——以耶律楚材、丘處機為中心［J］.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2011（00）：262-296；張海云.蒙元時期耶律楚材家族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2；楊金戈.耶律楚材與元代民族文化融合［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4；和談.耶律楚材家族及其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④]遼史卷七十二：耶律倍傳［M］//遼史：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1333.

[⑤]葉隆禮，撰.契丹國志卷十四［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1.

[⑥]遼史卷七十二：耶律倍傳［M］//遼史：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1334.

[⑦]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2部第3冊［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4135.

[⑧]魏鴻，著.黃樸民，主編.中國兵學通史·宋遼夏金元卷［M］.長沙：岳麓書社，2020：283.

[⑨]“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宴，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參見蘇轍.蘇轍集［M］．陳宏天，高秀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747.

[⑩]魏鴻，著.黃樸民，主編.中國兵學通史·宋遼夏金元卷［M］.長沙：岳麓書社，2020：284.

[11]元好問.元好問文編年校注：中冊［M］.狄寶心，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693，705，712，717.

[12]楊鐮，主編.全元詩：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3：320.

[13]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M］//元史：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3455.

[14]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320-321.

[15]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鑄傳［M］// 元史：第 11 冊 . 北京：中華書局，1976：3464.

[16]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20.

[17]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259.

[18]李修生，朱安群，主編 . 四書五經辭典［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174.

[19]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293，326.

[20]江藍生，陸尊梧，主編 . 實用全唐詩詞典［M］.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382.

[21]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276-277.

[22]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39，245.

[23]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285-286.

[24]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52.

[25]張震澤，撰 . 孫臏兵法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84：129，145.

[26]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312-313.

[27]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87.

[28]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49.

[29]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150，124，18.

[30]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5.

[31]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90.

[32]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13.

[33]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87.

[34]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5.

[35]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83.

[36]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146.

[37]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4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13-14.

[38]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289.

[39]“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詔將兵備御北邊，后征兵扈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參見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鑄傳［M］// 元史：第11 冊. 北京：中華書局，1976：3464-3465.

[40]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M］// 元史：第 11 冊 . 北京：中華書局，1976：3459.

[41]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M］// 元史：第 11 冊 . 北京：中華書局，1976：3460.

[42]楊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M］. 北京：中華書局，1999：137-139.

[43]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320-321，327.

[44]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傳［M］// 元史：第 14 冊 . 北京：中華書局，1976：4159.

[45]閻盛國 . 宋代詩人筆下的孫武與《孫子兵法》［J］. 軍事歷史研究，2011（3）：191-197.

[46]“從戴表元的序文中，我們還可以約略感受到當時普通士人對于兵學的態度。戴表元說，潘可大‘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為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作為一個醉心兵學、癡迷于《孫子兵法》的青年學者，潘可大的兵學研究顯然遭到了朋輩的不解和非議。我們無由得知世人對潘可大具體有怎樣的評論，但這種狀況起碼說明，儒生研究兵學是很小眾的行為，在價值觀上也不為儒家主流所接受。”參見魏鴻，著.黃樸民，主編.中國兵學通史·宋遼夏金元卷［M］. 長沙：岳麓書社，2020：313.

[47]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15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121.

[48]楊鐮，主編 . 全元詩：第 23 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1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