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瞞頂級經歷在縣里干5年，省委書記考察看到我愣住：你怎么在這

隱瞞頂級經歷在縣里干5年，省委書記考察看到我愣住：你怎么在這

我叫陳建國，今年四十一歲，在清河縣水利局當了五年普通科員。

這五年里我每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分到辦公室，拖地燒水，把報紙分好放在每個同事桌上。八點半開始干活，填表報材料，下鄉鎮看水渠，雨季防汛值班睡行軍床。月工資三千八，年底有個績效考核獎，攏共算下來一年到手六萬出頭。前年評上中級職稱，同事們起哄讓我請客，我在縣城老劉飯店擺了四桌，花了一千二，那頓是真高興。

沒人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包括我媳婦李紅梅。她是在縣醫院當護士的，經人介紹跟我相的親。第一次見面在縣一中旁邊的永和豆漿，她穿個碎花裙子，話不多，問一句答一句。我告訴她我是個普通干部，老家在鄰省農村，家里沒什么人。她點點頭，說我也不圖啥大富大貴，踏實過日子就行。

處了八個月我們領了證，第二年生了兒子陳小北。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房貸每月還一千九，剩下那點錢精打細算剛好夠花。紅梅有時候抱怨我，說你看看人家老王搞了副業，下班跑滴滴一個月多掙兩千，你就知道看書看報。我不吭聲，該干啥干啥。她氣得擰我胳膊，擰完了又心疼，給我煮荷包蛋下面條。

我書架最里頭那排，《水工建筑物》《流體力學》《工程項目管理》，硬殼封皮，書脊上的燙金字都磨沒了。那些書里夾著一張照片，國家水利部第十一屆青年專家表彰會的合影，前排正中間那個穿白襯衫的人是我。照片背面有一行手寫字：建國同志，望你再接再厲，為祖國水利事業做出更大貢獻。落款是當時的部長。

這張照片我壓在一堆舊雜志底下。有回紅梅收拾柜子翻出來，舉著問我這是誰，我說單位以前搞活動照的，那會兒年輕頭發多，看著像別人。紅梅"哦"了一聲就塞回去了。她從來不多問，這是我愿意跟她過日子的原因之一。她信我，哪怕我給她看的東西漏洞百出。

五年前我從省城調過來的時候，檔案走的是正常流程。介紹信上寫的是"因個人原因申請調往基層工作"，原單位一欄填的是省水利設計院。沒有人知道我在設計院之前待的地方是北京，是水利部規劃司，是那個天天看全國地圖、批上百億項目的地方。

從北京到省設計院這一步就降了兩級，從設計院再到縣水利局，又降了一級。我用五年時間把自己從金字塔尖一路往下走，走到一個連黃河支流都算不上、地圖上得拿放大鏡找的縣里。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我爹媽走的時候問過，我媽拉著我的手眼淚汪汪的，說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我說沒犯事，就是想換個活法。設計院的同事也問，你一個處級干部往縣里調，是不是跟領導鬧翻了。我說沒有，就是家里有事需要照顧。其實我家啥事也沒有，我爸媽早走了，姐姐嫁去了外省，我是孤家寡人一個。

真正的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

三十四歲那年我妻子小楠走了。車禍，對方酒駕闖紅燈，她騎電動車去買菜，連人帶車被撞出去十幾米。我趕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沒了，急救室里那張床上蒙著白布，她一只手露在外面，指甲上涂著淡粉色的指甲油，那是頭天晚上她讓我幫她涂的，我笨手笨腳涂得亂七八糟。

小楠是大學老師，教中文的，說話輕聲細語。我們結婚六年沒要孩子，她說等她評上副教授再要，我說行。結果副教授評上了，孩子還沒要上，人先走了。

那之后我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每天下班回家，兩居室空蕩蕩的，她的拖鞋還在門口擺著，她養的那盆茉莉花還在陽臺開著，她沒看完的書翻到一百三十七頁擱在床頭。有個月我每天晚上坐在沙發上等她回來，等到十二點才想起來她不在了。

單位給我放了三個月假，我回老家待了一個月，又去云南待了一個月，最后一個月哪兒也沒去，就住在北京的房子里，把小楠的東西一件一件收進紙箱子里。收完那天我坐在滿地紙箱中間抽了一包煙，然后拿起電話撥了人事處的號碼。

我說我要調走，去基層，越基層越好。

組織部的人找我談了三次話，說陳建國你考慮清楚，你的業務能力有目共睹，國家重點項目庫里有五個是你主持規劃的，上面很看重你。我說我考慮清楚了。他們說那你至少去個省屬單位吧，別一下子到底。我說就到底吧，去個用得上我、又用不太上我的地方。

最后把我安排到了省水利設計院，正處待遇保留，職務沒了，當個普通工程師。我在設計院干了兩年，畫圖算數據，跟一幫年輕人加班熬夜。他們叫我陳工，客氣又疏遠。我知道他們在背后議論我，說這個北京來的不知道什么路數。

兩年后我又申請了一次調動，這回到了清河縣水利局。局里只有三十七個人，局長姓孫，五十多歲，干了一輩子水利。他來接待我，握著我的手說小陳，你從省里下來委屈了，咱這條件簡陋。我說不委屈，我本來就是農村出來的。

我在清河縣一待就是五年。

頭一年適應得很艱難。縣里做事的方式跟北京不一樣，一個項目批下來層層打報告，光蓋章就得跑七八個部門。有回一個水庫除險加固的工程，設計方案我三天就做出來了，結果在縣里審批走了四個月。我急得嘴上起泡，局長反而勸我，說小陳你別急，咱這地方就這個節奏，你急也沒用。

后來我慢慢就習慣了。習慣早上來了先泡茶，習慣下午三點以后基本就不怎么干活了，習慣一個事情來回拉扯開會，開完會再吃飯，吃完飯再改主意。我學會了在縣城的小館子跟鄉鎮干部喝白酒，學會了笑著聽別人講那些我根本不在意的閑話，學會了把一張畫了三個月的圖紙扔進碎紙機重來一遍。

但有些東西改不了。每年汛期我是全縣第一個上堤的，哪個涵洞什么結構、哪個河段容易潰口、哪年哪次洪水淹到哪條線，我腦子里比檔案室還清楚。有一回半夜三點下暴雨，上游水庫泄洪，局長帶著人還在會議室研究方案，我已經把泄洪曲線和下游撤離范圍算好了寫在黑板上。局長愣了一下說你咋這么快，我說在省里那會兒練出來的。

局里的人慢慢覺得我不一般，但也說不出哪里不一般。有個年輕同事私下問我，陳哥你以前在設計院是不是當領導的？我說我就是個畫圖的。他不信，但有啥辦法，我不說他就只能猜。

真正跟這幫人處出感情來是第二年冬天。那年雪大，山里頭一個村的飲水管道凍裂了，幾百口人沒水吃。局里派我去現場，我帶著三個年輕人翻了兩座山，手腳凍得沒知覺。到了村里一看，管子老化嚴重，想臨時接都接不上。我在村里待了五天，帶著村民挖了條臨時明渠從山泉引水，又協調縣里撥了錢，等雪化了重新鋪管。

臨走那天村里老太太們堵在路口，非要往我包里塞雞蛋和烙餅。那個村支書握著我的手使勁晃，手勁兒大得像鉗子。我坐在回縣城的車上，看著窗外的雪山，忽然想起在北京的時候，那些年我主持規劃的工程無數個，但從沒見過受益的老百姓長什么樣。

小楠以前說我活得飄，腳不沾地。那時候我不服，我覺得我干的都是大事，規劃的都是造福幾千萬人的大項目。小楠說你連咱家樓下的保安都叫不上名字，你造福誰去。我當時還跟她爭，說格局不一樣。現在想想，她說的對。

后來我在清河縣結了婚，生了孩子，買了房。日子過得像縣城里大多數人一樣，上班下班，接孩子做飯，周末帶紅梅和小北去河邊公園放風箏。那個公園的景觀河就是我設計的，用省里下來的專項資金修的，五月份竣工的時候縣里搞了個剪彩，我躲在人群后面，聽見周圍老百姓說這河修得不錯，心里頭燙乎乎的。

紅梅有時候問我，說老陳你怎么老跟那些鄉鎮干部混在一起，喝酒喝到半夜。我說工作嘛。她說你別騙我，你一個坐辦公室的有什么工作要半夜喝的。我就笑，說你不懂我們水利上的事。

其實我喝酒是為了堵自己的嘴。酒桌上人一多話就密，我怕說漏了。北京那五年、部里那三年、那些我主持過的項目和見過的領導，這些東西我一個字都不能往外漏。喝高了以后舌頭打結，想說也說不利索，安全。

但這五年我從沒后悔過。夜里睡不著的時候我翻來覆去想，如果小楠還在，看見我在縣城過這種日子，她會說什么。她大概會笑，說陳建國你終于接地氣了。然后她會把陽臺上的茉莉花搬進屋，說冬天冷別凍著。

今年四月份，縣里接到通知，省委書記要來清河縣調研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成果。整個縣從上到下忙得腳后跟打后腦勺，衛生搞了三遍，展板做了五套，孫局長領著我們水利局連夜整材料，把近五年全縣的飲水安全工程、農田水利項目、防汛抗旱情況全捋了一遍。

材料這事落我頭上。其他人寫的東西我看不上眼，邏輯不通數據打架，最后還是我自己動手。三天三夜沒怎么合眼，把清河縣五年的水利工作從頭到尾理成了一份匯報，圖表數據典型案例俱全，用詞精準結構嚴謹，跟當年在部里寫規劃報告一個標準。

匯報交上去那天，孫局長翻了翻，抬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點復雜。他沒說什么，把材料裝進檔案袋里封好，拍了拍封面。

省委書記來那天是四月十八號，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天氣特別好，槐花開滿了街，空氣里飄著甜味。縣委大院門口拉了橫幅，各路記者架著長槍短炮。我穿著洗得發白的夾克衫站在人群后排，跟水利局其他幾個同事一起，等著領導車隊過來。

車隊來了，前頭警車開道，后面三輛考斯特。省委書記從第二輛車上下來，個子不高，花白頭發，戴一副黑框眼鏡。他在縣委書記和縣長陪同下往院里走，路過我們這片的時候腳步忽然頓了一下。

他扭過頭，目光穿過前面幾排人，準確落在我臉上。

那個眼神我太熟悉了。八年前在部里的時候，他當時是副部長，我給他做過三次匯報，每次匯報完他都用這種眼神看我，嘴角微微往下抿著，像是在琢磨什么事情。后來他調去外省當省長，我們沒再見過面，但那雙眼睛我記得清清楚楚。

他推開旁邊的工作人員，徑直朝我走過來。人群自動往兩邊分開，我站在原地，手腳冰涼，腦子里嗡嗡響。

他在我面前停下，上下看了我兩眼，眉頭皺起來："陳建國？"

我張了張嘴，嗓子眼里像塞了棉花。周圍的人鴉雀無聲，縣委書記湊過來想說點什么，被他伸手攔住了。

"你怎么在這？"他的聲音不大，但院子靜，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五年的隱瞞，四十一歲的臉，八年前的回憶，全在這一句話里碎了。

孫局長從我身后擠過來，臉上堆著笑："書記，這是我們局的小陳，省設計院下來的，業務骨干。"

省委書記看了孫局長一眼，又轉回來看我。他什么都沒說，就那么站著，眼睛里的內容從最初的驚訝慢慢變成別的什么，像是明白了，又像是不明白。

"你跟我進來。"他說完這句話，轉身往辦公樓里走。

我跟著他往里面走，步子機械得像在夢游。路過紅梅工作的縣醫院方向時我下意識往那邊看了一眼，腦子里亂成一團漿糊。縣委的會議室在三樓，走廊里鋪著紅地毯，踩上去軟綿綿的，我總覺得腳底下不踏實。

會議室門關上了，里面就我們兩個人。他在長條桌旁邊坐下來，摘下眼鏡擦了擦，又戴上。

"坐下說話。"

我坐在他對面，屁股挨著椅子邊。

"八年了。"他開口了，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敲在我耳朵里，"你從部里走的時候我就聽說了。他們說你主動要求調走，三級調動，最后到了縣里。"

我低著頭沒吭聲。

"你知不知道那年你走以后，我辦公室的燈亮了一宿。"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平淡，可我聽著鼻子發酸。

他是我在部里那三年最敬重的人之一。當年那個南水北調中線配套工程的規劃方案，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陳你這腦子值一個師。后來他調走了，我出事的時候他已經在省里當省長，隔著一千多公里打了三個電話。我在電話里什么都沒說，就說想換個環境。他沉默了很久，說了句你要保重。

"我后來打聽過你的情況，"他繼續說，"知道你在省院待了兩年，再后來就斷了消息。他們說你調去更基層了，但具體在哪兒沒人說得清楚。我讓人事上查過你的檔案，最后的記錄是省設計院。"

他從公文包里掏出煙盒，抽了一根點上。我說不清這是個什么場合，省委書記給一個縣里的科員遞煙，而且這科員還是他以前的兵。

"你妻子的事情我當年就知道了，"他吸了口煙，"領導層里沒幾個人不清楚。那時大家都覺得你是一時沖動，散散心就回來了。結果你倒好，一散散了八年。"

我的眼淚不爭氣地涌上來了。八年了，八年來我沒在任何人面前提過小楠，沒在任何人面前哭過。紅梅有一次半夜醒來發現我坐在陽臺上發呆，問我怎么了，我說做了個夢。她沒再問，把我的外套披上就回去睡了。

省委書記把煙按滅在煙灰缸里，站起來走到窗邊。窗外是清河縣的街道，兩排槐樹把路蔭得綠油油的，街對面有個賣煎餅果子的攤子，幾個穿校服的學生在排隊。

"我今天不是來翻舊賬的，"他背對著我說話，"我是來考察工作的。你在這兒的五年干得怎么樣，我這幾天會看到。"

他轉過身來，看著我。窗外槐花的影子落在他肩膀上，一晃一晃的。

"但是陳建國，"他的聲音沉下來，"你欠我一個解釋。當年你為什么走，為什么走了就不再回來，為什么八年了寧愿在縣里當個科員也不跟任何人聯系。這些事今天說不完沒關系，但這幾天之內你要給我說清楚。"

我點了點頭，嗓子眼還是堵著，說不出話。

他從桌上拿起那份我寫的匯報材料，翻了翻，嘴角浮起一絲幾乎看不出來的笑意："這東西是你寫的吧？"

"是。"我的聲音啞得像砂紙。

"字里行間還那味兒，"他把材料合上，"行，你出去吧，讓他們進來。我要聽縣里匯報了。"

我站起來往外走，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在后面說了一句："晚上別走，我找你吃飯。"

那扇門在我身后關上，走廊里站著烏泱泱一群人，縣委書記縣長還有一幫隨行人員，孫局長也在人群里焦急地張望。所有人的目光都釘在我身上，我低著頭從他們中間穿過去，后背被那些視線戳得生疼。

出了辦公樓我找了個沒人的角落蹲下來，把手插進頭發里。槐花從樹上飄下來落在肩膀上，我伸手捻了一瓣，軟軟的，涼涼的。

晚上吃飯的地方在縣招待所，一個小包間，就他和我兩個人。桌上有四個菜一個湯，還有一瓶沒開的酒。他把酒推過來讓我開，我擰了半天瓶蓋手滑沒擰開，他又接過去擰了。

"手抖成這樣，"他給我倒了半杯，"你以前不這樣，以前你往部里大會上匯報，上千人聽著你都不帶眨眼的。"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火辣辣地從喉嚨燒到胃里。

"說吧，"他把筷子擱在碟子上，"怎么回事。"

我盯著杯子里晃蕩的酒液，那個傍晚的北京城從記憶深處浮了上來。

小楠走的那天是九月十三號，我記得清楚。因為頭天晚上她還跟我說，秋天來了周末去香山看紅葉吧。我說行，你要嫌累咱就坐纜車上去。她說誰嫌累了，我天天爬教學樓五樓講課的人。

第二天我開會到下午五點，散會了給她打電話沒人接。六點半交警隊的電話打到了單位，說有個交通事故，家屬聯系不上，從手機通訊錄里找到了你。

我趕到醫院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太平間的燈慘白慘白的，她的臉干干凈凈，只有額頭有一道口子。我在那兒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時候護士來催，我才站起來，腿麻得站不穩。

后來那半年我像行尸走肉一樣上班，開會該說什么說什么，方案該批什么批什么。可到了晚上回到那套兩居室里，我就整個人塌下去，塌成一個洞。小楠的東西我一件沒扔，連她漱口杯里的牙刷都沒動。有一天我站在衛生間里對著鏡子刷牙，看見鏡子里自己的臉，忽然覺得不認識這個人了。

我是誰？我是水利部的專家，國家的干部，同事眼里的青年才俊。可這些身份在小楠的死亡面前全成了笑話。我規劃的那些水庫、那些河道、那些輸水管道，能把她從太平間里救回來嗎？我主持的那些國家級項目造福了幾千萬人，可我連我自己的妻子都沒能保住。

這種想法我知道不理性。可人在那種狀態下哪有理性。

十月的一天我在辦公室里坐著，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天。我看著桌上全國水利規劃那張大地圖，忽然覺得那些縱橫交錯的線條全是假的。我坐在這里面批文件、定方略、調資源，可我連樓下賣早點的阿姨姓什么都不知道。小楠說我的生活飄在空中，她走了以后我才發現她說得對。這棟樓里的生活是飄著的，外面的世界才是實的。

我想去實的地方待著。越實越好。

"所以你走了，三級調動，從部里一直走到了縣里。"省委書記聽完了，把杯底最后一點酒喝完，給自己又倒了半杯。

"我那時候覺得，"我清了清嗓子，"我在上面待夠了。我想下去看看底下的人怎么活，看看我畫的那些圖紙到底長在地上是個什么樣子。"

"看到了嗎？"

"看到了。"我說，"圖紙就是圖紙，畫得再漂亮也得有人一鍬一鍬挖土。我原來以為決策是重要的，現在覺得施工也是重要的。沒有施工的人，再好的決策都是紙上談兵。"

他沒有接話，夾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嚼。包間里安靜了一會兒，只有頭頂的空調嗡嗡響。

"那你五年了，"他放下筷子，"夠不夠？"

我抬起頭看他。

"我問你，在縣里待了五年，你那個'實'找到了沒有？"

我想了很久。紅梅的笑臉、小北的作業本、局里那幫同事的酒桌、村里老太太的雞蛋烙餅、那條我設計的景觀河旁邊的放風箏的人群。這些畫面一個接一個從我腦子里過，最后停在小楠的臉。她笑著看我，指甲上的淡粉色指甲油在太陽底下亮晶晶的。

"找到了。"我說，聲音有點顫。

他點點頭，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本子，寫了幾個字，撕下來推到我面前。上面是一個電話號碼。

"這是省水利廳廳長的電話，"他說，"我跟他打過招呼了。你回去考慮考慮，想回去的話就給他打電話。正處職，技術崗，專業對口，不虧待你。"

我看著那張紙條，沒接。

他挑了挑眉毛："怎么？"

"書記，"我搓了搓手，"您讓我再想想。"

他的表情變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他看了看手表，站起來拿起外套："行，你慢慢想。我明后天還在縣里，你隨時來找我。"

走到門口他又回過頭來，看了我好一會兒，那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惋惜，還有幾分我看不懂的東西。

"陳建國，"他說，"你比八年前我看著老了不少。但你眼睛里頭有東西了。八年前你的眼神是往上看的，現在你平視了。這是個好事。"

門關上了，包間里只剩我一個人和半瓶沒喝完的酒。我拿起那張紙條看了半天，折起來塞進口袋里，又掏出來展開看了看，最后對折了兩下放進了錢包最里面的夾層。

回招待所的路上我沿著縣城的馬路慢慢走，春天的風暖洋洋的吹在臉上。路過縣醫院的時候我停了停，看見紅梅那科室的燈還亮著。她今晚值夜班。

我推開醫院一樓的大門，上了三樓外科。護士站的小姑娘認識我，喊了聲陳哥來了。紅梅從里面探出頭來，頭發有點亂，口罩掛在耳朵上。

"你咋來了？"她詫異，平時我很少來醫院。

"路過，看看你。"我靠在護士臺邊上，看著她。

她狐疑地瞅我："是不是有啥事？今天縣委大院挺熱鬧的，聽說省里來大領導了。"

"沒啥事。"我說，"餓不餓？我出去給你買碗餛飩。"

"不用，食堂還有飯。"她擺擺手，又縮回去忙了。

我站在護士站看她的背影，她在給一個老太太扎針，手很穩，一邊扎一邊安慰老太太別怕。那老太太攥著她的胳膊，她彎著腰，白大褂的衣角垂下來，在燈底下白得晃眼。

回家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小北在奶奶家睡，我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電視里在播晚間新聞，省委書記在清河縣視察的畫面一閃而過，我看見了人群里自己模糊的影子。

我摸了摸錢包里那張紙條。然后站起來走到書架前面，把最里頭那排舊雜志搬開，露出壓在下面的照片。部里的表彰會，后排是領導們，前排是我們這些獲獎的人。正中間那個白襯衫的我意氣風發，頭發烏黑濃密，下巴揚著，眼睛里全是光。

照片旁邊掉出來一張小紙條，是我自己的字跡，不知道什么時候寫的，上面就一句話：陳建國，你還記得你是誰嗎？

我捏著那張紙條站了很久。客廳里的鐘滴答滴答走著，窗外的槐花香味一陣一陣飄進來。

第二天我沒有去縣委找省委書記。第三天也沒有。他在清河縣待了三天，行程排得滿滿的，去了三個鄉鎮看了五個項目點，有一個飲水工程就是我去年主持修的。聽說他在那個村里跟老百姓聊了半個多小時，走的時候拍著村支書的肩膀說你們干得好。

第四天早上他車隊走的時候我在局里開防汛會，沒去送。散會出來碰見孫局長，他表情復雜地看了我半天，欲言又止。

"老陳，"他終于憋出一句，"你跟書記是舊識？"

我說嗯，以前在省里開會的時候見過幾面。

孫局長看看我，又看看我，把嘴里的話咽回去了。他拍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沒說就走了。這人干了三十年水利，心里明鏡似的，有些事我不說他也猜得到。但他從來不多嘴，這也是我敬重他的地方。

省委書記走了以后縣里平靜了幾天。但那份平靜底下是暗流洶涌，各種傳言滿天飛，有人說我是上面下來鍍金的，有人說我是犯了錯誤下來的，還有人說我是省委書記的親戚。我走在縣城的街上總覺得背后有人指指點點，去菜市場買菜賣菜的大媽都多瞅我兩眼。

紅梅也終于繃不住了。第五天晚上她把小北哄睡了，關了臥室門坐在床上看著我。

"老陳，你跟我說實話，"她的語氣很平靜，但我聽出來平靜底下的顫，"省委書記為啥認識你？你以前到底干啥的？"

我坐在床邊，看著墻上小北畫的奧特曼，從錢包里把那張照片掏出來遞給她。

她接過去看了半天，翻到背面，看見那行字。她沒說話，就那么坐著，照片在她手里微微抖著。

"你以前是北京的大干部？"她問。

"不算大，"我說，"就是干活的。"

她把照片放在床頭柜上，兩只手交握著放在膝蓋上，半天沒出聲。

"那你為啥來縣里？"她的聲音小下去了，"你為啥……找我？"

我伸手過去把她的手攥住。她的手涼，掌心有一層薄薄的繭子，是常年洗器械留下的。

"因為這兒是實的，"我說，"你是實的。"

她看著我，眼睛里慢慢溢出水光，但她沒讓眼淚掉下來。她把另一只手搭在我手背上，握了一會兒，松開，站起來往外走。

"我去煮碗面，"她說，走到門口沒回頭，"你晚上又沒好好吃飯。"

廚房里傳來切蔥花的聲音，茲拉茲拉的熱油聲。我坐在床上，看著那張照片，把它重新收進錢包里。

那之后一個星期我沒跟任何人提省委書記的事。第八天省水利廳的電話打到了局里，找陳建國同志。我去接的，電話那頭是廳長本人，態度客氣得過頭，說陳工啊，咱們書記打了招呼，你看看什么時候方便，來省城咱當面聊聊？

我說廳長我考慮考慮。

廳長在電話那頭頓了一下，說行，你考慮好了隨時給我來電話。

掛了電話我站在走廊里，看著局里那棵老槐樹發呆。五年前我來的時候這樹才兩層樓高，現在快冒到三樓窗戶了。槐花又開了一茬，白花花掛了一樹。

孫局長從辦公室探出頭來，朝我招招手。我走進去，他把門帶上，從抽屜里掏出一包沒拆的煙遞給我一根。

"老陳，"他打著火機給我點上，自己也點了一根，"我這人粗，有些話憋了五年了。你剛來的時候我心想，省里下來的毛頭小子，不知道能待幾天。后來你干的那幾個項目，說實話，全縣沒有第二個人能拿下來。那個堤防加固的方案，我干了三十年都沒你畫得周全。"

我抽著煙沒說話。

"前兩天書記來那事，我沒多問你，"他吐了口煙圈，"但有一句話我想跟你說。你在縣里這五年，干的活大家都看在眼里。去留你自己定，局里這扇門永遠給你開著。"

我盯著眼前這個黑臉漢子，他抽著煙，眉頭皺成個川字，眼睛看著窗外。五年來我們從沒談過心，就是一起防汛、一起喝酒、一起為批不下來錢罵娘的交情。但這種交情有時候比什么都深。

"孫局，"我把煙屁股按滅在煙灰缸里，"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騎著電動車去接小北放學，路上經過縣政府門口，看見宣傳欄里還貼著省委書記考察的照片。我停下來看了一會兒，車筐里小北的書包歪著，里面的文具盒叮當響。

回到家紅梅已經做好了飯，韭菜炒雞蛋，西紅柿湯，還有一盤拍黃瓜。小北趴在桌上寫作業，鉛筆頭啃得豁了牙。紅梅圍著圍裙在灶臺跟前忙活，腰上那根帶子系得松松垮垮的，這么多年了還是系不好圍裙。

吃飯的時候小北問我，爸你咋老看錢包。我說里面有張照片。他說啥照片我看看。我夾了塊雞蛋塞他嘴里說吃飯。

夜里小北睡了，我和紅梅坐在陽臺上。四月底的天氣不冷不熱，樓下那棵梧桐樹上有只野貓在叫。紅梅把她那件舊毛背心披在我身上，自己穿了件薄外套。

"老陳，"她靠著我的肩膀，"你跟我說實話，省里那邊叫你回去是不？"

我嗯了一聲。

"你咋想的？"

我沒急著回答。樓下有個人遛狗經過，狗繩子拖在地上啪嗒啪嗒響。遠處縣城的燈火星星點點，亮得不如大城市，但看起來踏實。

"紅梅，"我過了半晌才開口，"我年輕那會兒在北京，覺得人活一輩子得干大事。后來出了變故，覺得大事都是虛的，小事才是真的。我在縣里這五年，修了三條渠、加固了四座水庫、通了七個村的飲水，這些事都不大，但你走到村里去看，老百姓喝上干凈水了，地能澆上水了，那就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她沒說話，靜靜聽著。

"現在那邊讓我回去，去省里，管更大的盤子。"我把她的手拿過來握著，"省里的盤子大了，能做的事多了，可離地也遠了。我心里頭有一個地方，總是記著村里那些老太太往我包里塞雞蛋時候的眼神。"

紅梅的手指在我掌心里蜷了蜷。

"你說了算，"她的聲音悶在我肩膀上，"你去哪兒我跟哪兒。你回省城我就辭了工作跟你走，你留縣里咱就繼續過現在這日子。都好。"

我側頭看了看她。月光底下她的側臉跟相親那天差不多，碎花裙子換成了毛背心，可眼睛里的東西沒變。她從來不多問，不多要，我說什么都信，我做什么都跟著。

那晚我在陽臺上坐到很晚，最后下了個決定。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郵電局，把錢包里那張紙條上的號碼撥通了。電話響了三聲那頭接起來，我說廳長您好，我是清河縣的陳建國。

省里那邊的意思很明確，清河的盤子太小了，你的能力放在縣里是浪費。但是他們也尊重我的意見，先以借調的名義過去半年，幫省廳做一個河湖連通工程的規劃，完了去留再議。

我跟孫局長匯報的時候他笑了一聲，說你小子到底還是走了。我說是借調，借調。他擺擺手說借不借的你心里有數。我看著他辦公桌上那個用了二十年的搪瓷缸子，上面"水利系統先進工作者"的紅字都磨沒了。

走之前那一個月我手頭的工作一件沒落，把正在做的防汛預案和年度項目計劃全捋清楚交接給了同事。紅梅那邊我讓她先不動，等我這邊落定了再說。她說行，帶著小北在縣里等我。

走的那天是五月下旬，槐花落得差不多了，地上鋪了薄薄一層白。局里同事在門口送我，孫局長沒來，讓人捎了句話，說防汛值班走不開。其實我知道他是怕當面送了心里不得勁。

我坐長途車去省城，靠窗的位置。車從縣里開出來，路兩邊的田里麥子正抽穗，綠油油一大片。經過我設計的那條景觀河時我特地往那邊看了一眼，河邊的公園里有老人在遛彎，有小孩在跑，風箏在天上飛得老高。

我想起小楠。如果她還在，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大概會坐在陽臺上搖著扇子笑話我。陳建國你這個人啊，一輩子都擰巴，在北京的時候想下來，在縣里的時候想上去。到底哪兒才適合你？

可是小楠你不知道，我不是想上去。我只是想換個更大的地方，把在縣里這些年扎下去的根，帶過去。我去省里不是回去當那個飄在天上的陳建國的，我是帶著清河縣的土、孫局長的煙、紅梅的毛背心、小北的奧特曼一起去的。

那些東西讓我沉下來了。沉下來的人去哪兒都沉著，不會飄。

車上了高速，窗外的風景從田野變成了山，又從山變成了平原。我把車窗搖下來一點，風灌進來，暖的，帶著初夏的青草味兒。

口袋里手機震了一下，紅梅發來一條短信：到了說一聲，晚上視頻。

我回了個好字。

又震了一下，是孫局長：到了省城別忘本。老孫。

我看著這條短信笑了。這個黑臉漢子，嘴上說防汛值班不來送，還是惦記著。

我把手機揣回去，靠在座椅背上。前面是省城的方向，后面是待了五年的清河。兩個地方之間隔著一百多公里的路，可我知道，它們都在我身上了。

窗外的天藍得透亮，幾朵白云慢悠悠地飄著。遠處隱隱約約能看見城市的輪廓線了，那些高高低低的樓在日頭底下閃著光。

我閉上眼睛，聽見自己心跳得穩當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