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8年的麥收時節,太陽毒得能把人脊梁皮曬脫一層。我叫趙滿倉,那年二十三,跟著我爹在村里做泥瓦匠營生,手藝學得七七八八,砌墻抹灰盤炕頭,樣樣拿得出手。
那天晌午,我剛扒完兩碗撈面條,正蹲在門檻上剔牙,鄰村王家洼的劉桂蘭大嬸就風風火火闖進了我家院子。
劉大嬸五十出頭,身板結實,臉盤子紅撲撲的,嗓門更是出了名的亮。她一進門就喊:“滿倉他爹在家不?我家那豬圈塌了半拉墻,三頭大肥豬滿院子亂竄,急得我火上房!”
我爹那幾天腰疼得直不起來,就把活兒派給了我。我扛著瓦刀、拎著泥兜,跟著劉大嬸往王家洼走。一路上她叨叨個沒完,說今年豬價好,秋后能賣個好價錢,說她男人走得早,一個人拉扯閨女不容易。
到了她家,我才知道這豬圈塌得不輕。土坯墻泡了幾場雨,根子都酥了。我擼起袖子,先把磚頭一塊塊揀出來碼齊,又去后院取了黃土,摻上麥秸稈,光著腳丫子在泥坑里踩。那泥巴涼絲絲的,從腳趾縫里擠出來,倒比晌午的日頭舒坦多了。
正干得起勁,院門“吱呀”一聲開了,進來個姑娘。
我手里的瓦刀差點沒掉地上。
那姑娘穿一件淺藍的確良襯衫,兩條大辮子搭在肩上,眉眼清秀,皮膚白凈得像剝了皮的水蘿卜。她看見我,臉上一紅,低頭叫了聲“娘”,提著籃子就往屋里鉆。
劉大嬸在旁邊看得真真的,咧嘴一笑,扯著嗓子喊:“秀芝!出來給你滿倉哥倒碗綠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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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叫王秀芝,是劉大嬸的獨閨女,那年二十,在鎮上供銷社當售貨員。
打那以后,我修豬圈的工期就拉長了。本來三天能干完的活兒,我愣是磨了七天。每天晌午,秀芝都端著搪瓷缸子給我送綠豆湯,缸子邊上沁著水珠,涼得我心頭直顫。她話不多,就站在槐樹底下看我砌墻,偶爾遞塊毛巾讓我擦汗。
第五天傍晚,劉大嬸把我拉到屋里,端出一盤子炒花生,又燙了壺散酒。她搓著手,開門見山:“滿倉啊,大嬸看你這小伙子實誠,手藝也好,秀芝跟你也合得來……大嬸就這么一個閨女,想招個上門女婿,你要是愿意,這院子、這三頭豬,將來都是你的。”
我端酒盅的手抖了一下,酒灑了半盅在桌子上。
上門女婿。
這三個字砸下來,我腦子嗡的一聲。
我爹是獨苗,我也是獨苗。在我們這一片,男人入贅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老趙家的香火,到我這兒就得斷。
我那天晚上沒睡著。屋里悶熱,蚊子嗡嗡叫,我翻來覆去想秀芝那雙清亮的眼睛,又想我爹常掛在嘴邊的那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第二天我沒去王家洼。第三天也沒去。豬圈還差最后一面墻沒收尾。
第四天下午,秀芝自己來了。她站在我家院門口,手里攥著一個布包,眼圈紅紅的。她把布包塞給我,里頭是一雙千層底的布鞋,針腳密密匝匝。
“滿倉哥,”她聲音很輕,“我娘的話,你別往心里去。我爹走得早,我娘就是怕我受委屈……你要是為難,咱就當沒這回事。”
她說完轉身就走,辮梢在風里一甩一甩的。
我看著她的背影,鼻子一酸,扛起瓦刀就追了出去。
那面墻,我當天就給砌完了。砌完墻,我跪在劉大嬸面前,磕了個頭:“嬸,我入贅。但有一條,我爹娘老了我得管,逢年過節我得回去上墳。”
劉大嬸眼淚刷地就下來了,一把把我拉起來:“傻孩子,應該的,應該的!”
我爹知道這事,氣得抄起扁擔追了我三里地。后來還是我娘勸住的,她說:“老趙啊,秀芝那閨女我見過,是個旺夫的。咱滿倉跟她過日子,比啥都強。”
轉年開春,我跟秀芝辦了喜事。我沒改姓,但孩子跟了她家姓王。我爹憋了大半年才肯認這個外孫,可頭一次抱上孫子,老爺子的眼淚比誰都流得歡。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秀芝給我生了一兒一女,劉大嬸八十了,還能下地薅草。我那老丈母娘常跟街坊念叨:“當年我就看準了,滿倉這孩子,跑不了。”
人這輩子啊,有些坎兒,看著是天大的事,邁過去回頭一瞧,不過是田埂上一道淺溝。要緊的是,身邊那個遞綠豆湯的人,得是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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