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民國八年六月十日，徐世昌下令免去交通總長曹汝霖本職。同日被免的，還有駐日公使章宗祥與幣制局總裁陸宗輿。
這三道任免令貼在已經燒成廢墟的趙家樓前街，圍觀者眾，鼓掌者亦眾。這是一場在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大事件，曹汝霖自己日后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對此卻頗為平靜：“此次風潮，由我而起，亦由我而終。”
不如歸去
詩經有言，“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曹汝霖下野的方式比起其他人官場上的傾軋，更加具有諷刺意味。
在北洋政府內部，很多人一開始視曹汝霖為無可替代的對日交涉能手，但此時風潮既起，無人敢保。
北洋安福系需要替罪羊，徐世昌需要平息民憤，就連曹汝霖一向奉為靠山的段祺瑞，此時也不便再為他公開說一句話。
曹如霖在《一生之回憶》中記述，徐世昌曾私下對人說：“潤田辦事向來認真，只是時勢如此，不能不舍。”
這一個“舍”字，道盡了政治交易的冰冷本質。曹汝霖被罷免，并非因為法律審判，而是因為公眾情緒已經到了非見血不能平息的程度。
這一點，曹汝霖的老對手梁啟超看得很清楚，他在致籍忠寅的信中直言：“曹、章輩去職，非政府之覺悟，乃民氣之壓迫使然也。”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離開交通部之后，曹汝霖沒有像陸宗輿那樣長期蟄伏租界，也沒有像章宗祥那樣迅速轉入實業，而是選擇了北京的賢良寺。
有意思的是，賢良寺也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寄居之所，這里庭院深深，香火清寂。
曹汝霖這樣一位在巴黎和會談判桌上與日本人周旋多年的外交官，如今每天做的事情，是抄經、會友、整理舊稿。
很多北洋舊交勸他暫避天津租界，曹卻不肯，他說自己“既未賣國，何須托庇外人”。
為自己挽尊
禪門有語，“荊棘叢中下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華北山河變色。
日本人到來之后開始迅速在占領區物色有聲望的中國人出面組織傀儡政權。
對于日本人來說，曹汝霖是非常合適的人選。曹汝霖早年留學日本，精通日語，與日本政商兩界交游甚廣，又有北洋政府交通、外交兩部首長的經歷，簡直是他的夢寐以求之人。
土肥原賢二的特務機關多次派人登門，最初是托人傳話，繼而直接面談，條件越來越優厚。
日軍先是許給曹汝霖華北臨時政府的高位，后來又許諾在新政府中讓他出任要職。日本人甚至搬出了他在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讀書時的舊交來勸說他，口口聲聲以“日中提攜”“東亞共榮”相誘導。
陶淵明在《飲酒》中寫過一句，“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面對日軍的條件，曹汝霖沒有像吳佩孚那樣拍案怒斥，也沒有像一些前清遺老那樣半推半就，而是采用了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策略：拖，和推。
每一次日本人派來說客，曹汝霖都親自接待，讓座、奉茶、寒暄，禮節一絲不茍。等到對方切入正題，他便開始云里霧里拉扯起來：他談自己在五四之后聲名已毀，在國人中毫無號召之力；談自己年事漸高，體衰多病，不堪繁劇；談自己早已皈依佛門，不問世事久矣。
曹汝霖反復強調自己“早已是政治上的死人”，一個死人如何能再出來做官？他的這套說辭，既不完全激怒日本人，也絕不留下任何允諾的把柄。
曹汝霖后來是這樣說的：“日人雖屢以高位相誘，余始終未允。”
和曹汝霖同時期被日軍極力拉攏的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先后下水，而他卻保住了這條底線。
這一點，就連對他素無好感的曹聚仁，后來在《文壇五十年》中也承認：“曹汝霖在淪陷時期不肯出任偽職，較之王克敏之流，畢竟有骨氣得多。”
左傳有言，“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曹汝霖的下野，是一個技術官僚被民族主義狂飆碾壓的典型案例；而他淪陷時期拒絕日軍的招攬，則是一個背負罵名者在極端情境下守住底線的復雜標本。
曹汝霖當年下野之后在賢良寺的暮鼓晨鐘里，每日抄寫佛經，他也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一個人一旦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行差踏錯，終其余生都將活在那一頁的陰影之下。不過他用后半生的沉默與拒絕，為自己爭回了一點遲來的、微薄的清白。
這一點清白，不夠為他前半生的政治選擇翻案，但足以讓后人在審視這段歷史時，放慢下結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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