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步”的表象之下,歷史遺留的裂痕往往比想象中更深。賈斯廷·埃利斯在其新書《好人的殘酷》中,以一種近乎手術刀般的冷靜,剖開了明尼阿波利斯這座城市的另一面。這里曾是進步主義的燈塔——明尼蘇達建州時即廢除奴隸制,公共住房的推行也走在前列。然而,埃利斯通過追溯這座城市的種族史揭示了,那些光鮮的自由派政策成就,恰恰掩蓋了更為隱蔽且殘忍的排斥手段。
作為土生土長的明尼阿波利斯人,埃利斯在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回到家鄉,開始了一場尋根之旅。他的調查結果令人不安:非裔居民長期遭受著事實上的隔離。那些被塵封的種族契約、貸款歧視的紅線政策,以及過度的警務管控,像一張無形的巨網,將黑人群體牢牢困住。這種隱秘的暴力不來自惡意的謾罵,而是源于那些“好人”習以為常的制度性冷漠。盡管埃利斯對這座城市的審視帶著難以抹去的冷嘲,但他依然捕捉到了一絲微光。關于去年冬天當局對移民群體的雷霆行動,他認為社區的應對為此打開了一扇名為希望的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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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左右的同僚瑪麗·比爾德在《閑談經典》中,同樣挑戰了我們對權威世界的刻板想象。這位劍橋古典學家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玩味著古代世界。書中的主題從恢弘的藝術成就跳躍至平凡生活的印記:墻壁上潦草的羅馬涂鴉,甚至一塊被時間鎖住水分的古代面包。那種感覺,就像是歷史偷偷從你身后溜過來,拍了拍你的肩膀,讓你重新審視自以為熟知的一切。比爾德在縮小古今鴻溝的同時,又極度迷戀那個時代的全然異質性。她甚至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古典學長期以來設置的排他性門檻,比如強行要求掌握連古希臘人自己都從未使用過的重音符號,并以此揶揄那些試圖通過膚淺引用古羅馬希臘來獲取正統性的當代領袖。
如果說比爾德教會我們審視過去,那么阿莉·史密斯在《符文》中則教會我們如何從過去的陰影中尋找救贖。作為一位屢獲殊榮的文壇巨匠,史密斯繼續著她那重塑當代文學語言的野心。她筆下長期疏離的兩姐妹帕特麗夏和佩特拉,被童年的故事所困擾:那是關于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槍的士兵,以及另一樁發生在二戰期間令人毛骨悚然的慘案。當現實的失意滾滾而來——令人窒息的數字技術、毫無確定性的工作——是幽靈和共同的記憶將這對姐妹拉回彼此身邊,并讓她們走近帕特麗夏的養女比爾。這個年輕女孩身上,同時混雜著新生代的悲觀與理想主義。整部小說在對話與文字游戲間閃耀著作者驚人的直覺與從不失手的驚喜感。
記憶或許能和解,但肉體留下的創傷卻在埃米琳·阿特伍德筆下顯得異常固執。在那部極具張力的情感編年史《真實的動物》中,敘述者露西在漫長十年的時光長河里,歷經了三段刻骨銘心卻又令人心碎的感情。在新英格蘭的大學歲月,男友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將她從海外遭受性侵后的深淵中拉出;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伴侶竟哄騙她在其面前與無數陌生男人發生關系;而在德克薩斯,她遇到了最愛的男人,卻最終因為無法克服巨大的創傷后應激障礙而失去了他。隨著這些戀情在書中鋪開,我們逐漸意識到,露西的苦難遠比她那看似平靜的童年記憶更為久遠,這種深刻的不安與絕望,早已刻入了生命的肌理,成為了無法掙脫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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