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76年7月20日，美國宇航局（NASA）的維京1號著陸器在火星上輕輕踩了一腳。那片名為克里斯平原的橙紅色荒原，迎來了史上第一個成功工作的人類探測器。全世界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火星上有生命嗎？幾十年后再回頭看，這個問號的威力遠超想象——它非但沒有被拉直，反而讓后續(xù)所有的火星表面任務結結實實地停了20年。一個看似簡單的探測實驗，究竟怎么就變成了懸在火星探索史上空的最大疑云？
故事要從維京任務的核心設計說起。維京1號和它的孿生兄弟維京2號（1976年9月3日降落在另一片區(qū)域）是第一批攜帶“生命探測實驗室”降落在火星的使者。每臺著陸器都配有三個獨立的實驗模塊，唯一的目的就是當場檢驗火星土壤里到底有沒有活的微生物。前兩個實驗——氣體交換實驗和熱解釋放實驗——結果很干脆：土壤的化學反應跟生命活動不沾邊，完全可以用無機過程解釋。這讓當時屏息以待的科學家們瞬間涼了半截。
但第三個實驗，叫標記釋放實驗（Labeled Release，簡稱LR），卻唱起了反調。它的思路很樸素：往火星土里滴點營養(yǎng)液，如果土里有微生物，它們就會像人吃了飯一樣“打嗝”，放出氣體。實驗員真的看到了氣體。而且不是一點半點，是一股穩(wěn)定的二氧化碳氣流從被潤濕的土壤中持續(xù)涌出來。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把土壤加熱到足以殺死所有微生物的溫度后，這股氣流就消失了。這一下，整個控制中心的氣氛變得微妙起來。
說人話就是：你往一杯土里加了點糖水，它咕嚕咕嚕開始冒泡；你把土放進微波爐轉了一圈再倒糖水，泡泡就停了。放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微生物學家都會跳起來喊“生命的痕跡”，但這是在火星。那個年代，人類對這顆紅色星球的化學環(huán)境幾乎一無所知。二氧化碳的產生完全可能來自某種連元素周期表都沒有的奇怪氧化反應，根本無需活物參與。于是，科學界當場分裂成了兩派。以實驗首席設計師吉爾伯特·萊文為代表的一派認為，這幾乎就是火星微生物代謝的鐵證；而絕大多數(shù)科學家則謹慎地站到了對面——他們說，火星太干燥、太受紫外線摧殘，土壤里可能存在某種強氧化劑，遇水就會激烈分解出氣體，跟生命毫無關系。
這場爭吵沒有贏家，卻留下了一個冰冷的后果。維京任務的科學團隊無法就“是否找到了生命”達成一致，而模糊的結論很難說服國會批出天價預算再干一票。再加上當時NASA正把大把鈔票轉向航天飛機計劃，火星表面探測被整體擱置。從1976年維京2號收工之后，整整二十年的時間里，再也沒有任何一臺探測器嘗試觸碰火星的土地——直到1997年7月，一個叫做“探路者”的小家伙打破沉默。
探路者號的出現(xiàn)本身就帶著一種“重啟”的決絕。它降落在距維京1號約850公里的同一片克里斯平原上，任務口號是“更快速、更好、更便宜”。它用一種瘋狂的安全氣囊彈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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