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挑戰，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的重要論斷，并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創造性地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為建構“普惠平衡、協調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發展格局”提供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如何在全球發展倡議的指導下切實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從而為百年變局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是包括傳播學在內的學科亟須回應的時代課題。

國際傳播學與發展的關系

一直以來，“發展”是國際傳播學的重要研究議題之一。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構成了國家之間交流傳播的最初動力，國際傳播理論從誕生之初便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交織。二戰以后，西方國家生產出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概念，以發展程度作為界定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關系的準則，將欠發達國家視為必須借助西方援助才得以發展的管理對象。在此背景下，國際傳播學開始進一步服務于將資本主義的發展成果從西方播撒到全球的戰略目標。

然而，這種源自西方傳播實踐的國際傳播學并沒有給世界帶來發展。全球范圍內依然存在嚴峻的發展赤字，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成效甚微，全球發展在質量與數量上均不夠充分，且存在空間不平衡的現象，國家間發展鴻溝不斷拉大。基于這樣的事實，西方語境中的國際傳播，本質上是一種通過維護西方中心主義下不平等的國際傳播秩序，為西方國家謀求利益的傳播實踐。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種國際傳播甚至會成為發展的障礙。西方國際傳播理論的基本內核是文明沖突論，其隱含的邏輯是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必然會因為爭奪有限資源而陷入對立與競爭，世界體系內部存在結構性的對抗與沖突。面對如今“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格局，西方國際傳播學在上述沖突范式的指導下，成為維護西方霸權，遏制其他國家發展的理論武器。

因此，構建面向發展，尤其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之發展的國際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迫在眉睫。這種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其問題意識應源自對西方價值體系與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的反思，指向的是一種在重新審視全球南方歷史、文化與實踐的價值基礎上，代表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知識生產。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傳播”為近代以來處于邊緣、半邊緣位置的國家或地區賦權，激活全球南方國家在發展與傳播問題上的主體性，建構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知識生產與傳播秩序，增進全球圍繞發展議題的平等對話，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共同發展。

反思發展傳播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大眾媒體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價值為研究旨趣的發展傳播學，成為國際傳播學重要的研究分支之一。然而，盡管同樣關注發展與傳播問題，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與發展傳播學在研究對象、價值取向、理論范式等方面仍存在著根本性差異。

丹尼爾·勒納1958年出版的《傳統社會的消逝》是發展傳播學的奠基之作，開創了發展傳播學的現代化范式。該范式將“發展”描繪為一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現代化過程。所謂“現代化”，事實上就是仿照已經在西歐和北美成功建立起來的體系，對傳統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進行改革的過程。具體來看，這一范式要求通過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向受眾傳播西方現代知識，從而對其思想觀念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產生影響。然而，這種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很快便遭到批評，發展傳播學者先后提出參與范式、帝國主義范式與全球化范式對其進行修正，分別強調受眾在發展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后發國家發展的結構性限制以及媒體與國際傳播的多中心化。

發展傳播學在學術脈系上嵌入了西方單一價值觀的現代化理論基因，對西方國家所代表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普適性盲目樂觀，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窄化為一種新技術或新知識從世界體系中心到邊緣的流動、擴散過程，折射出其西方中心主義的內核。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無論何種范式下的發展傳播理論，本質上都是一種被支配的、壓迫的力量。因為發展傳播學將西方國家的地方性知識看作具有價值的“科學”知識，拒絕深入討論不同地域、文化中內生出的其他現代化模式，使得西方式現代化成為全球南方國家謀求發展的唯一選擇。而西方式現代化的排他性及其自身的局限性，事實上使得照搬其發展道路的全球南方國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依附性發展、產業結構單一、社會貧富差距增大、生態環境惡化的系統性困境。

不同于發展傳播學，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是立足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全新范式。它以全球南方在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提煉全球南方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來構建發展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以突破當前發展領域中存在的以西方地方性現代化經驗為主要內容、以西方政治經濟霸權為維系目標的全球性知識體系霸權。這種范式轉換將國際傳播的學科意義，從認知層面的操控工具超拔為一種推動人類解放的知識生產。

具體來看，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首先需要在應然層面回答“何為發展”“何為現代化”的問題。一方面，尊重不同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認知差異，確保全球南方國家有權根據自身實際需求、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等因素，獨立自主地對發展的目標與路徑進行定義；另一方面，求同存異，探索最大公約數下的人類發展愿景，從而建立起既多元又統一的有關發展的自主知識體系。其次，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應當在實然層面研究“如何傳播全球南方的聲音”“如何提升全球南方在發展問題上的國際話語權”“如何培育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與國際傳播能力”等問題，致力于探索以國際傳播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的方法路徑，為全球南方國際傳播的具體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實踐

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本質上是一門關乎實踐的學問。這不僅僅是因為，發展研究對于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追尋，決定了其絕非一個純粹思辨的研究領域，而國際傳播學既脫胎于國際傳播實踐，又作用于國際傳播實踐，并且以傳播效果作為檢驗理論與知識的標準，亦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更是因為，在構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識體系的背景下，“實踐”成為全球南方國家跳出西方式現代化窠臼，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的唯一出路。因此，面對發展的國際傳播學，在認識論、方法論層面必須接受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哲學的指導。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開啟了現代哲學的實踐轉向。這種實踐哲學破除了存在的絕對性與先驗性，將其看作唯有在人的實踐活動中才得以顯現的存在概念。因此，它不再將追尋脫離時空的所謂絕對知識、絕對真理作為研究目標，轉而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實踐性知識，并將這種知識看作改變現實的能動因素。

在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哲學的指導下，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采用了實踐認識論，反對離開實踐討論思維的真理性，主張有關發展的知識必須在發展的實踐過程中獲得。在方法論層面上，面向發展的國際傳播學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實踐方法，主張在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實踐之中生產并檢驗有關發展與國際傳播學自主知識，并以這種實踐知識為指導，推動地方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國際傳播實踐，最終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實現全球南方國家因地制宜的現代化。從具體方法上來看，行動研究、參與式行動研究等實踐哲學指導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當得到重視。學者們應在參與發展的具體行動過程中進行反思與知識生產，并在知識的交流互鑒之中，不斷完善面對發展的國際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從而為全球南方建構更加公平、積極的國際傳播新秩序。

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娟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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