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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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看到一個短視頻，是許知遠采訪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陳平原說是“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
陳平原老師的話令人印象深刻，主要是一種“辯證”思維，將魯迅和胡適“辯證”地放在天平的兩邊。
因為短視頻太短，陳平原說這話的語境不是太清晰，我又翻看了一些資料，大概是陳老師想從二人身上各取其優點，然后綜合成“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
所謂“讀魯迅的書”，陳平原認為，魯迅的作品深刻犀利，對國民性、社會弊病有極其精準的“診斷”，文字能夠喚醒人們的良知，讓人不麻木。鑄劍復仇，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革命者。
所謂“走胡適的路”，陳平原認為，胡適性格平和，強調理性、包容，通過一點一滴的建設性來改變現實，在絕大多數歷史時機與現實條件下，個人力量有限，需要在妥協與斡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鸚鵡救火，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建設者。
相比于歷史上曾經的“三十年”，將魯迅高高捧起將胡適低低踩下，可謂是“天壤之別”，現在陳平原將魯迅和胡適并列偉大，無疑是進步的，問題是，這種“并列的偉大”并不是始于陳平原，而是二三十年前就有了，陳平原現在只不過是一種重復表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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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將胡適的地位排在魯迅之上，陳平原有關兩人“并列的偉大”就是做了一些“均勻化”的調和。
胡適偉大于魯迅，魯迅偉大于胡適，魯迅與胡適一樣偉大，三種觀點在眼下和未來將長期存在，爭論也就是不休的。
我以為，陳平原老師的觀點創新就是將二人“有機的辯證”，各取所長：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
可我的疑惑是：讀魯迅的書了，大概率就是走了魯迅的路，是難以走胡適的路，背后的邏輯是讀什么樣的思想資源，就有匹配的行動路線。反過來說，讀胡適的書，也是大概率走了胡適的路，是難以走魯迅的路。類似例子是，讀傳統的國學，是不容易走現代化的路的。
如果將胡適和魯迅的書都讀呢，大概情況是：讀胡適的書遠多于魯迅的書，就容易走胡適的路；讀魯迅的書遠多于胡適的書，就容易走魯迅的路。
再一個，陳平原說魯迅對國民性、社會弊病有極其精準的“診斷”，其實，胡適也能“診斷”的，只不過是兩人的藥方不同，一個是國民性批判，一個是制度建設。
甚至，有的問題胡適更能“診斷”，比方說1930年代胡適回答梁漱溟“中國最大的敵人是誰”時指出，“把什么都歸咎于帝國主義，那么張獻忠、洪秀全又歸咎于誰呢？鴉片故由外國引進，為何世界上長進民族不蒙其害呢？今日滿天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帝國主義強迫我們種的？日本同樣遭遇列強壓迫，為什么卻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強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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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我現在越來越多地對“辯證”思維持保留意見，包括對陳平原老師“辯證”胡適和魯迅。
我不是讀書人，對胡適和魯迅的文章都是皮毛式閱讀，盡管如此，給我的直觀感覺是，多讀胡適的書更能啟蒙讀者成為理性的公民。現代社會最稀缺的是理性公民。
關于胡適和魯迅的話題，我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不怎么懂，想到多少，就說多少，可能有欠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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