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萬人失蹤案：阿薩德高官歐洲落網，正義雖遲但到

十多年里，哈立德·哈拉比將軍一直以為自己已經逃脫。他曾擔任拉卡市秘密警察負責人，是巴沙爾·阿薩德強制體系的重要一環。2013年，他離開335部隊，轉而在歐洲過上低調生活。

他在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幫助下離開敘利亞；他曾作為雙重間諜為該機構工作。不久后，拉卡落入“伊斯蘭國”之手。哈拉比先到法國，庇護申請被拒，最終定居奧地利。多年來，他在歐洲各地往來，自信和許多阿薩德政權高官一樣，已經把戰爭拋在身后。

但到2024年底，這種有罪不罰的感覺被打破。奧地利當局以其在敘利亞犯下反人類罪為由將其逮捕。他是迄今在歐洲被捕的阿薩德政權級別最高的官員。近日，他首次被判刑，刑期8年。

哈拉比案是歐洲一項沉默推進十余年的努力中最新的進展之一。檢察官、律師、調查人員和敘利亞幸存者，借助普遍管轄原則，成功將一些應對政權暴行負責的人送上本國法庭。按照這一原則，酷刑、戰爭罪、反人類罪等最嚴重罪行，無論發生地在哪里，也無論受害者和被告國籍為何，都可以被追訴。

這項努力始于德國，隨后瑞典、法國、荷蘭以及近來的奧地利也加入進來。但相關案件仍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而且大多數針對的是“伊斯蘭國”和其他極端武裝組織成員。

目前，全球依據普遍管轄原則就敘利亞罪行啟動的70起程序中，有68起在歐洲。僅德國就有41起。其后包括瑞典8起、荷蘭5起、法國4起。比利時和英國等國也有調查中的案件，各有2起。瑞士和西班牙則已有被駁回的訴訟?？傮w來看，其中約16起涉及與阿薩德政權相關運作體系有關的人員。

波茨坦大學法學教授、國際刑法專家尤利婭·格內烏斯說：“我們正在看到，普遍管轄原則在敘利亞問題上的適用取得了重要進展。這場沖突表明，當國際路徑受阻時，國家法院啟動的程序可以成為追責的關鍵機制?！彼芯康聡蛿⒗麃唵栴}展開的相關程序。

歐洲各國檢方之間的信息交換，已成為這一司法模式最大的優勢之一。歐洲憲法與人權中心國際罪行項目主任安德烈亞斯·許勒概括說：“一個超越國際刑事法院的國際司法生態系統已經形成。”該中心在德國法庭上代理了許多敘利亞受害者和證人。除各國國內調查外，聯合國機制也加入其中，包括聯合國大會設立的“國際、公正和獨立機制”，負責收集和保存證據；歐洲司法協調機構歐洲司法合作組織也參與了協作。

不過，這種合作仍取決于各國本身的法律。許勒說：“這一模式可以為未來的調查提供范本，甚至可用于針對政權最高層領導人的案件，但前提是各國愿意真正投入?！惫劝阁w現了這些進展，同時也講述了另一面：在國際法庭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受害者經歷了漫長等待。

和哈拉比一樣，許多政權負責人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永遠不會站上法庭。2014年至2015年間，俄羅斯與另一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任何將敘利亞局勢提交國際刑事法院的嘗試。由于敘利亞并未簽署《羅馬規約》，國際刑事法院只有在安理會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才可能對戰爭期間在敘利亞犯下的罪行行使管轄權。如今，這一機構本身也受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攻擊——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曾表示，希望“拆解”這一機構。

此外，與其他沖突不同，“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為敘利亞設立特別法庭的意愿”。國際司法與問責委員會發言人內爾瑪·耶拉契奇這樣總結。她和該組織創始人此前曾參與為前南斯拉夫、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等沖突后設立的國際法庭收集證據。

多家組織記錄顯示，戰爭期間，至少有157000名平民死于親政府武裝之手。敘利亞人權網絡還估計，在巴沙爾·阿薩德統治下，約有177000人失蹤。這些數字使敘利亞成為本世紀國家暴力最致命的案例之一。

在這種僵局下，正是受害者自己開始搭建替代路徑。耶拉契奇回憶說：“敘利亞活動人士和人權組織曾出現大規模動員，在罪行仍在發生時，盡可能到任何可以尋求正義的地方去尋找機會。而那個地方，主要就是歐洲。”

有人在收集證據，另一些人則在尋找愿意傾聽這些材料的檢察官、律師和組織。目標是為將來的那一天做準備：當司法終于能夠觸及那些自以為不可觸碰的人時，案件已經準備就緒。

在柏林的一處難民營里，律師安瓦爾·布尼也懷著同樣的希望。2011年，他離開敘利亞；同年，他剛剛服滿5年刑期出獄，此前因長期為政治犯辯護而入獄?！罢嗬锏淖锓笍膩頉]有為任何事情承擔過責任。他們一直覺得自己受到保護，享有豁免。沒人相信正義會降臨到他們頭上。我相信?！彼诎亓纸邮芤曨l采訪時回憶說。67歲的他留著濃密的小胡子，聲音低沉，說話時常以微笑收尾。

2015年初，他住在一個難民接待中心時，偶然遇到一個自己認出來的人。那是安瓦爾·拉斯蘭上校，9年前正是此人下令逮捕了他。拉斯蘭曾負責阿薩德秘密警察251處，該機構掌管大馬士革的哈提卜拘押和酷刑中心。2012年叛逃后，他以另一個身份來到德國，在成千上萬敘利亞難民中，過著表面上匿名而平靜的生活。

兩人的人生充滿巧合。他們同名，都學過法律，也都因戰亂離開敘利亞。但幾十年來，他們站在同一段歷史的兩端：一個為政治犯辯護，另一個則管理著一座這些反對者遭受酷刑的監獄。

德國當局查明拉斯蘭真實身份后，兩人再次相遇，這一次是在法庭上。昔日秘密警察負責人坐上被告席，面臨反人類罪指控；曾遭追捕的律師則以證人身份出庭。

2022年1月，科布倫茨法院以反人類罪判處拉斯蘭終身監禁。法官認定，他在哈提卜監獄主導了一個實施身心酷刑的體系。在其指揮下，至少4000人曾在擁擠牢房中遭受酷刑，數十人因虐待和非人道羈押條件死亡。

布尼堅持說，自己從未尋求個人報復?！斑@不是為了我自己，”他說，“這是給受害者的信息：正義會到來，哪怕來得很晚。也是給罪犯的信息：他們找不到安全之地。無論過去多久，正義都會追到他們?！?/p>

科布倫茨審判成為國際司法的一個轉折點。布尼繼續奔走，參加歐洲反種族滅絕網絡與歐洲各國檢察官的會議?！拔腋嬖V他們：你們有能力改變歷史?！彼貞浾f。

“對我來說，那是我們的紐倫堡時刻?！蓖呶髂贰つ驴诉_德在柏林公寓陽臺上通過視頻連線說。穆克達德曾從哈提卜監獄中幸存下來。“我很高興，責任人正在一個尊重其人權的司法體系中接受審判，”他說，“我不尋求報復，我尋求正義。”

在被關押期間，穆克達德瘦了16公斤。他記得擁擠的牢房、少得可憐的食物配給——有些夜晚只有7顆橄欖和一小塊面包——也記得從隔壁房間傳來的酷刑聲?！叭绻皇悄阍谑苄?，你就在聽別人受刑。這是身體酷刑和心理折磨的結合?！彼f。

2020年，針對拉斯蘭上校的審判開始時，巴沙爾·阿薩德仍牢牢掌權。那是第一次有法院認定敘利亞政權犯下反人類罪，梳理出指揮鏈，并揭示出一個有組織的拘押、酷刑和強迫失蹤體系。

這一審判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德國有一套機制，允許相關準備工作持續近10年。自2011年起，德國聯邦檢察機關就針對敘利亞政權機構犯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啟動了結構性調查。這使得檢方得以在尚未鎖定具體嫌疑人之前，就開始收集證據、詢問證人并記錄犯罪模式。格內烏斯解釋說：“這一工具在敘利亞問題上尤其重要，因為保存證據始終極其困難?！?/p>

所有受訪專家還都提到德國一個決定性因素：數十萬敘利亞難民的到來。幸存者、證人，甚至一些前政權官員都在德國，這使調查在實際操作層面可行得多。

科布倫茨案樹立了一個重要先例，因為這是第一次有法院依照紐倫堡審判開啟的邏輯，將個人刑事責任明確歸于敘利亞強制體系中的高級官員。紐倫堡審判也正是現代國際刑法的基礎之一。

但更重要的一點在于，許勒指出：“與盧旺達、前南斯拉夫或利比里亞等案例不同，那些地方的國際機制都是在政權垮臺后不久才開始運轉；而在敘利亞，阿薩德仍在臺上時，這些程序就已經啟動了。”

自科布倫茨案后，針對敘利亞國家機器成員的其他程序也陸續展開，涉及情報人員、軍人，甚至一名醫生——阿拉·M.。他被控在霍姆斯一所軍醫院中對被拘押平民實施酷刑和虐待。

不過，代理哈拉比案18名受害者的律師塔蒂亞娜·烏爾達內塔·維特克回憶說，奧地利程序因諸多法律障礙而延宕。有關部門必須先解決酷刑罪在國內法中的承認問題，還要取得外交部報告，以證明這些行為不可能在敘利亞本國受審。

許多人正是把這種國家之間的差異，視為普遍管轄原則的主要限制。也參與敘利亞相關程序、并繪制全球國際調查地圖的“國際審判”組織執行主任菲利普·格蘭特說：“這些程序不會自發出現。必須有允許追訴此類罪行的立法，有專門處理國際罪行的機構，還要有檢察官具備調查數千公里之外案件的經驗?！彼a充說，德國具備這些條件，荷蘭、瑞典和法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