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種族滅絕通常如何結束？多數情況下，只有兩種結果：要么加害者達成目的，要么由軍事力量出手制止，并隨后追究責任。1904年，德意志帝國軍隊在當時的德屬西南非洲、也就是今天的納米比亞，發動了一場幾乎消滅赫雷羅人和納馬人的行動。手段包括將他們驅趕進沙漠致死、關押進強迫勞動營，以及直接實施大規模殺害。當時沒有人出手干預。
1915年，奧斯曼帝國要么直接殺害了大批它試圖從安納托利亞腹地清除的亞美尼亞人，要么通過強制遷徙和死亡行軍導致他們喪生。后來，外界曾作出一些無力的努力，試圖追究前奧斯曼國家領導人的責任，但很快就不了了之。直到今天，土耳其仍否認這場種族滅絕。
相反，正因為納粹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擊敗，其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以及其他大規模罪行，才得以在紐倫堡受到審判。其他同樣以加害者軍事失敗告終的種族滅絕——例如1979年的柬埔寨、1994年的盧旺達和1995年的波斯尼亞——最終也都迎來了某種形式的清算，盡管往往姍姍來遲，而且并不完整。因此，對所發生之事的否認也就不再可能。
而在那些“成功”的種族滅絕案例中，由于事發時無人追責，或事后也沒有問責機制，加害國反而繼續從其犯罪行為中獲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種族滅絕”這一概念被提出并寫入國際規范，原本就是為了防止這種有罪不罰、并從中獲利的局面延續下去。
如今，加沙發生的一切——以色列在哈馬斯于10月7日發動襲擊后展開軍事行動，并因此在國際法院被指控實施種族滅絕——似乎預示著這種罪行可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這意味著，若國際社會對種族滅絕行為的追責機制持續弱化，未來其他國家或領導人很可能因此受到負面激勵，認為此類極端政策不僅能夠逃脫應有懲罰，甚至可能在政治、領土或資源層面獲得實際收益。
而一旦這種“有罪不罰”的預期被固化，那些本應致力于預防、制止和懲戒種族滅絕罪行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其既有立場與制度權威也將遭到侵蝕，在客觀上相當于為類似罪行的重演開啟了默許之門，從而對戰后國際秩序中“永不重演”的根本承諾構成深層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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