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成就了美國崛起，也加劇了社會分裂

記者 吳靖

吳靖 | 文

1776年，當“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巨著《國富論》震撼問世之際，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發表《獨立宣言》，正式宣告獨立。這兩大歷史事件的同時發生或許并非巧合——一個新國家在誕生之初就與資本主義精神緊密相連。從那時起，美國的歷史軌跡便與經濟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密不可分。

在《美國四百年》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中，印度裔作者布·斯里尼瓦桑（Bhu Srinivasan）以獨特的移民視角和創業者身份，打破了傳統歷史敘述的窠臼，不再將美國故事簡單地描述為自由與民主的勝利征程，而是透過經濟棱鏡和企業家精神重新審視這個國家的演進歷程。他引領我們走進蒸汽機的轟鳴、鐵路的延伸、鋼鐵廠的熔爐和硅谷的芯片——正是這些真正塑造了現代美國。

《美國四百年：冒險、創新與財富塑造的歷史》

[美]布·斯里尼瓦桑 | 著

扈喜林 | 譯

理想國 | 海南出版社

2022年2月

這部橫跨400年的經濟史詩以獨到的視角重新解讀了美國如何從一片“富有而貧窮的土地”蛻變為全球經濟的霸主。書中提出，美國崛起的核心不在于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而在于其獨特的能力——不斷激發企業家精神，允許“創造性毀滅”的持續發生，盡管這一過程也帶來了財富分配不均的永恒困境。當我們站在全球化遭遇挑戰、科技創新重塑每一個行業的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或許能夠從中汲取關于未來發展的重要啟示。

企業家精神

本書有一個極引人注目的開篇：對“五月花號”的重新解讀。傳統敘事強調清教徒的宗教自由追求，而布·斯里尼瓦桑則揭示了一個被忽視的事實：這次航行本質上是一次高風險的投資行為。乘客們需要向倫敦的投資者籌集資金，并承諾在未來分享殖民地的收益。

這一視角的轉換，奠定了全書的核心論點——美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數代企業家創業、創新、冒險的歷史。沒有企業家精神，就沒有今天的美國。在此，作者創造性地將企業家定位為“制度穿透者”——而非傳統觀念中單純的風險承擔者或創新者——那些能夠識別并利用制度漏洞，通過創新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人。這種對企業家精神的重新定義，更深刻地揭示了美國經濟奇跡的根源。

在美國的早期歷史中，企業家精神一度以一種近乎野蠻的方式展現。伊利運河的修建堪稱經典案例。當紐約州政府決定修建這條連接哈德遜河與五大湖的人工水道時，批評者嘲笑這是愚行。然而，當運河正式建成后，運輸成本驟降90%，使得紐約迅速超越費城和波士頓，成為全美的商業中心。這一案例揭示了美國企業家精神的第一大特質：面對自然條件限制時的突破性思維。他們不滿足于接受地理環境的制約，而是敢于通過大規模工程改造自然，創造經濟價值。

棉花種植園主和軋棉機發明者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的故事則展示了另一個維度。作為一名發明家和機械工程師，惠特尼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1793年發明的軋棉機，它使得短纖維棉花的加工變得高效，這一技術創新讓棉花種植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進而深刻地改變了整個南方的經濟結構。對此，布?斯里尼瓦桑精辟地指出，這種創新將奴隸制經濟推向了新的高峰——技術進步的悖論在此初現端倪。美國企業家并不關心道德評判，他們只專注如何更高效地創造財富。

鐵路時代的到來將美國企業家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綽號“船長”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從渡船業務起家，最終建立起龐大的鐵路帝國，讓他成為美國史上第二大富豪（去世時他的財產占當時美國GDP的1/87，遠超后來的比爾·蓋茨）。他敢于削價競爭，甚至不懼與政府對抗。當紐約州立法機構試圖限制他的運營時，范德比爾特公然表示：“我不關注立法機構，我只關注憲法?！边@種挑戰權威的姿態成為美國企業家的典型特征。他們不相信既定的規則不可改變，而是習慣性地挑戰、規避或重寫規則。

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則將企業家精神提升到了系統化、科學化的層面。他不僅引進了貝塞麥煉鋼法，更重要的是創建了垂直整合的經營模式——控制從鐵礦到運輸再到鋼鐵廠的全產業鏈?？▋然幸痪涿裕骸霸诘统杀镜牡胤缴a，在價格高的地方銷售?！边@句看似簡單的話背后是一種系統性的成本控制思維，通過不斷降低生產成本來擴大市場份額，最終主導了整個鋼鐵行業。

本書極具洞察力的部分在于，布·斯里尼瓦桑指出美國企業家的成功不僅源于個人特質，更源于獨特的制度環境。美國擁有全球最低的創業門檻和最友好的創業生態——幾乎沒有行會制度的阻隔，公司注冊程序相對簡單，破產法相對寬容，失敗者可以東山再起，任何有想法和勇氣的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卡內基或洛克菲勒。

與此同時，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為企業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規模優勢。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廣闊領土，統一的語言和法律體系，以及逐漸完善的基礎設施，使得一個企業一旦在美國取得成功，就獲得了足以在全球競爭的規模。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T型車就是這種規模經濟的完美體現——通過標準化生產和平民化定價，福特將汽車完成了從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的華麗轉身。

當然，作者并未回避美國企業家精神中陰暗的一面。十九世紀末，“石油大王”約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創立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控制了全國90%的煉油能力，他通過秘密回扣、掠奪性定價等手段排擠競爭對手。這些“強盜貴族”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但也導致了極端的財富集中和社會不公。

這種巨大的矛盾始終伴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沒有約束的企業家精神可能導致壟斷，削弱競爭，最終窒息創新。這一深刻洞察對我們今天的反壟斷討論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財富的雙刃劍

如果說企業家精神是美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引擎，那么財富的創造與分配則是這部歷史中的核心矛盾。《美國四百年》以冷峻的筆觸展現了財富如何成為一把雙刃劍——既推動社會進步，又加劇社會分裂；既為創新提供資本，又可能導致制度的腐化；既創造空前的繁榮，又埋下毀滅的種子。

其中，最鮮明的特征便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為此，作者引用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1890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51%，而最底層的44%家庭僅擁有1%的財富。這種極端化程度甚至超過了今天的美國。

事實上，整個鍍金時代（約1870-1900年）是美國財富極端分化的經典時期。鐵路大亨、鋼鐵巨頭和石油寡頭積累了史無前例的財富。范德比爾特、卡內基、洛克菲勒等人的個人財富之和占據當時美國GDP的相當比例。與此同時，大多數工人生活在貧困線附近，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居住在擁擠骯臟的貧民窟中。

于是，一波波勞工抗爭運動此起彼伏——從1877年的鐵路大罷工到1886年的干草市場事件，再到1894年的普爾曼大罷工，種種事件反映了深層的社會矛盾。然而，這些抗爭往往以血腥鎮壓告終，私人武裝和聯邦軍隊多次介入平息罷工。作者敏銳地指出，政府在這種沖突中通常站在資本一邊，這種“資本優先”的政策取向成為美國政治經濟的結構性特征。

面對日益激烈的社會矛盾，一些企業家開始探索新的解決路徑。亨利·福特在1914年做出了一個震驚商業界的決定：將工廠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幾乎是行業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一舉措表面上看增加了成本，但福特發現，高工資吸引了最優秀的工人，大幅降低了培訓成本和離職率，反而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

更重要的是，高工資使得工人也能買得起他們生產的T型車——這使得工人也同時成為消費者。最終，福特為工人們支付的高工資又回流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這種洞見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機制：擴大消費群體對于維持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在晚年轉向大規模慈善事業（后者更是被稱為“美國慈善事業之父”），創造了現代慈善的新模式。洛克菲勒建立了芝加哥大學，卡內基捐贈了數千座公共圖書館，這些舉措為社會提供了公共產品。然而，作者并非簡單地贊揚這種“財富回歸社會”的行為，而是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是應該讓少數億萬富翁決定如何使用社會財富，還是應該通過公平的稅收和公共支出機制來實現財富的再分配？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明確答案。

財富積累不僅造成社會分裂，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和危機。作者詳細回顧了美國歷史上多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從1873年的鐵路泡沫破裂，到1907年的銀行擠兌，再到1929年的大蕭條，以及2008年的次貸危機。這些危機雖然各有具體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模式：在寬松信貸和樂觀預期的推動下，資產價格被推至極高水平；當預期逆轉時，恐慌性拋售導致崩潰；危機造成的經濟創傷往往需要數年甚至十年才能愈合。

布·斯里尼瓦桑對于大蕭條的敘述尤其引人深思。1920年代，美國經歷了“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繁榮，股市在投機熱潮中不斷創出新高。然而，農業部門在整個1920年代都處于蕭條狀態，收入分配不均問題日益嚴重。1929年10月股市崩盤后，銀行體系崩潰，工業生產下降近一半，失業率飆升至25%。胡佛政府堅持自由放任政策，拒絕大規模干預經濟，導致危機持續惡化。直到羅斯福上臺推行新政，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加強金融監管、實施公共工程計劃，經濟才開始緩慢復蘇。

對于當代人親歷的2008年金融危機，作者的分析則揭示了金融化過度帶來的危險。在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金融機構創造了復雜的證券化產品，將高風險貸款包裝成看似安全的投資品。當房地產泡沫破裂時，整個金融體系面臨崩潰風險。政府不得不動用巨額納稅人資金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

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評價充滿矛盾：救助避免了經濟大蕭條的重演，但也強化了“道德風險”——大金融機構預期未來會再次獲得救助，因此沒有動力控制風險。這個問題在今天的金融監管討論中依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

創造性毀滅

“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這一著名概念由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描述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根本性的動態過程：創新不斷地摧毀舊產業、舊模式，同時創造新產業、新機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授予了深化這一理論的三位經濟學家。《美國四百年》將這一概念貫穿于全書的分析框架中，展示了美國經濟如何通過不斷發生的“創造性毀滅”浪潮來實現持續的轉型與增長。

美國經濟的第一次大規?！皠撛煨詺纭卑l生在交通領域。十九世紀初，一系列運河的修建使水路運輸成本大幅下降，沿河城鎮繁榮發展。然而，運河時代很快就被鐵路時代所取代。鐵路不僅速度更快，而且不受河流走向限制，可以深入內陸地區。鐵路的興起使得許多曾經繁榮的運河城鎮衰落，但同時也催生了全新的大都市——芝加哥、亞特蘭大、堪薩斯城等城市憑借鐵路樞紐而迅速崛起。在此，創造性毀滅的殘酷性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展現：進步并非普惠，總有人成為變革的代價。

與此同時，電力的普及成為第二波“創造性毀滅”的典范。在愛迪生和特斯拉等人的推動下，電力開始取代蒸汽成為工廠的主要動力來源。這一轉變改變了工廠的設計和生產流程，使得分散化、小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電力照明延長了工作時間，催生了夜生活文化和娛樂產業。電力也解放了家庭主婦，使得家用電器逐漸普及。然而，水車制造廠、蠟燭制造商、馬車制造商等舊行業的工作者在這場變革中失去了生計。進步的車輪碾過時，不會因為有人被壓在下面而停留半步。

二十世紀最顯著的“創造性毀滅”案例莫過于汽車對馬車的替代。1900年，美國大約有2000萬匹馬用于交通和農業。到1920年，這一數字銳減。馬車的消失意味著一個龐大生態系統的終結：干草種植者、馬廄經營者、馬具制造商、馴馬師等職業的需求大幅下降。與此同時，汽車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加油站、汽車旅館、快餐店、郊區住宅開發等應運而生。對此，布·斯里尼瓦桑指出，當新技術取代舊技術時，那些依賴于舊技術謀生的人往往難以適應，他們的技能和經驗在新世界中變得一文不值。這是技術進步中一個令人不安但不可避免的現實。

到了二十世紀后期，信息技術革命掀起了新一輪“創造性毀滅”浪潮。大型計算機消滅了傳統的會計和計算工作，但催生了軟件開發、系統分析等新職業?；ヂ摼W的普及使得實體零售商面臨亞馬遜的激烈競爭，傳統媒體遭遇谷歌和臉書的沖擊。這一波變革的速度遠超以往，產業生命周期從幾十年縮短到幾年。

作者的一個發人深省的發現是：中等技能的工作最容易受到自動化的沖擊——銀行出納員、旅行社代理人、數據錄入員等需要一定技能但重復性高的工作正在消失。相比之下，低技能的服務工作（如家政、護理）和高技能的專業工作（如醫生、律師）反而相對安全。這種“空心化”現象導致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中等收入階層萎縮，社會不平等加劇。

面對創造性毀滅帶來的陣痛，美國社會采取了一系列緩沖措施。公共教育體系的普及是為了讓工人們掌握新技能；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是為了幫助那些在變革中失業的人度過難關；反壟斷法的實施是為了防止既有企業利用市場力量阻礙創新。然而，作者認為這些緩沖措施往往落后于變革的步伐。隨著技術進步加速，如何幫助勞動者適應持續的變化成為越來越緊迫的問題。

創造性毀滅不僅影響經濟，也深刻地重塑了美國社會結構。鐵路和電報使得全國性市場成為可能，導致了地區差異的縮小和地方文化的消退。汽車帶來了郊區化，改變了城市結構和家庭生活模式?；ヂ摼W則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社交互動和政治參與的方式。作者認為，美國經濟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對這種毀滅性創造的接受程度遠超其他國家。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變化，也更容易從變化中尋找機會。這種文化特質或許是美國經濟能夠持續創新的深層原因。

美國模式的困境與啟示

《美國四百年》以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結束：美國模式是否可復制？這個問題隱含的命題是，美國經濟崛起的核心要素——企業家精神、對創造性毀滅的容忍、靈活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在其他國家被移植和推廣？

從歷史經驗來看，其他國家試圖模仿美國模式的努力大多以失敗告終。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引進技術和資本來快速實現工業化，但大多數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難以突破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在布?斯里尼瓦桑看來，美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不在于表面的技術或資本，而在于一種深層的制度和文化特質：鼓勵冒險、容忍失敗、保護創新者、對挑戰者開放機會。這些特質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無法簡單地通過政策移植來實現。

對美國自身而言，歷史的啟示同樣復雜。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經濟增長放緩，不平等加劇，社會流動性下降，政治極化嚴重。作者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創造性毀滅”的動力正在減弱。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創業率持續下降，新企業形成的速度趕不上老企業消亡的速度。行業集中度上升，寡頭企業通過游說和監管捕獲來保護自己的市場地位。反壟斷執法趨于松弛，許多行業缺乏有效競爭。企業家精神不再像過去那樣得到充分釋放。

與此同時，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挑戰。制造業崗位流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使得美國中西部地區出現“鐵銹地帶”。這些地區的工人面臨結構性失業，他們的技能和經驗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變得不再值錢。2008年后興起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正是這些被全球化遺忘的群體的反彈。

少數科技巨頭攫取了數字經濟的大部分收益，而普通勞動者從技術進步中獲得的收益有限。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取代大量工作崗位，對就業市場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如何在保持開放的同時，幫助受到負面影響的人群，成為美國政治經濟的核心難題。作者呼吁，美國需要重新思考其社會契約，建立更加包容的增長模式，確保技術進步的紅利能夠更廣泛地分享。

對于未來的啟示，本書提供了一種平衡的視角。一方面，美國經濟的核心優勢——企業家精神和對創新的開放態度——仍然是應對未來挑戰的最大資產。另一方面，這種優勢需要不斷通過制度創新來維持和增強。加強反壟斷執法、改革教育體系、建立更強大的社會保障網、改革政治募資制度以減少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都是保持美國經濟活力的必要措施。

財富的雙刃劍效應不會消失，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仍將持續，但美國歷史的核心教訓并非避免變化，而是以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式管理變化。在此意義上，《美國四百年》不僅是一部關于美國經濟史的著作，更是一部關于現代社會如何應對永恒變革的啟示錄。

當我們站在新舊秩序交替、人工智能革命和全球氣候變化相互交織的時代關口，重新審視美國走過的400年歷程，我們或許能獲得一些有益的啟迪。經濟增長的本質從來不是平穩的線性積累，而是伴隨著痛苦的創造性毀滅的螺旋式上升。成功的關鍵不在于保護舊產業和舊工作，而在于不斷創造新機會，并幫助人們適應變化。

在一個變化成為唯一常態的世界里，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它的自然資源或現有技術，而是它的人民適應、學習和創新的能力。這或許是《美國四百年》給予我們最珍貴的啟示。